日本泰山研究的经典之作——泽田瑞穗《中国泰山》述评

郭玲玲

（山东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泽田瑞穗（1912—2002），日本四国岛高知县人，号清观道人、风陵道人，日本近现代汉学研究名家。其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俗文学、曲艺作品，尤其在宝卷研究方面，泽田瑞穗所藏宝卷种类、版本及其研究内容，成绩瞩目。泽田瑞穗自1974年起，一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讲授中国文学，1989年退休后将毕生所藏书籍捐赠给早稻田大学，取名“风陵文库”，现置于该校中央图书馆地下一楼。

泽田研究涉及中国民间信仰，包括佛教地狱、神灵鬼怪等，泰山信仰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1969年泽田瑞穗发表论文《泰山香税考》［1］；1982年又将有关泰山研究的成果整合为专著《中国泰山》。此书为20世纪日本泰山研究的经典之作，值得作一介绍。

一、中国学界对泽田瑞穗的关注

根据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撰的《泽田瑞穗博士著作系年目录》［2］，共收录著作13部，编译作品7 部，其余研究论文、书评、随笔、解说等近200 篇。概览其著作、论文可发现泽田瑞穗关于中国俗文学，特别是宝卷的研究时间较早，成果丰富。宝卷源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说唱文学，泽田最初定义其为“唱导文学”，［3］主要指唐五代的变文及讲经文杂揉摩尼教的经典，同时吸收唐宋词曲、民间曲调而形成的民间演唱文学文本。［4］宝卷大致产生于宋元时期，明清以来流行于甘肃、青海、山西、江苏等地，主要功能为祈福禳灾。［5］宝卷由于其俗文学性质，最初并未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文本由于战乱等原因散落世界各地。日本作为搜集研究中国宝卷最多的国家，所藏中国宝卷200种，其中泽田瑞穗藏宝卷139种，版本达190多个。［6］车锡伦（2001）［7］、苗怀明（2015）［8］、陈安梅（2016）［9］等中国宝卷研究学者都关注到泽田瑞穗的研究成果，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外，杨慧（2017）［10］从考察《风陵文库目录》入手，指出其在中国收藏曲艺文献资料受时代、个人研究方向的影响，相对于版本，比较注重文献的实用与博通，内容方面注重收集有关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崇拜、小说与说唱等俗文学文艺资料。

从《泽田瑞穗博士著作系年目录》来看，泽田自研究初期便开始关注中国释道信仰状况及相关文学作品。关于泰山信仰的研究，应始于1962年左右，［11］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狱、神鬼、魂魄回归等主题的研究论文。其中，《泰山香税考》《神女送子のこと》［12］两篇论文与泰山信仰联系紧密。而《中国泰山》一书则是其历时多年、横跨泰山信仰多方面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泽田瑞穗泰山信仰的相关研究，泰山文化研究学者周郢指出其《泰山香税考》一文中关涉“扫殿”制度的考证研究具有独创性。［13］关于《中国泰山》一书，仅蒋明超提到书中所写1941年登泰山所见场景，［14］除此之外国内学界至今未有深入讨论研究。

二、中国泰山——封禅之山、灵魂之山、生育之山

《中国泰山》由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宗玄作序，泽田瑞穗分五章论述泰山信仰的前世今生，最后由日本汉学家洼德忠进行归纳总结中国山川及其信仰。主要执笔者泽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流畅的脉络梳理，向日本读者娓娓讲述泰山信仰亘古至今的发展变迁。

泽田以自己坐飞机俯瞰泰山的经历作为本书的开篇。开篇视点放在了泰山上空，泰山的形象若隐若现，让人充满想象。接下来，作者提出三个泰山今昔的对比事例来让读者的想象更加立体。第一便是古人登泰山梦想羽化成仙、长生不死，而现今虽无法永生，但已经可以乘飞机从上空俯瞰泰山；第二，以前登泰山需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艰难攀登，仪式感强烈，而今索道建设让泰山从信仰之山变成了旅游之山，身体力行的仪式感有减弱趋势；第三便是古时信仰笃诚兴盛，到了近现代，由于各种战争内乱，泰山古迹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

泽田把以上泰山今昔三大对比，仅作为自己游历泰山的个人感想，著此书之目的并非像一般的游览手册，移步换景来解说泰山，而是根据泰山信仰的特色来分类说明。对于自己分类的依据，其引用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论点：“泰山治鬼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汉书》《史记》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日知录》第30卷《泰山治鬼》）泽田赞同顾炎武关于泰山信仰中仙论（战国末期以降，燕齐地区的方士们宣扬长生不老的神仙传说，后与泰山祭祀、封禅相结合）、鬼论（汉末开始，泰山信仰与传入的佛教思想融合，兴起灵魂冥府说）的观点，但指出在此之后，另有一类信仰论兴起，即以泰山女神赐子为代表的人论，或称为生论。这一趋势在近代颇为盛行，一度压倒仙论、鬼论。据此，泽田将自己的论说分为三大部分进行阐述论证。

1.封禅之山：关于泰山名称的由来，泽田引用《尚书》《论语》《周礼》《诗经》《山海经》等书中与泰山相关的记述，指出泰山之名形成年代虽不明确，但整座山以大地为根，不可动摇，与“泰”字的含义相符合，不难理解。但是泰山所包含的东方圣山、生生不息等含义，有可能来自周易“地天泰”之卦——小往大来，吉享，而《象辞》中也有“天地交感，万物相通”“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类的说辞。在这些记载中“泰”包含着生生不息的发展、万事亨通的生命力作用等意义。因此五行之说中，东方掌管生长发育，而泰山在地理位置中正好处于东方，所以泽田认为泰山的信仰含义有可能是周易中“泰”义的延伸。

关于泰山封禅的历史，泽田首先考察了秦汉之前的文献资料，其中鲁国在泰山有旅祭（《论语·八》），齐国在泰山的祭祀有主从之分（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礼记》礼器），此外在泰山还有称为“祡”的祭祀礼仪（《尚书·舜典》）。由于这些都是属于山东中部地区的国家祭祀，所以泽田认为最终使泰山超越齐鲁、成为天下灵山的，是秦汉之际宗教思想界泛滥的神仙说，以致皇帝都热衷于泰山的封禅祭祀。通过《史记》封禅书记载，泽田对秦汉时期的封禅进行了评论，认为依托管仲对齐桓公所讲的古代封禅说并不是史实，只是为了给封禅找到了上代的权威。

泽田特别关注到秦始皇、汉武帝在封禅中秘藏物品的记载。在其看来，为了国家昌盛万民安宁的封禅祭祀，应是可昭告天下，而秘藏封禅的物品，则有私心嫌疑。结合秦汉时期方士巫术的流行，泽田推断秦汉两朝皇帝进行的均是公私两种不同目的的封禅祭祀典礼。在此之后的皇帝封禅，其认为只有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三位帝王所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禅，乃是作为国家的公开典礼来进行，没有包含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私事行为。

2.灵魂之山：关于泰山的信仰文化起源，泽田先是通过《山海经》中关于灵山的记载，推断在古代高山是离天最近的处所，而巫师们则可以通过高山来通达天界，用不老之药使死者还魂复生。加之秦汉封禅泰山带有皇帝祈求延年益寿的私人内容，所以泰山被附加了维持、延续生命的意义。其后，泽田援引汉献帝时期任泰山郡太守的应劭在《风俗通义》第二《封泰山禅梁父》中的记载，认为汉武帝之后百余年，即后汉末期，泰山信仰文化中出现新的民间传说内容。应劭书中讲到，后汉末期，岱宗上有金箧玉策，上有数字，能知人年寿长短。金箧玉策应是汉武帝封禅所藏隐秘之物，但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流传到民间，演变成刻有年岁、可占卜寿命的神奇之物。尽管应劭也对这些传闻进行激烈反驳，但是知人寿命的泰山信仰还是通过民间传说保留了下来。

应劭之后百余年，晋代张华写有《博物志》一书，记载泰山为天地之孙，主召魂魄。如此一来，泰山从古时掌管生命、知命数的现世之山，转变成为掌管人死后灵魂之山。泽田认为这种由生到死的转变，虽然有着根本的区别，但都是基于人对生命延续的渴望而形成的。正是因为爱生惧死，这才引发出对死后灵魂所归之处的想象。根据《博物志》《后汉书》等资料，泽田推断魏晋时代，关于泰山的民间信仰大抵就到了“死亡之山”这个阶段。由于泰山是天孙所居之处，所以人死后的魂灵并不是自发来到这里，而是由于统治者天孙的召唤。由此，泰山府君、东岳大帝等形象的出现就更显得顺理成章。因为天孙身份地位高贵，无法直接与鬼魂产生联系，泽田推测是民众把泰山的地方官，即汉代的府君亦称太守转接到传说故事中，称为泰山君、泰山府君等。灵魂被召唤的理由大约是罪过或冤屈，因此有了审判之类的泰山主簿、泰山录事、泰山伍伯等人物。因掌管人死后之灵魂世界，使得泰山又与地狱产生关联。另外，这些内容虽然在晋唐说话类文献中多有出现，但是泰山府君的概念还未完全展开，后来东岳大帝横空出世，而且被赋予更大权威。

泽田认为泰山的神灵岳神应与泰山府君是一身同体，每有封禅等国家大典，岳神权威就会被加重。加之岱庙天贶殿内的宋时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宋人随笔《道山清话》的逸闻记载，泽田指出，在宋代出现了现世和神灵界最高权威的对应——认为东岳帝即是现实中皇帝（宋仁宗）驾崩后的变身。自此，东岳神权威愈来愈高，唐玄宗封禅的时候称为天齐王，宋真宗封禅后称为仁圣天齐王，后来改封天齐仁圣帝，到了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时被加号为天齐大生仁圣帝。而民间的岳庙、天齐庙等泰山信仰也呈现繁荣。这与后述上村幸次所考察元曲中的泰山神信仰，以及《水浒传》中多处写到岳庙烧香祈愿（第二回王进、第七回林冲携妻子等）都能说明在唐宋元时期，泰山信仰中的东岳大帝崇拜传播广泛。

虽然有了东岳大帝，但是泰山信仰中关于人寿命的传说依旧没有停滞消失。泽田考指出，泰山府君的职能在东岳大帝时期转嫁到了东岳判官及其禄命簿之上。一有寿命将至之人，就会大帝之名召唤至阴曹地府，这就是“召唤魂魄”。虽然寿命是既定的，但根据此人生前的善恶功过，大帝进行判断酌情处理，也有缓期几年再执行而延长寿命的人。这样一来，泰山信仰活动中又增加请命、借寿、舍身等内容。据其考察，此类风俗在宋时就已出现，之后更为流行。其中舍身跳崖——用自己的生命代替亲人死去，泽田把此类行为与宗教求道舍身相类比，认为是超越理性的，且极端激烈。

3.生育之山：泰山封禅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宋真宗，在泽田看来，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封禅公演促成了泰山信仰的第二次转机，即由掌管死之山成为生育之山。

首先，泽田例举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0、明代王圻《稗史汇编》卷133来重现宋真宗登泰山封禅遇石女神像的故事。女性神灵崇拜自古就有，在东岳大帝信仰盛行时期，出现的女神就被赋予了圣帝之女的身份。

由于人的寿命有限，即使泰山信仰中有知天命、借寿等内容，生死依然无法逆转。所以，泽田认为，古代帝王们既有祈求延年益寿的想法，也以另一种方式——继承帝统、繁荣同姓来延续生命。因此，上至皇亲贵戚，下到黎民百姓，繁衍子孙的生育诉求一直持续不断。而泰山女神的出现使得这一诉求得到回应。泽田通过例举明代谢在杭《五杂俎》卷4中的记载指出，宋真宗之后，泰山信仰由男性神灵东岳大帝，开始逆转为女性碧霞玄（元）君。明清时代，各地兴建玄君庙、娘娘庙，也多由于对生育的祈愿，而且碧霞玄君信仰也激发了类似《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明末北京董氏喜舍刊行）等宗教文学作品的产生。

泽田还关注到由于信仰的广泛流传，碧霞玄君之外出现分工明确的诸女神、娘娘，她们的职能涵盖赐子、出生、平安、祛病等几乎所有普通民众诉求的内容。另外，泰山信仰的广为传播，使得来泰山进香参拜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带来了相关组织制度和经济方面的改变。组织方面出现了香会，一直延绵至今；而制度方面则是出现官方对泰山参拜人群的征税——香税。

关于信众们对泰山各处的财物捐献，泽田认为由国家向进山的香客们征收进山费、参拜费等强制性香税制度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制度正式始于明中期的正德十一年（1516），乾隆帝即位后的雍正十三年（1735）及第二年的乾隆元年（1736），香税征收被敕命禁止。香税制度也是泽田泰山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成果《泰山香税考》从五方面对泰山香税制度进行了论述：①以査志隆编《岱史》为依据考察泰山香税制度的五项内容，即征税官员定员人数、任期、香税银征收规定、进奉物品处分规定、香税分配规定。②依据《岱史》《明史》《明实录》等资料，考察正式设立泰山香税的背景，推断设立时间为明代正德朝。③援引《泰山志》、宋代洪迈著《夷坚志》等资料，考察香税制度设立之前，泰山玄君庙的混施习俗，即信者所奉纳之金钱物品，由朝廷定期派官员监督收缴国库。④考证明代《寒夜录》《山左笔谈》《五杂俎》等资料，梳理明末清初泰山进香状况及香税征收内幕。⑤据《清实录》《听雨丛谈》等文献，推定香税制度恶评不断，于清乾隆时期被正式废除，保留例行的官方扫殿活动，即在四月十三日泰山香会之后，藩司官员与泰安县令一起登山检查奉纳钱物。

三、泰山信仰与日本民俗活动的比较考察

为加深日本读者对泰山信仰文化的理解，泽田在《中国泰山》中多次例举日本相类似的民俗活动来进行解释说明。这种比较考察是民俗文化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同时二者对照解释能够成立，亦能说明中日文化关联的紧密性。

1.泰山轿子与日本驾笼：序章中，泽田写到自己登泰山的体验和感受，特别提到泰山的轿夫。日本有类似的轿子，叫做驾笼。驾笼由两名轿夫前后相抬，箱体在下方垂挂，类似于扁担抬重物。

2.太山与日本大山等名称：讲到泰山曾用的名称“太山”，泽田认为这不是一个专属名称，而是像日本形容某个地方有特别信仰的深山，多用大山、伯耆山、大峯山等名称。所以泰山名称的变迁过程有可能是从“太”到“泰”，再到“岱”。

3.山岳祭祀规格与日本神社币礼规格：泽田通过考察《山海经》，发现在《中山经》中已出现“嶽、诸嶽”，此后国家对山岳的祭祀典礼也逐渐有了规格。这样的规格划分，泽田用日本神社的币礼存在差异情况来进行对比。日本神社分为官币（太政官祭祀）和国币（地方官祭祀）。这与泰山作为国山、五岳独尊的地位相似。

4.泰山与日本高千穗峰：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一书中记载：“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地之孙也。主召魂魄。东方乃万物之始，知人生命之长短。”这里赋予泰山新的信仰含义——召唤魂魄，知寿命长短。由于天帝是天界主宰，所以派天孙降临人界，统领泰山。中日两国的民俗界都有类似说法，所以泽田指出天孙降临的泰山相当于日本天孙降临的高千穗峰。

5.泰山舍身崖与日本自杀名所：泰山山顶日观峰南有悬崖峭壁，曾为投身崖（《岱史》《泰山道里记》）。民众多为孝行、祈求来世幸福而跳崖自杀，西岳华山也有舍身崖。关于投崖传说和自杀场所，泽田用日本的自杀名所——阿苏山、三原山火山口、日光华严瀑布、热海锦浦来进行对比说明，使读者的理解更为形象。

6.泰山石女神与日本石神井传说：宋真宗封禅后，于池边洗手遇石人浮出水面，封为天仙玉女碧霞玄君（明王圻《稗史汇编》）。泽田认为本该沉入池底的石人却浮出水面，这应该是所谓漂浮石神的奇异现象，这与日本的石神井传说（东京练马区）相似。

7.泰山香会与日本“讲”：泰山由于历史悠久的信仰传承使得信众分布广泛，因此参拜者众多，形成了“香会”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泽田在介绍泰山香会组织时，用日本文化中的各类“讲”（伊势讲、富士讲、御岳讲）进行类比。“讲”原是研究佛教经典的集团名称，在日本的神道信仰活动中，特指代某个同一信仰集团的组织。例如“伊势讲”就是参拜日本最古老神圣的伊势神宫在各地所形成的参拜者团体。日本的伊势讲等组织和基于泰山信仰所形成的香会组织一样，有讲元、先达等领头人、组织者，香会则称其为香头；这类团体有各自的会旗、名称。这些组织在社会发展变化中受到了社会生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某个村落或是经济共同体——商会等，都可以成为信仰文化中的小集团组织。［15］

8.中国庙会与日本的缘日、御开帐：包括泰山信仰文化在内，中国古时各处庙宇在开展祭祀活动的同时，也成为大众娱乐、物资流通的繁盛场所，所以称为庙会、庙市。泽田把日本的缘日（神社、寺院等庆祝神灵诞生日等吉日）、御开帐（佛教寺院展示放置本尊等佛像的佛堂、橱子等的活动）进行了对比说明，让读者对泰山庙会的日期与内容、繁盛状况等都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

四、泽田泰山信仰研究的独特视点

泽田在《中国泰山》一书中，也引用日本学者对泰山信仰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内容，例如马场春吉《泰山山神》（日本《外交时报》798号，1938年）提到承载泰山信仰的遗迹、塑像、壁画等建筑物事，却在战时激进的破旧立新中被损坏。对此泽田感慨泰山的信仰文化也在应时而变；栗原朋信《秦汉史研究》（1960）则考察了《史记》李斯传中所载秦二世皇帝胡亥的伪诏，探究秦始皇封禅目的包含私人的延年益寿，对此泽田持肯定意见。

除了引用学者观点来充实佐证自己的论述外，泽田也根据文献资料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视点，使得《中国泰山》一书增加了独创性和趣味性。

如民间传说中，东岳大帝有五子（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其中三子在五代后唐时被封为威权大将军，宋时被封为炳灵侯；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六月，其余四子第一次受封，长子封祐灵侯，次子封惠灵侯，四子封静鉴大师，五子封宣灵侯。东岳大帝是道教信仰中的神灵，但其第四子却被封为大师，属于佛教尊称。泽田指出，作为道教神之子，却受到大师封号，这种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宗教关系值得探讨。

又如关于泰山石女神出现的相关说法，泽田特别关注到宋真宗登山封禅时出现的石像成为碧霞玄君的故事。他认为这个事情与实际存在的皇帝有关，与其他山岳或是民间传说中的牵强附会不同，即使看似滑稽荒唐，因为有真宗、王钦若等真实人物姓名出现，所以从民俗信仰方面来看可信性较强，值得关注。泽田把故事中的几个要素进行提取整理，最后推断这段看似神奇的故事传说应是提前准备好的一场戏。泽田大胆推测，此情节的设计出演应是负责封禅仪礼准备并执行的王钦若或是其部下。王钦若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受命总理宋朝道藏《宝文统录》的编撰，所以他与道教、道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为了迎合喜爱道教的真宗之意，设计准备了这一场奇迹“演出”。而后重新建玉女像，也是为了奉祀本尊而事先安排好的情节。这一推断可看出泽田作为一个研究者，其洞察力极为敏锐。从参与者为真实历史记载的宰相王钦若入手，考察其生平和交往情况，论证合理，推断大胆谨慎。

泽田还结合性别理论和宗教学理论来解析碧霞信仰，如考察碧霞祠时，推测那座卧于床榻之元君像所展示的是仙界与人世相仿的性爱关系：“想来，那供玄（元）君休憩的寝殿只是个幌子，其实意则在玄君每夜迎接天神，怀上孩子，故产生元君能向人间送子的信仰，此为真意所在。那特殊的女神仰卧像的设置，不正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吗？”［16］周郢在《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一文中特别引述了其这一独到之见，认为是发覆女神信仰底蕴之论［17］。

对于泰山封禅绝迹的原因，泽田也做出自己的解释：宋真宗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未有泰山封禅活动，其原因首先在于元、清两朝的统治者均非汉民族，他们虽然努力在摄取学习汉文化，但同时也在坚守本民族固有的传统，防止自己的文化被弱化。例如乾隆皇帝频繁巡行天下、参拜岱庙，但是没有举行正式的封禅仪式。明朝时期，太祖洪武帝把东岳天齐仁圣帝封号简化，定为“东岳泰山之神”，不再使用祭祀的繁文缛节；明武宗虽就亲祀泰山一事咨询礼部，但被以泰山乃诸侯主祭，非天子亲祀为由而谏止（《续文献通考》卷79）。泽田推断礼部等众臣应该是顾忌像武宗这样放纵享乐的皇帝，若是半玩半封禅的话实在有失体统。虽然皇帝不再进行封禅活动，但是泰山信仰中的东岳大帝、碧霞玄君等信仰都已远播各地，东岳庙、天齐庙、东岳行宫、娘娘庙等兴盛让泰山信仰持久不衰。泽田由于战时在北京地区生活过，所以他指出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昌平灵感宫等信众较多，后来祭祀活动发展为庙会、庙市，成为民众娱乐、经济贸易活动的聚居地。

《中国泰山》一书尽管是以道教信仰为中轴线进行梳理论述，但在终章《泰山的地方信仰》中，泽田指出泰山信仰的性格与其他山岳信仰有相同之处，例如神灵、魂魄等道教、佛教色彩浓郁。但是泰山信仰的特征——祭天、延寿、禄命、灵魂、冥府、生育——都是随着时代推进而不断变化发展。尤其在宋以后，泰山信仰中出现祈祷生育的内容，这一点符合中国庶民百姓的现实主义思想，与古代国君封禅祭天、延寿长命的思想有相同之处。泽田认为恰恰是这一现实主义思想的加入，使得泰山信仰文化能够繁衍传承至今。而这一点，也不是哪座山岳都有，所以承载民众现实主义诉求的泰山，在宋以后地位愈加显要。

同时，泽田还从道教的概念模糊性方面指出泰山信仰的独特性。泰山信仰历史悠久，与儒释道三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因此，泰山并不能称为道教之山，泰山信仰中所蕴含的道教也没有出现“泰山道”这样一个教派。同样，也没有从这座山上出来一位在教史上杰出的道士，振兴新教风，培养师门弟子，留下著述。泽田认为在这一点上，泰山与江南的茅山（茅山道）、江西的龙虎山（天师道）、湖北武当山（武当道）相比，性格迥异。

对于泰山信仰性格的变迁研究，日本学者宫川尚志、上村幸次等都有涉及。宫川尚志在论文《晉の太山、竺僧朗の事蹟》［18］中，对竺僧朗在泰山地区的佛教活动进行了考证，尤其特别考察了竺僧朗与泰山地区的隐士、五胡十六国君主的交往，指出当时泰山地区的佛教活动兴盛，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传播的中心。而上村幸次《元曲に見ゆる二郎神と泰山の神に就て》［19］一文着重考察《元曲选》中《小张屠焚儿救母》《相国寺公孙合汗衫》两出剧目，指出元曲中泰山神的出现是宋朝泰山信仰达到繁盛的文学表现。但是二者的讨论仅限于竺僧朗或是单篇剧目，没有对泰山信仰进行历时性梳理和中日对比研究。因此，在泰山信仰的性格和变迁研究方面，泽田所论较为全面，且把握较为准确。

作为日本首部系统研究泰山文化的专著，泽田瑞穗《中国泰山》在学术上具有独特价值。泽田在总结归纳泰山信仰的性格特征及其变迁时，屡次感叹泰山往昔的信仰文化繁盛状况在当下几近消亡，仅成了单纯的旅游胜地，特别是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更使得泰山的祈子信仰受到冲击。这一点上，泽田忽略了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即泰山信仰的本质是生命之延续，大到国家、集团，小到家族、个人，这是人世间所长存不息的现实主义思想。因此，现如今的泰山信仰，依旧包含着民众对生命长久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天接踵而至的游客，除了瞻仰泰山五岳独尊的巍峨雄伟，更有潜藏于心的崇拜与祈求。所以，泰山信仰在现如今的社会中，并没有像泽田所预料的那样，香火凋零，信仰文化中的生与死等被遗忘。从学术界对泰山信仰文化的关注，到周边民众、香会组织等不远千万里来进香参拜，现在的泰山信仰依旧是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当日泽田研究中所未料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