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泰山周边乡村——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泰安涝洼村调查为例

杨 阳

（山东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底攻陷泰安，在泰山地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残酷统治。为了加强对占领地的控制，1939年日伪委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对泰城南郊的涝洼村（现称老王府村）的农业概况作了详细记录调查，并于翌年出版了《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泰安县第一区下西隅乡涝洼庄》一书。做为日本最大企业的满铁，自1906年11月成立至二战结束前，一直扮演着奉行日本国家旨意、为日本政府效劳的“国策会社”的角色。公司旗下的满铁调查机关，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广泛调查长达四十余年，为日军侵华提供了大量情报信息，同时为日本在东北、华北占领区的经济决策的制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涝洼村的农业调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1939年10月10日至11月3日，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在涝洼村开展了为期二十五天的调查。调查人员有五人，分别是竹中一、春原孝平、大角发郎、关口保和韩涛，报告执笔者为竹中一和春原孝平。”［1］该报告是“农村概况调查”的第二次调查活动，“农村概况调查”旨在获取关于中国北方农业地域类型和耕地条件的一手资料。该调查报告由县概况和部落概况两部分组成。泰安县概况调查由七章构成，分别是自然条件、面积及户数、历史沿革及行政、交通及通信、产业、金融、其他。涝洼村落的调查由十八章构成，内容包括自然条件、历史沿革和行政、户数、土地、灌溉、牲畜、农作物种植等。其书内容详实细致，是了解抗战时泰安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一、抗战前后泰安城乡的时代印记

据调查者记载，自岱庙至泰安站一带都属泰安县城，调查时人口约4万。泰安县城北仰泰山，山清水秀。因产业不景气，故县城古色古香，缺乏进取之锐气。“各官衙集中在县城内，有泰安县公署、统税稽证所、泰安承审处、新民教育馆、泰安商务会、新民会指导部等。还有多个宗教团体，如万国红十字社泰安支部、红十字会、孔学会、道教会、基督教会等”。［1］

1938年1月1日，日军一进入泰安县城，就着手筹备伪组织，两日后治安维持会成立。随后陆续在县内重要地点驻扎士兵、建立警备队。警备队在日军指导下，进行严格训练，并数次参与军事行动。在1939年调查时，由抗日武装引起的铁路事故已不多见，开往济南、大汶口以及肥城的客运汽车尚能保持安全运行，集团性的抗日力量已暂时减弱。所以调查者妄称：“全盘看来，县内状况良好，逃亡民众也陆续回来，相信经济活动会逐渐呈现活跃状态，农村也会稳步发展。”［1］事实上由于泰安地形山地居多，适合隐匿，此时泰山一带抗日斗争正暗潮涌动。津浦铁路两侧分成泰山、泰西2个抗日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武装八路军部队的支持下，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渐建立。［2］调查者从田赋征收的比例来推断，截至1938年底日军控制了大约52%的面积，可见有48%左右的面积仍在抗日武装控制下。

金融业方面，据调查者记载，泰安县内的金融机构有23家信用合作社和5家钱庄，没有银行。信用合作社分别是：任家庄、中夏村、东夏村、宁家庄、滩清湾、北汎庄、东城庄、三娘庙、张家店、黄家庄、张山头、夏张镇、张家庄、邱家店、栗林庄、赵庄、许家埠、西河园、北望庄、王士厂、居岭庄、东向镇、明家新村。钱庄分别是：天泰、震东、久大成、谦孚、裕大。但是由于社会不安定、经济不景气，金融业界呈现低落态势。

泰安县城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等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因泰安主产小麦，所以面粉工业非常发达。县内面粉工厂有两家，年产大约15万袋，动力主要依靠畜力，仅在仁德制粉工厂有一台非常简单的石油发动机。伴随着1929年平民织布工厂的出现，经营传统土布的织布产业日益兴隆。但由于县内没有棉花种植，所以原料全部来源于济南等县外地区。泰安城内有一家火力发电公司，名为泰安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5年1月15日，专供电灯用电。除以上产业外，其他还有织席、编织筐、竹制品、制纸等手工业。

调查者从铁路和公路两方面调查了泰安县城的交通状况。铁路方面，津浦线在县内设有界首、安、东北堡、大汶口四站。其中泰安站运输了大量旅客、货物，是济南以南的重要车站。公路方面，泰安县的公路分为省道、县道、镇道和村道。从1938年11月起营运的客运线路有三条：济南至泰安（省道，72千米）、泰安至大汶口（县道，32千米）以及泰安至肥城（县道，36千米），经营公司是华北交通汽车公司。调查时泰安途经莱芜开往博山的线路在计划中，预计1939年年内通行。货运汽车由上述公司和某独资公司运行，由于担心治安问题，运营路线仅限于上述客运线路和其他的预定线路。

对于泰安教育，调查者记称县城内唯一的中学是私立中学华英中学（应为萃英中学），因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全体师生撤走，调查时仍处于停课状态。县立小学校有9所，有4所停课，5所还在上课的学校有：“县城内的两所县立小学：模范小学校（教师10名、学生320名），第一小学校（教师9名、学生315名）。有两所私立小学校在上课，共有教师25名，学生697名。所有学校都聘任日本人教授日语，进行亲日教育。”［1］

在日军残暴统治下的泰安城乡，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娱乐设施的场所，赶集勉强可以算是农民的娱乐。调查录里提到了堰堤、粥店、六郎坟、沙洪沟等集市。涝洼村家畜的买卖一般在堰堤进行，牲畜交易行在开市前，去往各个村落分发广告，向买卖意向者告知集市日期。

二、岱下乡村涝洼风貌

涝洼村位于泰安城区西南3公里，明初立村，初名王庄、老王庄，后称涝洼村，1989年因村内原有明朝玄王府（德王仪宾玄大任府），更名老王府。地处平原，聚落呈长方形，主街南北走向。拥有耕地350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地瓜等。

调查时，涝洼村隶属泰安县第一区下西隅乡。村落呈东西狭长的不规则的形状，东以沙河为界与三里庄和上旺庄相邻，南以沙河及小河沟为界邻接下旺庄，西边耕地与郭家院（过驾院）相连，村北的东半部分是耕地，西半部分以沙河为界毗邻七里埠。

调查时本村内有六姓八族，其中宋姓最多，其他有刘姓、高姓、丁姓、毕姓和杨姓，各宗族之间相处融洽。千年前宋氏一族来村定居为开村之滥觞。（距调查时）五百年前即明代，宋均美衣锦还乡后，为了扩张土地、祭祀祖先，购买土地28亩，其中8亩土地用以建造气派宏伟的墓地，本村面貌焕然一新。宋均美回乡时让乡党刘氏做其守墓人。调查时的涝洼村区域也是在彼时确定下来的，与本村的经济状态极不相符的气派宅邸也是建造于彼时。

在日军进城后的扫荡行动中虽有人员伤亡，但总体来讲没有大的战事，于是当局对外声称“治安状况良好”。涝洼村因邻近津浦铁路，在1937年6月被日伪编入了“铁道爱护村”，隶属七里堡。按照铁路爱护村的规定，铁路沿线禁止种植高秆作物；“新兴北支农村设施”向村民发放种子的贷款、福尔马林消毒液，进行青少年的训练等。

村子实行闾邻制，村子实质上的行政权力由村长和副村长掌握，闾长以下职务只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已。村长、副村长对村民没有命令权，只负责向村民传达县公署的命令、调解村民利害纷争或家庭矛盾等。当局宣称村行政施行所谓“自治”，其主要形式是户主会议，在选举村领导、编制村预算、以及决定村内所有重要议案时召开。

调查时，涝洼村内分家现象激增，大家族制度日渐式微。调查者认为，导致分家的原因有三：首先，随着民国初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渗透到村内。农民开始厌倦家族之间的种种限制，追求经济独立的自由生活。其次作为大家族，经费支出必然会增加，对于贫困的农民而言，小家庭的相对少的支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最后，动荡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分家，农民为了躲避战乱和土匪骚扰，通过分家来分散财产。

涝洼的教育机构只有一所两年前开设的私塾。私塾开办前，适龄儿童前往邻村七里埠庄的小学校上学。教师是村内老人，每位儿童一年征收一至两元当做谢礼。校舍是现任村长宋广泰住宅的一部分。因劳动力过剩，很多农民从事日工。日工的雇佣一般在县城或周边乡镇的工夫市进行。在“七七”事变前，泰安县城附近有东关（东市）和西市两处，事变后由于治安等原因被管制，调查时只剩下位于西门外下河桥畔的西市一处。除从事农业劳动外，涝洼村因位置靠近泰山且临近县城，很多农民去山上拾柴火出售。其他还有在城内和车站做苦力的，或是从事搬运业，或是走街串巷卖蔬菜，或是充任铁路看护等。由于本年度受旱灾影响农业收成锐减，外出务工者渐次增多。其中以从事苦力者最多，另外还可见铁路工人、鞋厂学徒、玻璃厂工人等职业。务工地点除泰安以外，还有济南等省内和上海、天津、山西、满洲（东北）等省外地区。

三、调查录映现的泰山侧影

调查录虽为农业调查而作，但因乡落毗邻泰山，其中映现了泰山诸多侧影。

关于泰山的地位，调查者引用西山荣久著《大百科事典十六卷》作了介绍：“泰山山脉绵亘于泰安县城和东北方向的历城之间。泰山山系岩石裸露，由花岗岩、片麻岩等质地坚硬的火成岩组成。主峰泰山，又称东岳，海拔1540米，巍然挺立，傲视群峰。五岳之首的美名由来已久，古籍中有岱宗、岱山或东岱等别称。历史记载，泰山乃古代天子巡行之地，彼时诸侯齐聚山中。”［1］

宗教信仰方面，调查者从历代泰山行政沿革来看泰山的宗教性。古时，泰山设有岱岳镇，同时承担行政事务和泰山管理。宋代受天子之命，将县城设置在岱庙附近。由此足见泰山将行政性和宗教性联系起来的特点。在泰山民俗信仰方面，调查者记录了作为农民匮乏的娱乐活动之一的庙会。“每年阴历三月二十八，涝洼村民悉数出行，前往泰山脚下的娘娘庙，对泰山娘娘的镇守之恩情表达感激。庙会正值春耕之前，所以很多农民顺路去往农具市场购入农具。”［1］在祭祀活动上，以涝洼村的宋姓家族为例，一年共举行三次大型祭祀活动，分别是清明节、中元鬼节（阴历七月十五）和阴历十月初一。移居到郭家院（过驾院）、三里庄和泰安县城的宋姓后人在这时返回涝洼村参加祭祀，费用出自地租。从这些记录中，可见当时民间节日习俗一斑。

泰山挑山工群体多来自泰山附近城乡贫民，但其生活、组织状况，史多不详。报告第十七章《农业外劳动》提及当时乡民有“不够吃，上北山（泰山）”［1］之谚，故农闲时多上山打柴火或从事“运搬业”，后者应包括挑山职业在内，为研究挑山工提供了有用资料。

对于泰山林业，调查录中记述较为具体，称泰安山林面积多达1714 万平方千米，占全县面积的54%，因此林业与其他县相比较为发达。林地范围包括泰山、徂徕山、卧牛山、梁父山、护鲁山以及汶河沿岸的自然林、中山纪念植树林等。除国有山林外，还有个人所有的兼营自然林和人工植树的泰山森林公司。在苗圃方面，“七七”事变前有县公署经营的苗圃，作为苗木供给，培育柏树、榆树、杨树等幼苗，事变后新民会接手经营。但泰安林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植树等极少见，乱砍滥伐现象严重。调查者建议日伪政府应该奖励植树，在1700公里的广阔林业用地上进行适宜的经营。此后，伪山东省政府恢复第一林务局，在泰安设办事处，经营省办林场，同时在岱宗坊、天外村、西眼光殿、梳妆楼各设立苗圃1处，培育侧柏、刺槐、楸、枫等苗木，供泰山植树之用。又恢复泰山林业公司，经营果木。这一决定可能与调查者建议相关。调查者认为，泰山作为一种观光资源，较大带动了泰安县城土特产销售的兴旺。据其引用《中国实业志》数据可以得知，在泰安土特产的年销售总额达到三百万元，在工商业不发达的泰安县城，这个销售额尤其引人关注。

结语

《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泰安县第一区下西隅乡涝洼庄》虽是一部经济专业人员撰写的农业调查报告，但其中的泰安县城和涝洼村的时代风貌、下层农民的困顿生活，泰山的文化侧影片段都极其珍贵，为研究日据时期的泰安社会及泰山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从调查动机上看，满铁公司企图通过调查掌握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实情，认清中国的特性，从而为扩大侵略提供情报和制定政策的依据。因此调查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进行的，有推卸战争责任、美化侵略的倾向，这是使用其资料时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