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与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

李 艳 玲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

从1543年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到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中，欧洲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通常被称为“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必须以它往昔历史中继承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因此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产生必然有其文化上的内在继承因素。笔者以为，在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诞生之前，欧洲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体系，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产生正是继承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才得以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体系的确立比这个科学革命来得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只是这个研究体系建立后而产生的一个硕果，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正是因为牛顿之前巨人们的努力，牛顿才完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

古希腊先哲们为欧洲奠定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在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的自然科学遗产在伊斯兰世界得到传承和丰富。西欧中世纪大学中的学者们不仅承担了迎接自然科学遗产返回欧洲的重任，而且为推动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培养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培育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继承和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理性精神、研究方法和科学知识共同构建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体系，其中精神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软件”，知识是“硬件”，三者缺一不可。

一、大学培养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精神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精神可以溯源于希腊的自然理性之中。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博士多次提出，缺少“自然法”概念或许是近代科学未能产生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他说：“在中国，自然法从来都不被认为是法，而是取了一个社交的名称‘礼’，所以很难设想有任何一种适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法。”[1](P615)而在欧洲文明中，“自然法”是一个最古老、最不容质疑的观念。早在公元500年前，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提到过一种培育了人类—切法律的“神律”，这种“神律”包括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的自然界，因为神律“对于万物是共同”的，全能和全足的。这个神律就是自然法。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法学家是这样解释自然法的：“自然法则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则：这法不为人类所专有，而是为产于陆地或海洋的一切动物和天上的飞禽所共有。”[2](P296)可见，欧洲文明中的“自然法”概念蕴含着两重含义：自然法不仅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自然法与自然界中反复发生的运动的认识之间总是有紧密的联系。“自然法”蕴含的两重含义分别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重含义进入法律、政治等人文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法律文化和政治管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然法”总是作为欧洲社会中“实定法”的内在原则出现。第二重含义则进入了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欧洲社会中的人普遍意识到：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也是有规律的，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性。

如果西罗马帝国没有灭亡，或许古希腊、罗马人所持有的“自然理性”的观念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古希腊、罗马自然法中表现出的自然理性的观点被中世纪的基督徒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改造、利用和研究。基督教在自然界或者宇宙万物之上树立起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明确宣布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合理地创造出来的，它们必须服从于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因此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证明一位有理性的上帝的存在成为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能，为了证明上帝的理性的存在，基督教神学家必然需要驱使理性为信仰、哲学为神学而服务。

大学产生前，基督教的神学家已经开始了对理性和信仰之间关系的研究。9世纪，约翰·司各脱·厄里根纳是欧洲第一个把理性放在信仰之上的神学家，他认为理性并不要求任何权威的赞同或者认可。11世纪的安瑟伦坚持“信仰第一，理性第二”的原则，他说：“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3](P240)12世纪的阿贝拉尔更是大胆地提出了“理解才能信仰”，他说：“如不首先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相信。”[4](P78)因此为了信仰这个最终目的，基督教神学家们不得不用理性作为手段，虽然理性暂时屈居于信仰之下，但是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们毕竟为理性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人的理性精神在上帝这个前提下得到应有的尊重。

大学产生后，特别是当亚里士多德主义被介绍到欧洲之后，大学中的教师们围绕着如何对待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将经院哲学的发展推向鼎盛。巴黎大学艺学部的教师布拉邦的西格尔和达西亚的波埃修却宣称，作为基督徒，他们承认基督教教义的最高权威；作为哲学家，他们则坚持理性高于一切。激进派“理性高于信仰”的观点遭到了保守神学家的一致鞭挞，巴黎主教唐比埃在1277年颁布了一道谴责西格尔等人观点的公开信。虽然西格尔等人弘扬“理性高于信仰”的观点遭到了谴责，但是这同样从反面论证了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大学中的广泛存在和影响。

为了弥补理性和信仰之间的裂痕，13世纪巴黎大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努力构建了一个新的神学体系。他并没有诋毁哲学和理性，而是调整了神学和哲学、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阿奎那认为神学和哲学、理性和信仰是可以并存的，但前提条件是“哲学依旧是神学的婢女”，理性可以为信仰服务。他认为，神学并不是非要哲学不可，而是借助于哲学可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透彻。[5](P260)阿奎那的努力调和了神学和哲学关系，消除了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对立，从而为理性保留了不可动摇的位置，为理性最终解脱信仰的羁绊留下了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托马斯·阿奎那构建的神学体系与其说是信仰的胜利，还不如说是理性的胜利。

13世纪末期的经院哲学家约翰·邓·司各脱充分意识到人类理性和能力的局限性，人类凭借理性是不能认识上帝的，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的观点使理性与信仰渐行渐远。他的学生威廉·奥卡姆继续深化和发展了司各脱的“理性和信仰相分离”的倾向，他主张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在神学领域内需要以信仰为主，但是在其他领域内则要求助于理性，从而最终完成了“信仰和理性相分离”的论证。在万能的上帝面前，基督教神学家把神学留给了信仰，而自身利用理性转向了其他领域的研究。

虽然基督教神学家一方面坚定地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的理性是不能认识上帝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证明上帝存在”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理性。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由于上帝赋予了自然世界以理性秩序，因此只要证明自然界的理性秩序就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这代表着一种超人智慧的存在。因此，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理性，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重新接纳和拥抱了自然理性的回归。

这种自然理性——“自然界存在秩序和规律，自然世界可以成为理性认识的对象”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正如怀特海所说，欧洲人的心目中存在着一种本能的信念，他们一直坚定地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这是现代科学存在的前提。他说：“这种信念只有一个来源，即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理性被看做是兼具耶和华本身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6](P13)

“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和“自然界存在秩序和规律”的观点成为中世纪所有基督徒，也是所有学者的坚定信仰，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观点和基督徒一起走出中世纪进入了近代社会。近代社会的学者依然对上帝理性深信不已。1637年，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到的还是“上帝赋予自然界的法则”；证明上帝理性的存在成为牛顿进行研究的目的和责任，他写道：“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份内的事。”[7](P63)

为了证明上帝理性的存在，牛顿等自然科学家始终坚信由上帝创造的自然界始终存在着秩序和规律，并且这些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可以为人的理性所认识。正是自然科学家抱有对自然界秩序和规律的坚定信念，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牢不可破的信念，成为自然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这种信念指导并促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存在秩序和规律”的坚定信仰，首先源于西方古老文明中的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的自然理性，然而这种自然理性又经过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神学理性的洗礼，经中世纪大学中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之手又重新回归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因此可以说，中世纪大学中经院哲学的研究直接孕育了自然科学研究理性精神的产生，是近代自然科学理性精神的直接基础，中世纪的信仰时代孕育了近代科学理性时代的产生。

二、大学培育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笛卡尔也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他还说：“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有眼睛的博学者也会像瞎子一样摸索”，因此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像一盏指路明灯，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爱因斯坦认为，“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的因果关系”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8](P574)这两项伟大成就都能够在中世纪的大学中找到根源。

中世纪大学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分析传统，使欧洲的受教育阶层在大学中接受了系统的逻辑分析训练，而这种逻辑分析训练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数理逻辑的基础。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先后成为欧洲各大学中重要的教学内容。不仅如此，大学中非常重视受教育者辩论技艺的训练。这些持续的学术训练培养了欧洲受教育阶层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很明显，在数个世纪中，欧洲受过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的艺术方面一直在接受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这个事实必然已在欧洲文化上留下了烙印。”[9](P218)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中所需要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习惯正是以中世纪经院中的逻辑训练为基础的，就是在中世纪大学中不知不觉被培养起来的。

如果将希腊哲学家的形式逻辑体系发展为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数理逻辑体系，必须重视数学的作用。中世纪大学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格罗斯泰斯特认为：“观察和实验能够提供现象，但是数学能够让我们弄清现象背后的原因。”[10](P96)罗吉尔·培根认为，有必要将学习拓展到数学的四个部分，即几何学、算术、音乐和天文学，“因为通过学习数学可以促进其他知识的学习”。[11](P128)在中世纪学者的基础上，近代科学家继续重视数学及其数学方法的应用。在达芬奇看来，任何人类研究都必须通过数学证明来进行，否则根本不可能称为是真正的科学，而“藐视数学确然性的人将不可能完全驳倒仅仅以打笔墨官司告终的诡辩理论”。开普勒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数学应用于自然不仅是数学的问题，而且也是自然和自然哲学问题的科学家。他坚信，“没有数学，我就成了盲人。”[12](P16-17)伽利略相信自然界是用数学设计出来的，他说：“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语言是由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组成的，没有这些符号的帮助，这本书连一个字也不可能理解的。”[13](P16-18)从牛顿给他的书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很容易地知道牛顿对数学的重视程度，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宣称：“由于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因此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用数学来探讨有关的哲学问题。”[14](P15)

怀特海认为，数学的创造性不通过人类的理性作用，便极不容易看出来。他这里所说的人类理性就是一种逻辑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人类的逻辑分析能力达到某种程度，才能发掘和发挥数学的创造性，而近代自然科学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严格的、精确的逻辑推理训练和他们所知的数学知识结合起来，努力用数学将一门科学的各种内在关系描述出来，从而逐步使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形式逻辑阶段上升为数理逻辑阶段。

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还发现并发展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关键特征在是对科学实践的合理方法——实验方法的运用，而实验的方法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中。阿利斯泰尔·克隆比说：“实验科学的系统理论早就被众多的哲学家理解和运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才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近代科学由此得以发源……我们似乎可以从13世纪的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牛津的大学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著作里，第一次看到对现代实验科学的基本原则清晰明了的理解。”[15](P370)

格罗斯泰斯特非常重视观察和实验的作用，他认为理性和实验是自然哲学研究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继承并发扬了他的理论，对实验方法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培根认为，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充分认识事物，一是通过推理，另一个是通过实验。推理做出的结论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它也不能使我们消除怀疑，除非通过经验的方法发现了它，所以只有推理是不够的，必须有经验才能充分认识它。曾经担任巴黎大学教师、后来在科隆潜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大阿尔伯特非常注重科学研究中经验的作用，他说：“自然科学不仅仅在于听别人怎么说，还要观察研究自然现象的起因”；在他的手稿《论动物》中，他告诉我们“经验是最好的老师”。[16](P250)总之，中世纪大学中的学者坚持所有的真理都必须得到证明，并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对不加以实验就加以接受的先验做法表示厌恶，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在中世纪大学的医学教学中进行了有效的尝试，解剖学被引入大学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中世纪大学的医学教师试图通过观察和实验来了解动物和人体的构造。12世纪晚期，萨莱诺的一些教师将动物解剖学引入医学教学之中。1315年，博洛尼亚大学教师蒙蒂诺是将系统的解剖教学介绍到大学医学课程的第一人，他所著的《解剖学》从16世纪末期开始成为被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博洛尼亚大学开创人体解剖进入大学的先例之后，各地竞相效仿，帕多瓦、佛罗伦萨、蒙彼利埃和维也纳等大学先后将解剖学引入大学。帕多瓦大学十分重视解剖学，1446年曾专建一实验室为教授解剖使用。中世纪大学发展的解剖学对16世纪的达·芬奇和维萨留斯的影响很深，正是通过尸体解剖和观察，他们才能够对长期以来被奉为医学圭臬的盖伦的学说提出了挑战。

中世纪大学中培育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方法为近代科学家继承。达·芬奇曾经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观察，一切科学的开始、中途或终结将都是毫无用处的，其中则充满了谬误。”伽利略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应该从观察和实验入手。[17](P15)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了革命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培根所强调的知识不是来自上帝或者先哲的典籍，而是来自观察：“人，既然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和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思想上对自然过程所观察到的那么多；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能做。”[18](P345)牛顿所做工作的实质就是把培根等人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方法论和笛卡尔的逻辑几何学应用到自然科学之中，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果，而达尔文、伽利略和培根等人的科学方法论则是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大学中孕育和培养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方法。

三、大学奠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中世纪大学为建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做的第三个准备就是大学中系统地讲授了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为近代自然科学家从事研究奠定了牢固的知识基础。历史事实表明，近代的自然科学直接脱胎于自然哲学，而这位孕育了众多学科的母亲——自然哲学是在西欧中世纪的大学中发展起来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2世纪之前，拉丁基督世界拥有的自然知识极为贫乏，仅仅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医学、占星学著作，三分之二的柏拉图《蒂迈欧篇》，还有一些普林尼、博伊提乌等人撰写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等科学著作，而对博大精深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得非常有限，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天象学》、《论生灭》和《论天》等，当这些自然哲学著作传入西欧后，极大地拓宽了西欧人自然科学知识的范围。

13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和独立的大学相结合，成为大学艺学部的教材和教学内容。1366年，教皇特使为巴黎大学制定的新章程中明确规定：“如果要获得文学的硕士学位必须完成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全部课程。”[19](P443-444)虽然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在巴黎大学曾经受到抵制，但是在其他大学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深深扎根于中世纪大学之中。”[20](P53)下面是1410年莱比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的必读书目：[21](P185-186)

1.莱比锡大学文学学士必读书目

(1)文法：普利西安文法后2册(2个月)

(2)逻辑：

①论文(Tractatus)皮鲁斯·希斯帕纳斯(2～3个月)

②“旧”逻辑(3～4个月)

③“新”逻辑，论题篇除外(6～7个月)

(3)自然哲学：

①物理学

②论灵魂

(4)数学：论物质世界(萨克罗博斯科)(5～6个月)

2.莱比锡大学文学硕士必读书目

(1)逻辑：

①海蒂斯堡的逻辑

②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3～4个月)

(2)道德和应用哲学：

①伦理学(6～9个月)

②政治学(4～9个月)

③经济学(3周)

(3)自然哲学：

①论天(3～4个月)

②论生灭(7周～2个月)

③气象学(3～4个月)

④小自然(2～3个月)

(4)形而上学：《形而上学》(5～9个月)

(5)数学：

①天文学：行星学说(5～6个月)

②几何学：欧几里德(5～9个月)

③算术：普通算术(萨克罗博斯科)(3周～1个月)

④音乐：音乐(约翰·穆丽斯)(3周～1个月)

⑤光学：普通透镜(比萨的约翰)(3～3个月)

由于各大学的课程大纲差别不大，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中世纪时期几乎每所大学都系统地讲授了基本的数学、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

学者们在中世纪大学中不仅受到了严格的神学训练，而且他们同时获得了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从1200年到1650年大约450年中，西欧大学普遍强调，想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必须在艺学部接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自然哲学的训练，这是他们进入高级学部的必要条件，因此当时的大多数神学家都对流行的自然科学知识了如指掌。

中世纪的大学不仅系统地讲授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大学教师，特别是大学中的一些神学家对自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神学家们经常利用他们在艺学部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创世问题。400多年来，神学部的标准课本《箴言集》第二本书的主题是六天创世，书中提出了大量的创世问题供人思考，如光的性质、四种元素、天体和行星的运行和秩序等。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和约翰·邓·司各脱等人对这部分的评注或者讲座中就包含了许多天文理论、物理、光学和生物学知识。巴黎大学教师朗格斯坦的亨利将所有的科学知识运用于解释创世问题，撰写成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评论。中世纪晚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被广泛应用到其他神学问题的研究中，如上帝无所不在、上帝的无限权力和上帝永恒、上帝与他创造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随后，神学家又逐渐疏远了上帝，不再以上帝作为既定的研究对象，而是把自然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证明了自然界的合理秩序，就能真正地认识上帝。就这样，神学竟然成为推动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中世纪大学涌现出很多有影响的、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学教师。牛津大学自13世纪以来成为了欧洲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西方科学在那里开始诞生”。[22](P324)格罗斯泰斯特和罗吉尔·培根不仅提出了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方法，他们还身体力行，积极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如，格罗斯泰斯特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奥古斯丁的神学与光学知识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光的理论，写成《论光》一书。继格罗斯泰斯特之后，罗吉尔·培根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约翰·佩尚也对光学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约翰·佩尚发表了关于光的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光”领域内的权威著作。罗杰尔·培根用镜子和透镜做实验，他烧制了一种透镜，从他的实验中能够朦胧地看到复合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影子，预示着它们即将出现。培根的光学实验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16世纪著名的数学家和光学家莱昂纳多·狄格斯。培根的研究还涉及了许多其他领域，如数学、占星学和天文学、机械、炼金术、地理学等方面。

14世纪牛津大学的科学研究与默顿学院紧紧联系在一起。格罗斯泰斯特对数学的强调深深地影响了14世纪默顿学院的教师们，他们努力将数学应用于物理学研究中，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托马斯·布雷德沃丁，1328年他发表了专著《论运动中的速度比》，其他享有盛名的大学教师还有威廉·海特伯里、邓布尔顿的约翰和理查德·斯怀因谢德等人。默顿学院的教师们“努力发展出了一套概念体系和专业术语来研究运动学意义上的运动，其中包括速度和瞬时速度，他们都被视为可以量化的科学概念。”[23](P304)

虽然巴黎大学是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大本营，但是巴黎大学依然拥有卓越的自然科学家，让·布里丹、撒克逊的阿尔伯特和尼古拉·奥瑞斯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让·布里丹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任教，他使用了一个新的术语“冲力”来表示施与的力，这一术语直到伽利略时代仍是标准的术语。他提出的冲力概念与牛顿物理学中的“冲量”概念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随后，布里丹的工作由撒克逊的阿尔伯特和尼古拉·奥里斯姆接着进行，他们发展了冲力理论，运用冲力来解释落体的加速运动。实际上，布里丹、阿尔伯特、奥里斯姆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冲力理论的痕迹。因此科学史研究者格兰特说到：“有关运动的一些最基本概念和定理，伽利略并未优先于他的中世纪先驱。人们一度认为运动学完全是伽利略的创造，无疑，这种说法夸大了他的贡献。这主要是由于17世纪到19世纪提出的对伽利略成就的传统解释，是在对中世纪成果几乎完全无知的基础上做出的。”[24](P59)人们通常认为笛卡尔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但是巴黎大学的尼古拉·奥瑞斯姆早在14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解析几何中的关键概念——“坐标”了。

中世纪大学医学部的体制化促进了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除教学之外，中世纪大学的医学教师们还潜心研究医术，成为博学的医学专家，他们的医学专著成为恩泽后世的重要研究成果。“博洛尼亚大学的医学著作在17世纪中叶被重印多次，它们仍然像在13世纪后半期一样在流行。”[25]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部的奠基人是塔蒂奥·阿尔德罗蒂，从1260年起，他就开始在博洛尼亚讲授医学。他不仅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语，纠正了原有文献中的错误之处，他还编著了一种崭新形式的医学著述——《顾问》，它是一个临床病案集，表明了当时的医学家开始对实际观察和临床医学的关注。卢卡的休和其子狄奥多里是博洛尼亚外科医院的创始人，他们对现代外科学做了初步的开拓。博洛尼亚大学另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是萨利赛托的威廉，他首倡内外科应取得紧密联系，他的观点极大地推进了外科的发展。1476年，他发表了虽然简短但非常著名的《外科学》一书。

帕多瓦在中世纪大学的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该校最卓越的医学教师是皮特·达巴诺，他的著作《论战调和论——哲学与医学的关系》在几个世纪中对意大利学校的医学教学产生深远影响。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之后，大学教师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鼠疫和抗鼠疫方法的著作，其中帕多瓦大学教师贞泰尔·达·弗里格诺1348年撰写的《防疫顾问》一书最为有名，他还为热那亚和佩鲁贾两城提出了饮食、隔离等方面的建议。

与现代医学知识相比，中世纪大学教师的医学著作中还有很多错误和疏漏，他们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还比较懵钝，但是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医学部的建立，为培养医学人才，促进医学研究的发展，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兴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14世纪初期的画家们，虽然蒙昧于解剖学和配景法，但他们终究是文艺复兴伟大人物的先驱者。当时的医生们虽然受到人文主义者的嘲笑，但是他们到底起了纯朴而宝贵的作用，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促成光荣日子到来的先锋。

历史事实表明，中世纪大学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从而促进了17世纪自然科学革命的产生，但是我们不禁还要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然科学革命为什么产生在西欧社会？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先例。在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几乎全部的希腊医学、自然哲学以及数学著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崛起的阿拉伯人迅速接受并融合了希腊学问，从9世纪中期直到13世纪一直在科学上处于领先地位，曾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但是阿拉伯科学却在13、14世纪衰落了。为什么自然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阿拉伯·美国学者戴维·林德伯格的解释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具体来说，希腊学问在伊斯兰从未像它最终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学校中那样，从体制上建立或找到一个庇护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就在于伊斯兰学校缺乏西方学校中的组织和统一性。较高水平的学校尤其如此。这种组织上的不足使单个学者可以自由地追求他所希望的任何专业，自由保证了多样性，并为研究希腊科学和哲学的人开辟了空间，但是它也使伊斯兰学校永远不会发展出一套系统传授这些外来科学的课程。简而言之，伊斯兰教育没有对这些外来科学加以阻止，然而也没有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26](P181)

如果中世纪西欧的教育制度没有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大学，如果没有大学培养出的自然理性精神，如果没有大学所提供的严密的逻辑思维的训练，没有学者提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大学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承，哥白尼不会开创了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牛顿等人也不会引发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正如戴维·林德伯格所说：“当一个新的科学框架在17世纪建立起来时，这一大厦包含有许多中世纪的砖瓦。”“古代思想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那么对古代思想的接纳、吸收和建制化则是科学大厦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27](P376-377)他的话是针对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产生所说的，笔者以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同样适用于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