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1966)》

刘 晓 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共计17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也经历了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对自此之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研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长期以来是国史研究中的热点，对这“十七年”的认识存在着诸多不同，正如金光耀所言：“‘文革’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与之相比，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十七年’却没有像‘文革’十年那样容易加上一个定语。”[1]作为中国史研究中相对年轻的学科，国史研究最先是在政治史、外交史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而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影响了研究的全面发展”[2]。近几年来，伴随着学者对“十七年”社会、文化等领域研究的深入，诸多成果促进了国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金坡博士《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1966)》(以下简称“《书目传承》”)便是有关“十七年”社会文化史的新著，笔者以此文就这本著作进行简介并从具体研究角度略陈浅见。

一、整体与区域：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徽学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唐力行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以往的史学研究侧重于中央王朝、典章制度的研究。但这涵盖不了历史研究的全面的空间……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个区域研究透了，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全面的空间，不仅是指区域之大小，或区域之相加整合，而且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区域社会是整体社会的细胞形式，认真解剖一个区域社会，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的全信息。”[3]虽然“对中共来说幸运的是，近代交通运输、火力和警察网络等方面的发展，已给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提供了各种控制中国形势和暂时控制社会的手段”[4](P21)，但是这种能力仍然是相对的，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差异仍然十分明显。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整体与区域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方面，金坡博士的著作在两者之中找到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平衡点。

在《书目传承》一书中，作者颇为关注1949年后的全国开展的戏改工作，而评弹书目的改造恰是这一全国性的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书目传承》第一章中特别指出“新政权希冀通过戏曲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形象”[5](P36)。得益于作者对于整体史的把握，他没有将思维局限于1949-1966。例如在考察戏改历史时，把这一段历史置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加以考察。作者注意到改造旧戏的运动，并不是在1949年后才开始的，早在抗日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便已开始推行。这一运动的开展也不是空穴来风，是中共所构建的新社会建设方案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才开始了对于江南地区传统曲艺——评弹的改造。

作者随后对传统书目“第一次斩尾巴”前后历史的梳理，十分注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的互动关系。中央一方面力图尽快推进评弹书目的改造，另一方面却对由此可能引起的艺人生活困难颇为担心。反观之，更为激进地要求禁绝传统书目的是最为了解艺人群体生存状况的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作者也关注到全国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对于苏州评弹深刻影响，他通过对于“九艺人声明不再演出传统书目”前后中国文艺界的最新动态，发现了全国批判《武训传》这一运动所营造的“大气候与上海对传统书目指责愈来愈严重的小气候共同作用”[5](P73)才是导致艺人如此表态的原因。

除旧和布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新书创编同样是中央与地方互动的产物，作者通过对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为代表的建国初期新书目编演的研究，认为“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开展编说新书目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弹界所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5](P51)。从《书目传承》的目录编排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于江南地区评弹书目创编的深刻影响，从建国初期“传统抑或现代”抉择过程中引发的评弹书目传承的动荡，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新旧书目并存的“两条腿走路”，再到“大写十三年”时期现代书目全面占领评弹演艺市场。

当前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之中，存在着“碎片化”的倾向，由此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李长莉教授认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在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存在“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的问题。[6]《书目传承》采用了社会文化史的思路，从微观的评弹书目史着手，题目虽看起来很小，却将之与历史重要事件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管中窥豹，通过评弹书目这一小切口，拓展了我们对于“十七年”整体史的认知视野。

二、继承与突破：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有机结合

高华教授曾经说过：“在‘当代’和‘现代’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的长时段因素还在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当代史从久远的过去而来，以往的结构、制度、思想、风俗、文化情趣并没有一夜之间消失，它们和新因素相依相随，构成了当代史的复杂斑斓的画面。”[7]即使是誓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文革”时期，也仍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得以保留，例如钱杭教授在关于“文革”期间所修族谱的研究，就发现“在狂飙之下，中国大陆一部分民众仍然以不间断的重修族谱方式，通过整理自己所在宗族各成员间的世系联系和文化联系，表达和确认了该宗族的历史连续性与存在合理性”[8](P219)。

评弹作为江南地区流行数百年的曲艺文化，在疾风骤雨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其传统。在《书目传承》一书中，作者认为评弹传统书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载体之一”[5](P394)，传统书目在1949年后不同历史时期境遇的不同，是由于政府对于传统文化态度前后不一造成的，评弹传统书目被现代书目完全取代，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代书目的创新之处，最直观表现在阶级斗争以及工农兵等形象。在家国、审美、爱情以及忠孝节义等观念上现代书目也与传统书目大相径庭。作者认为这“绝非评弹艺术内在发展的必然结局，也并非国家政治权力在推动大众文艺改造过程中的偶然所为，而是中国共产党为确立并巩固在戏曲领域中的领导合法性而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运作的结果”[5](P395)。作者的研究，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与方法开展研究，从而揭示了1949年后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既避免了传统政治史研究高高在上、往往实证不足的缺陷，又避免了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就文化谈文化、缺乏对政治回应的问题。通过最后的比较分析，《书目传承》中直言“上海评弹界创作演出的评弹现代书目大部分没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以现代剧目为纲’以及‘大写十三年’号召下，评弹界创作演出的现代书目，几乎无一部可流传”[5](P395)这一论断恰好回应了唐力行教授所说的“艺术和政治本是两个概念，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当政治要与艺术合而为一，当艺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时，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凸显”[9](P824-825)。

江沛教授在谈及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前中国当代史研究时，曾经指出：“除了关注高层政治何以如此之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是描述历史的关键所在，而社会政治化形态也才是历史的表征。我们应该摒弃那种高层文件下达——省市级传达——下层动员——反响广泛的单线式历史记述思维，在强调政治社会化的强大力量同时，要看到因诸种条件产生的复杂性，看到底层民众对于政治理解的不同对上层政治的反作用。”[10]在《书目传承》一书中，对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颇为考究，可以通过书中文字了解到很多历史的细节。如对于评弹书目“翻箱底”运动的考察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有中宣部领导袁水拍出席的上海评弹团座谈会，也可以看到上海区级评弹团体对于上演传统书目“折子书”表现出的高度热情，还可以看到来自观众对于传统书目上演过多、现代书目边缘化的意见。[5](P192-196)政府、评弹团体、艺人、受众在一个事件中的不同观念和发挥的作用都得以体现出来，历史所还原的内容不再枯燥乏味，社会生活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三、思索与求真：独到的学术视角与丰富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1]陈寅恪先生希望历史研究者洞察新材料与旧材料、旧问题之间的关系，兼容不同领域、不同文化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在《书目传承》一书中，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上对于评弹在1949年后历史的判断，而是以丰富多样的材料为佐证，以独到的学术视角对材料进行解读，从而获取了对于相关问题的新认识。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克曾经说历史学“是一种以认识的深化为皈依的思想活动，因而也是一种运动中的事业”[12](P36)。史学著作的写作，既不能刻意标新立异，但更不能因循守旧，在《书目传承》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传统认识的新突破。以1949年后的中共文艺思想为例，常见的叙述、研究仅仅关注到毛泽东一人的文艺思想对于整个文艺界的影响，而毛泽东之外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情况往往语焉不详，而《书目传承》的作者通过对于史料的认真解读，较为完整地还原了陈云有关评弹的论述，分析了陈云关于评弹本体与市场规律的认识，进而归纳总结出陈云文艺观。

李良玉教授对于重要历史人物在1949年后历史中的作用有过高度概括：“历史的主人当然是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既不会有英雄，也不会有英雄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英雄人物可有可无，或者无足轻重。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不是一个概念，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没有出现英雄人物，但必定有领袖人物。在某些特定的历史关头，人民群众不一定能起到扭转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这时候，领袖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13]《书目传承》作者认为陈云的文艺观“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5](P207)，陈云对于评弹书目整旧与创新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更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术”[5](P241)。作者对于陈云文艺观的再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固有文艺研究思维定式的突破。

除了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再度发掘，《书目传承》中对于评弹书目与评弹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互动，也做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考察。作者将“艺术表达”这一概念运用到评弹书目研究之中，“艺术表达”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指的是评弹书目的创作过程，其二是评弹书目的演出过程。在研究书目创作史，作者很注意对评弹书目整理创编过程中艺人之间的讨论的还原与分析。萧冬连教授曾说当代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献编排和文本解读上，文件的形成过程更加重要。一个重要文件从动议到调研、起草、讨论再到通过，是党内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话题”[14]，虽然这是对党内政治活动研究的观点，但是也同样适用于1949年后与政治发生密切联系的评弹书目创作活动之中。如《书目传承》第三章对于上海市评弹团1963年9月有关评弹“鬼戏”“鬼书”问题的座谈会的研究，首先是将有关“鬼戏”讨论出现的时代背景予以介绍，进而对这次座谈会上艺人表达的观点进行整理概括，最后得出结论：“与其说是对评弹传统书目中‘鬼戏’‘鬼书’以及忠孝节义的讨论，不如说这次讨论其实是对广大评弹艺人的一次思想改造，而这一讨论的结果就是广大评弹艺人自觉地接受传统书目被彻底斩断‘尾巴’的现实”[5](P322)。通过这种整理创作细节之处的还原与解读，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文艺作品是如何产生的。

而作品产生之后的演出效果究竟如何，作者对此进行了细致解读。受众分析往往是文艺研究过程中比较难以深入开展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众群体是“失声”的，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解一部作品何时在何地上演、创编人员信息乃至创编过程可以运用一些直接材料，唯独在受众分析过程中，这种直接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缺失的。《书目传承》的作者没有满足于从作为宣传喉舌的报刊中得到的“深受群众欢迎”、“观众反响热烈”等空话，而是有着自己解读的视角。如作者对于《王孝和》演出过程的考察，不仅注意到舆论宣传的情况，还通过对上海档案馆和上海评弹团档案室相关档案的分析，揭示出《王孝和》“虽然连续上演3个月，貌似轰轰烈烈，然而工人听众基本上是团体订票的。在演出中，书场里即有部分听众表示‘不习惯’，亦有人公然认为‘这个作品一定要失败’，甚至在演出过程中听众与场方发生殴打事件。在该团(上海评弹团)的档案中可以显示，该中篇在演出过程中也遭遇了相当数量的退票……艺术造诣的一般或许是广大听众退票的真正原因”[5](P98-99)。

作者没有拘泥于“评弹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黄金时期”的传统论断，而是以书场的情况为切入口，提出了与传统论断不同的新见解。作者通过1954-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有关书场及工作人员的统计数据，发现这一时期上海的书场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书场情况是评弹演出市场中最为重要的风向标，一般情况下通过书场数量的兴衰变化就可以了解这一时期评弹的发展情况，作者以数据为支撑，大胆推翻了传统论断，提出“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初，评弹艺术的发展是较为缓慢的，甚至是停滞乃至逐步萎缩的”[5](P81)。

研究当代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材料的制约，没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就容易出现“以论代史”的情况。求真应是当代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李良玉教授就认为“当代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是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13]。求真的基础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握不同材料，这一方面《书目传承》一书的作者付出了很多心血。作者在后记中说道：“2013年时，上海档案馆可以免费复印档案，每人每天限50张，每个卷宗复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记得当时，很多师弟师妹跑到上海档案馆帮我复印资料，甚至最多时，每天可复印几百张，最终我搜集到了几箱子评弹档案。”[5](P428)笔者有幸在当年便知晓此事，也知道仅仅两三个月之后档案管理便再次趋紧，甚至很多档案封存不再示人，《书目传承》作者所收集的宝贵档案，构成了开展评弹书目研究的主体资料。当然，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收集档案资料，而是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档案、报刊、口述资料等，这其中由作者亲自访谈而得到的口述史的资料与档案资料一样，具有珍贵的价值。口述史在当前史学界受到高度关注，口述史料“可以了解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在文献档案中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而熟悉这些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你看懂许许多多文献资料背后的运作”[15]，《书目传承》一书在介绍杨振雄编说《武松》的时候，就运用了杨振雄遗孀与弟子的口述，指出当时杨振雄“为了偏重‘起脚色’，曾向京昆剧艺人揣摩，可谓煞费苦心”[5](P4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坡博士新著《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1966)》突破了“十七年”研究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传统文化研究的既有藩篱，也突破了戏曲、曲艺文化史研究中“就艺谈艺”与社会脱节的弊端，既关注到领导人、政治运动对评弹的影响，也关注到书目内容细节与政治方针之间、书目与评弹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本专著，不仅可以了解新旧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可以引发关心评弹人士对于当前评弹传承危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