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宸·广大乡·岱岳寺——泰山北朝刻经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周　郢

(泰山学院 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00)

一、经石峪刻石中的“薛宸”之谜

泰山经石峪刻经经文左侧有大片空白，当是拟定发愿文或经主、书丹者题名处。但后世于此未见一字，多推测此与北周灭齐排佛事件有关。但清人黄易一条著录，却对此说提出有力反证。据黄易《岱麓访碑图册》第六幅《石经谷》图记云：

段赤亭云：李南涧曾见经后有“薛宸”名，今不可见。水流石上，剥落渐多，他年恐字迹益少也。

根据黄易所记段赤亭语，经石峪刻经后并非空缺，而是曾镌题名，并有“薛宸”字可识。段赤亭即段松苓(1744—1800)，青州金石家，阮元《山左金石志》主要参撰者。而其信息则来自“李南涧”，其人即乾隆前期金石学家李文藻。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今青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桂林同知。钱大昕称其“于金石刻搜罗尤富，所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停骖周览”[1]。李文藻早年(乾隆二十四年前后)曾应泰安知府颜希深之邀，来泰参加《泰安府志》的编纂，得博览泰山上下之铭刻，据《南涧先生易箦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文藻病危时告神文云：“其平日又有益都、诸城、灵城、潮州、泰山、灵岩、浯溪、南海庙、孝光寺零散所录金石文字，皆可自为一书。[2]”光绪《益都县图志·艺文》所录文藻著作中有《泰山金石考》十二卷，当即此书。惜书未付刊，即毁于咸丰辛酉(1861)之乱。故其岱刻研究已难尽窥。

李文藻既为金石大家，又对泰山石刻有精深研究，所言当非虚妄。其郑重举出“薛宸”之名，语意且与经文联属，则此名应非后人所附骊，而是同石经密迩相关。亦即“薛宸”之名，应为刻经时原缀，是经石峪石经的一个组成内容。

从李文藻所记二字之位置(经后)与文字(姓名)两点推测，这位“薛宸”应为经主署名。以此推之，当经石峪刻经刊成之日，曾于经后镌刻若干经主姓名，惟其处正当溪流湍急，且因字小易损，岁久乃渐次磨灭。在乾隆前期，还能辨识“薛宸”二残字，至乾隆末期，此二字也漫漶殆尽。幸李文藻偶留草蛇灰线，可供后世藉以追索。

根据今存诸多大型刻经，其经主无一不是贵戚豪门(如尖山经主为唐镌邕妃赵氏、陈德信妃董氏，铁山经主为世家匡氏，徂徕山经主为将军王子椿等)，经石峪经主亦必为“高官显贵”[3]。准此，作为今知经主之一的“薛宸”当非民间芸芸信众，也应是一史传载名之巨公。但令人奇怪的是，遍检南北朝史籍，却绝然找不到关于“薛宸”的任何记录。石刻上残留下的惟一经主线索遂又告中断。

但在查阅北朝碑石时，其中的“碑别字”使人打开另一条思路——在北碑中俗书“宀”头或与“雨”头相混，如北魏《孙宝憘造像记》“青州高阳郡安次县人孙宝憘”之“宝”，北周《拓跋虎妻尉迟将男墓志》“卒於长安第之内寝”的“寝”，便皆写为“雨”头。又隋《寇炽妻姜敬规墓志》之“宸扆悲悼”之“宸”，[4]晋《爨宝子碑》“震响锵锵”之“震”[5]，二例字形中，“宸”与“震”亦十分接近。而史籍中“震”、“宸”互讹更是数见不鲜，如《南齐书·志第三·乐》之《雩祭歌辞》“震仪警”，朱季海校云：“《(谢宣城诗)集》‘震’作‘宸’，是也。今《志》作‘震’，形之误也。”[6]《明实录》中也有大量“震作宸”或“宸作震”的校例[7]。又纪昀手书《四库简明目录》之《易集传》朱“震”误作“宸”。[8]若循此思路，那么经石峪上的“薛宸”，很可能便是“薛震”的异写。即便当日并未写(刻)错，但因二字字形相近，再加以石花混入等因素，后人误“震”为“宸”，也不无可能。

“薛震”在南北朝时确有其人，其传附见《北齐书》卷二十、《北史》卷五三《薛脩义传》。《北齐书》本传云：“薛脩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族弟)嘉族，性亦豪爽。……拜扬州刺史，卒于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旨镇守龙门，陷于西魏。元象中，方得逃还。高祖嘉其至诚，除广州刺史。后从慕容绍宗讨侯景，以功别封肤施县男。天保四年(553)，从讨山胡，破茹茹，并有功绩，累迁谯州刺史。”[9]

此位薛震，出身于河东豪强世家，时代与经石峪刻经相近，又出任过刺史等高官，具备充当泰山经主的身份地位。虽其历仕地区与泰山尚无交集，然考虑到河东薛氏与泰山羊氏的家族渊源(《梁书·羊侃传》记羊规之于泰始二年随宋将薛安都降魏，是羊氏曾为薛氏之故吏)，若其应世交兼同僚羊氏之邀，加盟泰山刻经活动，也自在情理之中[10]。

堪为这一推测佐证的是，近代以来，在山西出土过多方河东薛氏造像碑记。如北魏普泰二年(532)《薛凤规造像记》，系由“直后羽林监安阳男薛凤规(一作贤)”等立。[11]又西魏恭帝元年(554)《薛山俱等造像碑》，上有薛姓五十一人题名。[12]碑石中这些薛姓人物皆出于河东，与薛震系出同宗。从中不难看出其家族奉佛之诚与造佛之勤。如果薛震确曾参与经石峪刻经，亦自具家族信仰之因缘(又山东济宁亦曾发现“北齐薛匡生造像”，其文有“武平元年薛匡生为亡父母、兄薛仕隽、亡女佛晖，愿造石像”[13]等。惟匡生族系不明)。

以上仅为据“薛宸”二字所作推考，虽然尚乏确证，但无疑为解开泰山刻经千古之谜新增一条重要线索。

二、“郓州广化乡”：僧安道一乡贯旁证

北朝书经名家僧安道一之乡贯记录，相关题记有两则：东平洪顶山摩崖称道一为“广大乡□□里人”，邹城铁山刻经中则有“东岭僧安道一署经”题名。近年有研究者在县境六工山清嘉庆、光绪碑记中，发现有“六工山东岭”地名，进而将僧安道一乡贯锁定于东平一域[14]。惟历史上东平有无“广大乡”建置，尚乏佐证。今为补益一则相关史证。宋人石介《郑元传》中称：“(天圣)十年春三月，元复入契丹，夏六月，负其父骨归葬于郓州须城县广化乡水东王管戴村之先茔。”[15]此文中明确记述郓州须城县(今东平)有“广化乡”名。以乡下有“戴村”证之(今东平县城东部有戴村坝)，其乡当在今东平东部。虽“广化乡”与“广大乡”有一字之差，但历史上地名音、字发生变易实属正常，如东魏武定《羊深夫人墓志》中之“沥里”，至元延祐《展氏先茔之记》中已变为“力里”。则石介文中之“广化乡”，很有可能即洪顶山摩崖中之“广大乡”。

岱岳寺在泰山历史上，有非同一般之地位。隋开皇元年(581)，文帝“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16](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〇〇《传记篇·兴福部》记此事作“名山之下各为立寺”[17])，在泰山者名岱岳寺。此寺隋唐时期成为泰山南麓影响最大的寺宇。隋仁寿间敕令于天下遍建舍利塔，其一即置于岱岳寺中。赖非先生且认为此寺与经石峪刻经颇多关涉。

惟岱岳寺址不见史录，赖非先生考云：“岱岳寺位置何在？从隋文帝曾颁分舍利于泰山之阴的神通寺来看，岱岳寺不可能在山阴。况且，岱岳寺是以五岳首寺的名义来接受舍利的。而对泰山的典祀，自古以来皆在山阳。因此我们推测，岱岳寺位置必在山阳正路脚下不远的地方。”[18]又推测：“《岱览》曾记载过岱岳禅院，在城(泰安城)西南，单从寺名来看，两者似乎有点关系。”[19]

按：岱岳禅院(又作禅林)实非岱岳寺异名，据《泰山道里记》云：“炼魔堂一名岱岳禅林，嘉靖间主簿州人张思齐同弟思周、思蓴以禳父疾建，有提督肥城李邦珍记。”其创建时代明晰可考，与隋唐之岱岳寺非同一庙庭。但赖非先生认定“岱岳寺位置必在山阳正路脚下不远的地方”确具卓见。

今据《续高僧传》与《广弘明集》中关于岱岳寺之描写，皆提到“岳庙”之异，《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慧重传》云：“仁寿置塔，敕召(释慧重)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续流照。岳上白气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庙门无故自开，如是者三。识者以为神灵归敬故也。”[20]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佛德篇》也云：“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盖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来至数里，云盖出于山顶。五色而三重，白气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雾，沾湿人衣，其状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雾气乃敛而归山，分成三段，乍来乍往，如军行然。盖亦岳神之来迎也。”[21]《法苑珠林》卷四○也有类似记录。上述描写虽涉神异，却反映了一项事实，即岱岳寺位置必然毗近于东岳庙，若相隔綦远，则很难演绎这类场景。今知东岳庙周边之寺宇仅两座，东邻之冥福禅寺创构于唐，北邻之建封院宋前是否存在无考，不仅寺名与岱岳不相关，其沿革也与岱岳寺无涉，都应排除在外。岱岳寺址之所在，似乎是“风景曾不殊，往迹杳难追”。

但上世纪一项考古发现，为追寻岱岳寺旧址提供了新线索。1957年在长春观旧址出土一方隋代造像记，其石呈六面体，高19cm，系一观音造像之底座，其上镌文有：“大隋开皇十一年岁次丁亥三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观音菩萨主张子初共邑义人等，同修大观音菩萨一区。以此善因，上愿皇帝陛下祚延无穷，化等金轮皇帝；又愿父母师僧法界含识邑义人等，生生世世常生净土，善愿从心。(以下信士题名略)”[22]

此造像出土于长春观址，说明斯地在元初建观之前先为佛寺，且隋代业已创建。虽造像记未书寺名，但所标之时间隋开皇十一年(591)，与隋文帝诏立岱岳寺之开皇元年(581)及置舍利塔之仁寿二年(602)，均时距甚近。鉴于目前所知泰山南麓隋寺仅此一座，且其地同岱庙毗近，与《续高僧传》《广弘明集》述事相合，因此岱庙西北的这一失名寺院，很可能便是岱岳寺。

岱岳寺故址这一推定，随之能解开岱庙历史上多重疑案——在今岱庙基址之上，留存有大量的佛教遗物。如大殿院西侧碑台上，立有石幢一座，其高7.5米，文尽已漫灭，惟座上西蕃莲纹尚存。因无字可识，民间俗称为“秦皇无字碑”，实则为佛教石刻。然此一古老经幢何以立于岱庙，世皆不得其详。又庙中立有《颂佛残刻》，“残石八棱，尚存其一，字体似裴君公美(唐代书家裴休)，词诵佛法有玄致”，前人多推其系移自庙东邻之冥福寺，《重修泰安县志》卷十四《艺文志·金石》云：“(残刻)当为冥福寺遗物，盖宋拓岱庙，冥福寺地多为所占也。”然近世岱庙新出文物，则足推翻上说。1970年在岱庙西花园温室与北城墙之间清理排水沟时，挖出多件宋代陶制妙音鸟。妙音鸟为古建筑上装饰构件，其造型源自印度传说中名“迦陵频伽”之神鸟，具有明显佛教特征[23]。那么岱庙内为何出土诸多佛教饰物呢？从其出土地点(岱庙西北部)来看，显然与岱庙东南之冥福寺无关。今即确知岱岳寺故址在岱庙西北，则可推知这批妙音鸟连同无字经幢、颂佛石刻(均在岱庙西部出现)，都应是该寺之旧物。大约宋代之后，因泰山南麓佛教受到排挤，岱岳寺日渐衰微，其寺宇半被岱庙所兼并；及金元之际全真教派兴起，各地道徒大举侵占佛寺，岱岳寺残馀庭院又被据为道观(长春观)。据元僧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称：道徒侵占寺庙后，皆打碎佛像，拆除舍利宝塔，磨损原碑以灭迹[24]。因此岱岳寺原有之标志物(如隋造像碑、妙音鸟等)皆被有意清除(石幢一字不存，疑非全因岁久风化，而是人工铲磨所致)，导致这一隋唐名寺渐湮没不彰。岱岳寺之废，标志着佛教争夺泰山主峰失利。这一名寺的兴废，实为佛教在泰山南麓从鼎盛到衰微发展历程之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