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投资研究综述及展望

时间：2024-08-31

吴丽云

(中国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005)

本文以中文“旅游+投资”、“酒店+投资”、“景区+投资”、“旅行社+投资”等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总库、优秀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平台，共收集从1987年到2016年研究文章303篇。基于文献分析，对国内旅游投资相关研究理论、内容和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旅游投资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

铁矿反浮选是铁精矿提质降杂的有效选矿方法[1]。铁矿石中的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硅酸盐类矿物[2]，铁矿反浮选捕收剂主要是捕收这类硅酸盐类矿物。铁矿反浮选捕收剂大致可分为两种：阳离子型和阴离子型。阳离子型捕收剂主要是脂肪胺类，应用于铁矿反浮选工艺中具有药剂制度简单、耐低温性能好的优势，但其有选择性差、泡沫流动性差、对矿泥敏感等缺点。阴离子捕收剂主要是脂肪酸(盐)类，在铁矿反浮选过程中可与多种调整剂协同作用，达到较高选矿效率，但传统阴离子型捕收剂如油酸盐类存在耐低温性差的缺点[3-4]。

一、研究发展历程

国内关于旅游投资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87年庄昭建在《社会科学家》发表的《切实解决发展桂林旅游经济的投资问题》[1]。次年，张凌云在《旅游学刊》发表《关于我国旅游酒店投资失控问题的思考》[2]，这两篇文章开启国内旅游投资研究方向。根据收集的文献分析，国内旅游投资研究大约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探索阶段、全面发展阶段。2000年以前，是旅游投资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论文数量较少，研究内容偏宏观，主要关注地方、产业和行业旅游投资，文献多发表于旅游学刊等核心期刊。2001-2006年，是旅游投资研究的探索阶段，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更加丰富，开始应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2007年以后，旅游投资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都进入了一个深刻而全新的时期。

二、研究内容

对投资理论的研究最早从亚当·斯密开始，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及资本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他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提出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来弥补，并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旅游投资是指把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合适的旅游项目建设中，用于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并使投资者能够获得比投入资金数量更多的旅游产出[3]。对旅游投资的研究，国内学者就问题、模式、环境、影响及不同行业的投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旅游投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直接投资呈加速发展趋势，综合投资数额庞大，国民旅游市场、区域旅游发展与创新是旅游投资关注的重点[4]。在旅游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旅游投资资金总量不足、资金筹措渠道较少，盲目投资现象较重，影响了旅游投资的效率[5]。从投资结构看，旅游投资的地域结构和产品门类结构不平衡，导致投资结构不合理[6-7]。同时，旅游投资中多头管理，投资认识落后于实际发展，以及投资的市场机制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也制约了旅游投资效用的发挥[8]。针对旅游投资中的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提出政府应明确在旅游投资中的定位，增加国家和地方导向性投资，做好投资引导；要完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科学论证、广开筹资渠道、实行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政策和增加开发旅游商品投资；同时要优化投资环境，调整投资结构，完善旅游投资服务管理体制，规范旅游投资项目科学论证以及建立旅游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等内容。通过上述举措，加大政府对投资结构、投资流向、流量的引导，并构建积极的投资预警等防范策略。

(二)旅游投资环境评价

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或行业所拥有的影响和决定投资运行系统健康成长并取得最优预期效益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有机复合体[9]。对旅游投资环境的研究涉及两大方面，一是对旅游投资环境要素系统的评价，二是对旅游投资环境效益的评价[10]。赵旭将影响旅游投资环境的要素概括为经济、区位、基础设施与资源、政治法律、社会环境以及其它激励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旅游投资环境准数”的数群概念，为投资者评估和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了宏观评价方法[11]。另有学者从自然环境、经济因素、旅游业发展、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五大要素出发构建旅游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对陕西省、辽宁省各地市旅游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12-13]。肖泽炎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经济因素、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服务质量等九个方面分别构建了旅游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以湖南省为案例，进行投资环境评价[14]。邱道新构建了乡村旅游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新郑市乡村旅游为实证点进行分析，提出了优化乡村旅游投资环境的建议[15]。王大悟则提出西部旅游业未能有突破性飞跃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足，要创造一个有效率、讲法治、协调一致的良好的投资环境，才是西部旅游业招商引资的关键[16]。

(三)旅游投融资模式

对旅游投融资模式的研究涉及两个层面，企业层面的投融资和政府层面的投融资。沈静宇提出旅游企业融资主要通过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两种路径，并指出旅游企业融资过程中应注意资金成本、资本结构和财务杠杆三方面的内容[17]。喻江平提出旅游企业采用银行贷款和产业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并以河北省旅游融资情况为实例，认为应健全旅游投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拓宽投资渠道、优化宏观环境、提高旅游建设资金利用率等内容来提升旅游融资效果[18]。钱益春提出传统的政府投资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应采用BOT、BTO、TOT、ABS、PPP和发行旅游国债等多种融资模式促进政府融资[19]。杜俊义提出根据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等四种类型的资源价值确立与之相应的旅游项目分级投资模式[20]。黄小芳等则针对旅游房地产企业，提出综合融资模式，并通过风险分析证明该融资模式具有更低的融资风险[21]。

(四)旅游企业投资研究

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投资正由发展之初的政府投资主体转变为企业、政府多元投资体系。已有对旅游企业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酒店和景区。张凌云分析了我国旅游酒店投资总量失控和旅游酒店投资向高档、外资方向倾斜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建议[1]。戴斌指出中国酒店投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已经不再是旅游市场，特别是狭义的观光旅游市场，而是与经济总量的增长有关。资本运作必须与产业经营相结合，与旅行住宿市场相结合。如果背离了资本、产业和市场之间的均衡，短期内部分投资者可能会获得超额利润，但不利于我国酒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2]。何建民从客源特征与产权类型两个视角说明了有关酒店类型与投资发展模式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不同客源的需求特征与酒店发展的类型选择；不同阶段的融资需要与酒店发展的产权选择[23]。从酒店投资的影响因素看，金融和区位因素是最主要的决策影响因素[24]，但很多缺乏高端酒店市场需求的城市大量修建豪华酒店，和盲目引入国际品牌，导致投资效益低下[25]。中国酒店业的非理性投资不仅会造成投资损失，而且会导致酒店产品总量的供求失衡、酒店产品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区位不均衡等问题，最终破坏酒店业的良性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26-27]。

对旅游景区投资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少，已有文章多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探讨。张薇等指出我国旅游景区投资的体制性障碍导致旅游景区有效需求不足，地方政府旅游景区投资行为约束与旅游资源约束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了有效需求不足[28]。黄鹂对不可再生类景区公共资源投资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根据资源的社会价值等级和投资主体的管理、融资能力建立三级投资模式，即遗产资源的国家投资模式、国家级资源的省级投资模式和省级资源的县级投资模式[29]。戴春芳等指出景区经营权转让这一变向投资行为的危害并提出连续补给的制度建议[30]。

(五)旅游投资影响评价

旅游投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一直是旅游投资研究的重点之一。王云才研究了旅游景区开发模式对旅游投资的影响，指出旅游区域包片开发可以消除传统管理方式中效率低、权责利不一致的弊端，能够促进和推动旅游投资科学、高效和快速的发展[31]。阳国亮研究了旅游投资乘数效应及其对旅游扶贫的影响，指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更有利地发挥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促进旅游投资扶贫作用的发挥[32]。赵小芸引入“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了旅游投资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扶贫效应，以投资贡献和投资效率为评价指标，定量地描述了旅游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33]。王如东等以苏州市为例，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定量测算旅游投资对城市经济的综合贡献以及13种旅游特征产业对城市经济贡献的投资乘数，得出旅游特定产业单位的投资效率[34]。余慧颖选取旅游收入、旅游业投资、旅馆投资、交通投资等四个变量，研究变量要素对云南旅游经济的拉动作用，发现资金的有效利用对云南旅游经济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5]。厉新建等运用变异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对境外投资的中国旅游企业的国内分布进行分析，提出贸易水平、入境旅游规模、地理区位是影响中国对外旅游投资企业数量的关键因素[36]。左冰利用CGE模型对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提出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非旅游经济外部性，可能加剧农村——城市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一次性大规模投入所产生的效应优于长时期分批小规模投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