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教”之于汉代政教的意义——评《两汉学研究》

陈 良 中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尚书》研究历来是儒家“六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不少著述问世，马士远教授《两汉<尚书>学研究》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西汉《尚书》学研究”，第二部分为“东汉《尚书》学研究”，第三部分为“‘《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第四部分为“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属于典型的具有史论相结合之特色的学术著作。《两汉<尚书>学研究》考证翔实，因循历史发展之维度而展开学术思想史之构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第三部分“‘《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 的内容。该书认为“《书》教”传统为两汉统治者在制定王朝仪制时提供依据，汉代“《书》教”活动的广泛开展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特别是今文《尚书》之教在官、私两个层面的大规模施行使得《尚书》中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令人称道的是，《两汉<尚书>学研究》认为“孔子开创的‘《书》教’传统最大优长处在于资政，汉代‘《书》教’传统之核心要义正在于此。”这无疑是抓住了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之精髓，不仅如此，该著将“《书》教”与汉代政治密切结合起来，从《书》学解释学与政治哲学相结合之维度开出了《尚书》学断代研究的新路数。

该书认为《尚书大传》《尚书纬》《洪范五行传》等书对《尚书》的诠释有过度诠释或比附经义之嫌，但是随着汉代“长于政”的“《书》教”诠释传统的发展，由于仕途功名的诱惑、主观意识的作祟以及授徒资政的需要，汉代《尚书》学者在经世致用的实践中，或被迫将传统的本体解释学发展为具有极大局限性的章句之学，或被迫将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诠释学衍化为灾异谴告、谶纬图说，凡此种种无疑逐渐背离了《尚书》传统解释学的根本目的，以至于导致《尚书》学在东汉末期的凋敝与新变。正如马士远所言，汉代《尚书》学始终存在着一系或以阴阳五行说、或以灾异谴告说、或以谶纬说等为内容的神学化《尚书》学阐释传统。

经典与经典诠释总是在历史变革、文化传承与价值转换之中得以展开与前进的，今天我们面对历史文化、传统经典与新时代之契机，应该重建中华民族的经典传统、话语体系、诠释风格和价值体系。《两汉<尚书>学研究》基于两汉历史之时限，深入而系统地展开《尚书》在两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传承与流变之研究，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尚书》之于两汉政治制度建设的要义，做到了文献考证与思想阐发相结合，形成了《尚书》学研究与《尚书》诠释的新风格。不言而喻，《两汉<尚书>学研究》无疑开创了一种新的解释维度，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