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文学史书写

刘 泉，刘增人

(1.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2.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文学期刊是和报纸文学副刊、文学书籍出版一起，共同构建起百年中国文学——文化摩天大厦的坚实基础，是连接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纽带与桥梁。习惯上并称为“书、报、刊”三大文学媒体。但因为期刊的出版周期一般短于书籍出版，而容量又往往大于报纸副刊，其地位与作用以及被学术界重视的程度，也往往重于其他两者。

一

文学期刊的介入，有利于改变文学史是文学事业史的旧思路，提供了文学史是文学产业史的新思路。

中国的买卖书籍并形成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活动，据说至迟始于汉代。西晋太康年间，就流行着因为左思的《三都赋》而“洛阳纸贵”的佳话，在证明着几千年前这就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正经行业。但这种文学与商业的联姻，可能得利的仅仅是书贾或者纸商，至于文学作品的作者，一般是被排除在盈利的行列之外的。纸因赋而贵，但赋的市场价值并未因此而得到提升，至今人们也没有找到左思因出卖赋作而获利或致富的任何证据。他的后来“晋升”为“贵胄”，只是因为有一位妹妹嫁入豪门而已。直到几千年后的清代，曹雪芹与蒲松龄们的穷困潦倒，还在证明着文学作品的极佳内质，几乎完全不会给文学作品的作者带来任何金钱之类的“实惠”!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把此前的文学活动，描述为一种基本上与经济利益无关的行当，它主要是文人们自我抒写性情或者互相唱和、彼此交流的一种纯文学的过程。

但是，当期刊之类近现代媒体涌现之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发布在期刊上的文学作品，除去其固有的文学特质以外，还同时具备了商品的特质，是以文学为内容的特殊商品。“作家卖文稿给报馆和书商，按字取酬，报馆和书商通过市场运作赚钱，消费者根据自身娱乐、消遣的需要选择阅读，决定文学生产的时尚。生产者——传播渠道——消费者这一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互相制约，从而使文学的生产、传播彻底市场化”。鲁迅曾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一个人做一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是封建时代的事，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1922年1月28日《半月》第1卷第10号登载了“求幸福斋主人卖小说的话”，公开声称“我如今卖小说了”。据著名的文学期刊补白大家郑逸梅回忆:“以前上海办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一个本位，倘然第一版能销三千份，就可以不蚀本了，他们的支出与收入，也作三千份计算，假使销数超出了三千份，那就要算赚钱了。以后越销得多，便是越赚钱”。改革以后的《小说月报》的价目规定得很具体明确:月出一册，现款及兑票每册二角，邮票二角一分，邮费本埠一分，本国一分半，日本一分半，外国六分，广告特等六十元，优等四十八元，上等四十元，普通二十八元，著稿每篇酬金现金五元至三十元，译稿每千字现金二元至五元。《语丝》也毫不含糊，迁至上海第1期就明白无误地标示出价格的改动:零售门售六分，外埠七分(连邮)，订阅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八角，国外半年加邮八角，全年一元五，凡已定阅及在阴历年内定阅者概不加价云云。8开8页的周刊《骆驼草》定价为“每份本市铜元十枚，外埠连邮费三分，半年七角，全年一元四角”。如此纯正的文学期刊，都一无例外地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商品。因此，以期刊为主要载体之一的近百年文学，绝不仅仅是文学事业，它们更是文化产业，是政治倾向、文学理念与经济效益动态平衡的产物。

由于文学期刊的商品属性，民国以来的文学期刊，就形成文学性、商业性、政治性三大类型，其宗旨各不相同。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执政地位与支配权力，话语的控制与舆论的掌握是一切党派共同的追求，党派性期刊(由政党及政治性派别直接或间接创办)的应运而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新青年》到左联期刊系列，从根据地到解放区的面向工农兵的期刊系列，有的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理论刊物，有的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或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刊物，大都是作为共产党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的喉舌和武器而出现的，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党派立场性是举世公认的。北洋军阀政府似乎没有来得及出版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党派性刊物，章士钊的《甲寅》在比重上也是学术文艺远远大于政治的。1920年代末特别是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开始高度重视期刊这一大有作为、值得争夺的阵地，不惜充斥巨资、网罗人才，以自办刊物作为绞杀左翼的、进步的刊物的重要配套措施。于是，人们开始看到《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旗帜鲜明的当局立场的刊物相继问世，白纸好墨，印刷精良，可惜读者稀少，卖点可怜，也是期刊史上不可多得的颇具研究价值的个案。

由出版商创办或控制、以商业利润为办刊主要目的的商业性期刊，从近代以来就屡见不鲜。晚清一大批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期刊，可谓其典型代表之一。为了商业利润，他们曲意迎合购买可能性最大的读者群落，用心堪称良苦。招数不断翻新，但总是受到新文学方面的大力贬斥，不能堂皇地在文学的道路上登堂入室，常常怀持自惭形秽又不甘人后的心态。随着时代演进，商业性期刊的面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有的礼聘新文学家主持笔政，使刊物面目彻底一新，有的仅在栏目、文体上推陈出新，有限度地增加吸引新式读者的内容，有的采取两套内容并置、互不伤害的方针，使新旧读者各有所得，刊物也就变得新旧兼容起来。

其实，不论是政治性期刊还是商业性期刊，都非常注重刊物的文艺性，注重发表有影响的新文学家的作品，或伴随着发表数量可观的小说、新诗等文艺作品，或设置文艺、杂俎等专门刊发文艺性作品的专栏，或聘请有影响的文学家主持编务，或组织庞大的以文学家为主体的“特约撰稿人”队伍。某些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文章，也往往包装以文艺性的外壳。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就曾特辟“教育文艺”专栏，叶圣陶的著名长篇《倪焕之》，就是首先在“教育文艺”栏中连载，然后才出单行本的。但大多数文学性期刊的办刊宗旨，却是要张扬自我的文学主张，实现自我的文学理想，开辟自我的文学园地，寻找自我的文学家园，一句话，是从文学的目的出发办刊，从而赋予刊物强烈鲜明的文学性，是为文学性期刊。

这三种类型的期刊，由于办刊目的与经营方式的不同，对读者的期待与要求有甚大的差异。政治性期刊，往往有党派的依托，甚至享有政府财政拨款的特殊优惠条件，基本上或局部地避免了销售数额的困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但不必为印数多寡发愁，所以它们往往对读者采取布道、宣传、教育、俯视的姿态，而往往由于生硬灌输的方式疏离读者;商业性期刊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读者的订购。这是老板赢利的基本渠道，也是发放编辑费、稿酬的唯一来源。失去读者，就等于自绝生路。因此它们不可能不对读者采取曲意逢迎的姿态，选择最大多数的读者，想方设法扩大刊物的销路，永远是这类期刊的宗旨。这也就使之常常因骨格不足媚态有余大受诟病。文学性期刊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自筹资金，自办发行，资金用完，刊物告终，如1920、1930年代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杨晦、施蛰存、柔石、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等创办的几份为期甚短的刊物——他们很少考虑读者的需求，而把尽力张扬自我作为办刊目的;有的是依托资金雄厚的出版商家，由商家来承担经济核算的任务，自己只要把刊物办成国内最高水平、最具新意、雄居海内、独领风骚的头牌杂志就万事大吉了，如茅盾革新的《小说月报》——他们一般也较少考虑刊物的发行量与经济收入，较少在如何吸引乃至逢迎读者上下工夫;有的是海内名家办刊，主编声名赫赫，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如鲁迅领衔的《语丝》、《莽原》、《未名》、《奔流》、《译文》等，只要把刊物办出主编的个性特色与人格特色，就自然会一纸风行，也不必过多考虑销量的多寡。而大多数的文学性期刊，却必须把读者是否认可、是否认购作为调整自己办刊方针的主要参照系;谁个忽视了这一法则，谁个的短命夭折，就无可避免，谁个重视这一法则并且能够采取得力的争取读者的措置，谁个的文学园地就有可能蓬蓬勃勃。同时，刊物是主编的影子，是主编生命的延伸和人格的载体，能否聘得一位高水平、高声誉的主编，并且自觉地支持他把刊物与其人格、与其风采互相辉耀，常常是刊物成败的关键。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中国读者的期刊购买力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数目，是一块已经摆上桌面的蛋糕。一般说来，读者最多的是商业性期刊，其次是文学性期刊。党派性期刊由于别有经济支柱，别有办刊宗旨，不大措意于争取读者以广销行的策略与手段，读者面比较窄狭，数量也无法与前两类相比较，更遑论争衡、持平。三种类型的期刊围绕争夺读者也即争取销路这一中心，在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的同时，明明暗暗的竞争是持续不断的，无法回避的，而正是这种竞争，才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期刊世界，在自身内部的动态调整中实现了互相制约式的相对平衡，相对完整地组合为民国文学期刊的生成机制与生态环境。

三种类型的对峙、互补、交融、渗透、更替、嬗变等形态的组合，构建了中国百年文学的多姿多彩的景观，也形成文学与期刊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生命整体。其中，有的是在特定的政治格局下，以争取文化权力(主要体现为话语权力)为宗旨的，它们的历史功绩，主要应该从在极其艰难的形势下创建中国式的准“公共空间”的角度肯定其历史地位;有的是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段中，在适应最广大的读者层面的需求因此也为自己争取到尽量广阔的生存空间中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上，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的——但无论那种类型，都无法完全漠视读者的需求也即期刊的主要经济支柱。如何把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往往是绝大多数文学期刊永恒的追求。

二

由于文学期刊全程介入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总过程，如实地考量期刊及其从业人员的历史性作用，就成为是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显然，文学期刊的介入，凸显了编辑在文学生产机制中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复原文学史发生现场原生态情景。

传统的文学研究，往往是把作家→作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文学史就是作家与其创作的作品活动的历史;接受美学引进了文学活动的另一极——读者，把读者的期待视野看作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制约因素，文学史必须考虑读者的再创造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引发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但事实上，以期刊为主要载体之一的民国文学，还必须把编辑的作用考虑在内——作家所提供的仅仅是手稿，只有经过编辑的解码与再编码，才可能变成供读者阅读的文本;而在出版人(往往是文化商人)左右下的编辑，一面以稿酬、发刊词、按语、跋语、栏目编排等，构成对作家创作的直接诱导和干预，一面又以稿件特色、装帧设计、广告宣传、栏目编排等，发展、巩固自己的读者群，对读者的期待视野施加影响。他们并不仅仅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简单中介，而是其中十分活跃的决定性要素——编辑者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人格魅力、编排艺术、营销技巧等，既是期刊生死存亡的先决条件，又是制约社会文化风尚、制导文学事业走向的极其活跃的因素。同时，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人们一般把文学过程看成是由作者的审美创造与读者的审美欣赏构成的。事实上，文学期刊等传播媒介参与的文学，已经不仅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而且是与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文明等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物态化的存在。文学的具体形态与现行的印刷技术及出版运行机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出版者的资金周转、商业谋略、出版策划，编辑者的立场与风格，发行网络的规模，读者市场的定位与流动等非文学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面貌。

如果把编辑的能动作用如实地复原到百年中国文学发展、沿革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史或许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是期刊的繁荣发展，对编辑、记者、撰稿人这一社会阶层、文人职业的重大影响，二是期刊这种独特的运作方式，对编辑人个体的学术事业、人生选择的改塑功能。

首先，在民国文学期刊的编辑人名单中，涉及到较有名气的文化人至少有500人。开新文学史先河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据说论及到近500位作家、文化人，是各种新文学史著涉及人数较多的一种。是否可以说，中国百年著名文化人的数目，也就在500人上下?那么，说其中绝大多数列入期刊的编辑行列，就是一种并不夸张、相当可信的估计。据此可知，中国百年文化人的大多数，是从期刊领取编辑费的，那么，从期刊得到稿酬的人数将更多。是否可以说，期刊，已经构成中国百年作家的基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因而也就成为他们基本的、主要的生存方式?据陈明远统计:《新青年》的编辑费为每期200元，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2元至5元。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标准是郭沫若每千字4元，胡适每千字5元(1927年上海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元，合今人民币1400元，报社编辑月薪40－100元之间，合今人民币1400－3500元)。鲁迅说过:“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的好主顾。”鲁迅“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平均每月399.04元(约合今人民币1.2万元)。收入减少的原因是教育部编译费(月薪300元)完全撤除，仅靠本年的著述版税和稿酬、编辑费。”在三十年代，北平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的稿酬每千字可达4－5元，上海则为1－3元。离开这一经济来源与生存方式，百年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肯定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状况，一种境域。

同时，长期从事期刊编辑，职业的需要，常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某些文化人的人生选择，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主要是一位关注人生的作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1930年后，他转到开明书店服务，后来主持该店的编译所，主要精力从文学创作位移到期刊编辑，作为作家的叶圣陶，逐渐变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叶圣陶。叶圣陶屡屡告白的:“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也许就是对这种由于期刊的影响而促成人生道路转型的自觉概括。文化人与期刊和谐共处、两利双赢的格局，以叶圣陶与开明书店为范例，文化人与期刊有分有合、同一中有矛盾的情形，可以举出鲁迅与《语丝》、与《文学》、与《译文》为例证。文学性立场与经济性原则的对立统一、交错整合，既是作家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更是文学期刊自我调整、磨合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发挥自组织功能的内在依据。

三

文学期刊的介入，给传统的文学体式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新颖的文学史景观，不但颠覆了诗文正宗的文体格局，而且衍生出若干新的文体。

1912·1—1949·8各主要文体期刊创刊数目简表

小说 诗歌 散文 戏剧 电影1925 1 2 13 1926 1 13 1927 7 1928 1 1 6 1929 1 1 8 4 1930 2 1 7 1931 3 4 8 1932 1 1 5 11 1933 8 5 5 1934 1 7 1 2 9 1935 3 16 5 4 23 1936 1 17 4 7 7 1937 14 5 25 14 1938 10 1 14 12 1939 2 6 2 10 9 1940 1 9 1 15 22 1941 3 13 2 10 21 1942 6 8 8 1943 7 9 6 1944 2 6 7 9 1945 5 7 9 1946 5 11 2 23 34 1947 1 13 2 7 18 1948 2 15 1 10 38 1949 1 4 7 11

以上图表，一是仅就笔者闻见划定，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二是仅从创刊一端立论，也容易流入偏颇。因为实际上，创刊以后能否持续发表高水平、影响大的作品，能否不断推出有实力、有成就的优秀作家，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三是仅就刊名明确标定为某种文体者列入，难以准确可靠。其实，许多重要的小说、散文以及诗歌作品是在以“文学”、“文艺”、“文化”等命名的刊物，甚至是一些刊名与文学几乎完全无关的综合性刊物上发布的。只从刊名着眼，确实难以完全概括文学作品发表的实际状况。但是，就是从这一并不完备的表格中，人们也完全可以发现若干值得重视的信息，发现关于文学文体流变的若干带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从1922年电影文学期刊进入文学期刊行列以后，这种崭新的文体，就在以极其迅猛的态势发展，1948年抵达巅峰，为38种。其他年份，例如 1925、1926、1927、1928、1930、1931、1932、1935、1948等年份，电影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都是其他四种文学期刊创刊数量的总和以上。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在1925——1949年间，中国的电影事业在发生着堪称迅猛的进展，因为只有电影的大幅度拍摄、发行，电影文学期刊作为其主要载体，才有可能获得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证明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电影文学期刊的确比其他文学期刊具有更多的“卖点”，更容易获得大面积读者、观众的青睐。诚然，我们打开当年任何一种电影文学期刊，都会发现其内容的驳杂繁复，其中既有演员的介绍，包括剧照、小传、花絮、绯闻，又有摄制技术的研讨，比如灯光、布景、配音、舞美、特写、镜头等的研究，更多的是铺天盖地的电影广告，有朴素写实的，有沉郁顿挫的，更多的是夸张、吹嘘，乃至花边新闻、演艺噱头、明星丑闻的渲染。最能够吸引当时的读者的，也许可能是那些巨幅的明星“玉照”，专门喜欢看漂亮的女人和帅气的男人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某些读者、观众。但作为电影的基本要素的文学，却的的确确是其基础和灵魂。这里有电影文学剧本的介绍，有导演对电影脚本的自我阐释，有影评家的或深入浅出或故意卖弄的点评，有观众对电影的希望与要求，有国外优秀影片的推介，有先进电影理念的解读，有电影历程与发展故实的钩沉。失去了这类文学性内涵的电影期刊，充其量不过是电影广告，是人们早已置诸脑后的过眼云烟。而这种从电影的特定视角对中国百年文学的丰富和补充，绝对是各种文学史家不该忽略的重要现象。我们已经拥有多种版本的电影文学史，拥有更多种类的文学史。不少文学史著中，确乎已经容纳了一定数量的电影文学的内容。但好像电影的地位依然比不上其他文体，不曾被梳理得特别清楚，不曾被研究得更加深入。电影文学的发展与其他文体的发展的联系与互动，尤其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深入研究与论证。因此，人们有理由希望见到包容着电影文学史的文学史，希望电影文学史更有机更自然地融入文学史——也许这可能是一种更真切地复原到发生现场的文学史。

同时，人们不难发现，从1937年到1945年，是各种文体的文学期刊呈“井喷”态势的年份，而戏剧期刊和诗歌期刊远远超越了小说期刊和散文期刊。“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灭亡中国的罪恶蓄谋，已经顷刻间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国破家亡，山河蒙羞，急剧地改变着文学体式的格局，最便于抒发愤怒和最便于唤起民众的诗歌、戏剧，于是成为抗日宣传的急先锋。1937年一年，直接以“抗日”“抗敌”命名的文学期刊就出版了50余种，如《抗敌》、《战时文学》、《图存周刊》、《抗战·抵抗·全民抗战》、《呐喊·烽火》、《高射炮》、《战斗》、《火线》、《云南抗敌后援会特刊》、《后盾》、《民族呼声》、《抗战新辑》、《战友》、《醒狮》、《抗战戏剧》、《抗战星期刊》、《挺进》、《战时文摘》、《救亡周刊》、《抗敌半月刊》、《抗战半月刊》、《哨岗》、《救亡文辑》、《战时大学》、《精忠月刊》、《文化动员》、《战时教材》、《烽火》、《妇女前哨》、《前卫》、《救亡》、《抗战新军》、《国难旬刊》、《战时生活》、《铁血》、《火焰》、《抗战与文化》、《新战线》、《杀敌旬刊》、《抗战文艺》、《怒吼周刊》、《战鼓》、《战旗》、《反攻》、《抗战青年》、《怒吼》、《文化救国》、《战时教育》、《战时演剧》、《抗战大学》、《战时文化旬刊》等，1938年有87种，如《战时生活》、《小战士》、《抗到底》、《歼倭》、《抗战教育》、《抗敌先锋》、《苦斗》、《抗敌》、《抗战农村》、《战时艺术》、《战时戏剧》、《新阵地》、《明耻周刊》、《克敌周刊》、《弹花》、《战地》、《民族前卫》、《抗敌月刊》、《报国》、《抗战电影》、《火网》、《冲锋半月刊》、《火线下》、《文艺阵地》、《血战》、《抗战儿童》、《正义》、《民族生命》、《战地半月》、《战时初教》、《爆发》、《抗战文艺》、《动员戏剧》、《统一抗战》、《抗敌》、《战时文化》、《抗敌评论》、《杀敌》、《民族诗坛》、《战时民众》、《战友月刊》、《文化长城》、《抗敌戏剧》、《前线的安徽》、《自卫月刊》、《自卫战》、《文艺后防》、《文化岗位》、《抗战旬刊》、《决胜》、《民族文化》、《民族革命》、《战时生活》、《战歌》、《民族魂》、《战教周刊》、《反侵略》、《冲锋》、《抗日》、《文化动员》、《文化哨》、《抗战青年》、《抗战月报》、《抗建青年》、《突击半月刊》、《战鼓周刊》、《游击》、《华南抗战》、《反日周刊》、《警钟》、《龙溪抗敌旬刊》、《抗战文化》、《抗战与建国》、《抗敌导报》、《战斗》、《战时市教》、《战鼓》、《战旗》、《新军》、《精忠导报》、《战时青年》、《抗战文摘》、《怒吼》、《战时学生》、《战友》、《战地》、《文化前哨》等，1939年有55种，如《复兴旬刊》、《抗战新闻》、《抗战建设》、《血流》、《抗敌》、《文艺战线》、《战时中学生》、《战时民众》、《铁血》、《抗战文选》、《讨寇》、《抗敌》、《战时演剧》、《荡寇》、《抗战生活》、《全民抗战等联合特刊》、《戏剧岗位》、《战垒》、《文艺长城》、《战时妇女》、《少年战线》、《进攻》、《文化战士》、《抗建》、《战地知识》、《战时文化》、《文化动员》、《战地文化》、《挺进》、《抗战周刊》、《阵中文艺》、《抗战艺术》、《青年阵地》、《抗战时代》、《战时文艺》、《文化前锋》、《文艺堡垒》、《抗战》、《抗敌月刊》、《抗敌导报》、《战时南路》、《民族》、《民族青年》、《战地文化》、《抗卫》、《突击手》、《动员》、《明耻》、《战士月刊》、《文化动员》、《抗战知识》、《文化防线》、《抗战文化》、《文化岗位》、《文艺轻骑》等，1940年有21种，如《刀与笔》、《笔部队》、《北战线》、《血涛月刊》、《怒火文艺》、《抗战文艺》、《突击手》、《动员月报》、《战时民教》、《阵中月报》、《笔垒》、《前锋》、《吼声文艺》、《九一八》、《学生阵地》、《抗战儿童》、《挥戈文艺》、《火炬》、《战地文化》、《狼烟文艺》、《战区剧报》等，1941年有22种，如《自卫月刊》、《阵中文汇》、《北战场》、《前锋月刊》、《枕戈》、《文化战线》、《民族文化》、《国防周报》、《文艺新哨》、《笔丛》、《射日》、《抗战》、《新生》、《文艺新军》、《战时文艺》、《前锋儿童》、《部队文艺》、《复兴旬刊》、《民族思潮》、《铁火文艺》、《文艺轻骑》、《火线文艺》等》，1942年有8种，如《营地》、《胜利月刊》、《民族青年》、《文化先锋》、《文艺先锋》、《前锋话剧》、《华侨文阵》、《抗建文艺》等，1943年有11种，如《少年兵》、《再生》、《战士月报》、《正气月刊》、《民族文学》、《前卫》、《民族月刊》、《自强》、《黎明》、《抗战文艺特刊》、《文阵》等，1944年有3种，如《诗前哨》、《战场》、《更生月刊》等，1945年有17种(如《曙光》、《笔戈》、《战斗中国》、《新战士》、《前线》、《新中国》、《文哨》、《青年前锋》、《民族魂》、《烽火》、《胜利》、《和平钟》、《青年军》、《前锋》、《新生》、《前哨》、《拂晓文艺》等。仅据笔者颇不完备的见闻所及，这类文学期刊就出版、发行过数百种之多!其繁盛程度，确确实实是中国期刊史上极为少见的巍然大观。如果再把那些刊名虽然未曾明确标示“抗日”“抗敌”“抗战”等字样而其实内容极其尖锐、昂扬地抒写、呼唤着民族的感情、抗日的热情的文学期刊统计在内，那一定是一个数字惊人的目录!

诚然，打开这些刊物，不难发现其中不乏空泛之作，不乏粗疏之作，急就章的帽子，很多作品恐怕都无法摘掉。但是，这么大的一笔精神遗产，是我们的前辈在国破家亡、民族蒙羞的关键时刻发出的强劲怒吼，是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面对强寇的正义抗争。其中燃烧着民族意志，沸腾着爱国感情，呼唤着国魂奋起，期待着日月重光，是中华民族不会沦亡的铁证。当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践踏着中国大地也无情地践踏着中国文化时，周作人、胡兰成们一个一个扑通扑通跳进了万劫不复的污泥浊水，成师成团的国民党“正规军”整建制地摇身一变成了“皇协军”、“二鬼子”的时候，中国的千千万万良知未泯的文化人，却用自己的笔，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民族情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办、编辑、出版、发行了数以百计的文学期刊，向整个世界昭示着中国未必沦亡的真理!这样的历史事实，难道可以用“抗战八股”一类轻蔑的口水就一笔抹杀吗?当历史的血海深仇和现实的严峻警示一起挑战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时候，难道就可以用“愤青”、“义和团”余孽之类对于绝大多数正义的人们显然是污蔑的讥诮之言就能够轻易地消弭于口耳之间吗?

显然，这些横亘在文学史上如同绵延的群山一样厚重巍峨的期刊群落，在留给后人一份丰富的精神遗产的同时，也给我辈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课题:怎样才能以文学史家的身份，科学地历史地面对前辈的爱国热情及其文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