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汉语量词研究概况看石刻量词研究的必要性

郑邵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在对某一时段、某种语料的量词使用状况和发展演变进行分析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对目前已有关于古汉语量词的研究状况进行一番梳理。一方面，前贤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汉语量词发展的大致脉络，明确在此研究领域中哪些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哪些问题尚待解决，我们利用新的材料可为哪些结论提供佐证，哪些结论有待商榷和改进，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深入。另一方面，前贤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方法和经验，是我们进一步研究量词的坚实基础和推动力。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语料作更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因名量词是量词类系中的第一大类，是量词体系中产生最早、数量最多且特点最丰富的一类，且前贤对名量词的研究较动量词相对充分，故本文介绍的研究成果多关涉名量词。

一、专书研究

黄高宪《＜诗经 ＞数词量词的用法及特点》［1］、李佐丰《＜ 左传 ＞ 量词的分类》［2］、官长驰《＜老乞大谚解＞所见之元代量词》［3］、《＜朴通事谚解 ＞中的量词》［4］、杨晓敏《＜左传 ＞的量词》［5］、何乐士《＜ 左传 ＞ 的数量词》［6］、周建民《＜金瓶梅 ＞的量词系统》［7］、黄宝生《＜聊斋志异＞中的数量词》［8］、张先坦《＜东京梦华录＞的数量词》［9］、马芳《＜ 淮南子 ＞ 中的量词》［10］、于涛《＜老乞大＞和＜朴通事＞的名量词研究》［11］、方琴《＜史记＞量词用法探析》［12］、孙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量词》［13］、谢新瑛《＜红楼梦＞量词研究》［14］、许仰民《论＜金瓶梅词话＞的物量词》［15］、王定康《＜ 洛阳伽蓝记 ＞ 中的量词》［16］、陆喜英《＜拾遗记 ＞名量词研究》［17］、［法］贝罗贝《＜老乞大＞的个体量词和语言循环现象之关系》［18］、杨帆《＜ 礼记 ＞ 量词研究》［19］等。

近些年，还涌现出一大批进行量词专书研究的硕博论文，如:马芳《＜三国志＞量词研究》［20］、崔尔胜《＜水浒全传 ＞量词研究》［21］、［韩］李宗澈《＜史记＞量词研究》［22］、叶桂郴《＜六十种曲＞和明代文献的量词》［23］、贺芳芳《＜齐民要术 ＞量词研究》［24］、过国娇《＜红楼梦＞前80回量词研究》［25］、魏丽梅《＜红楼梦＞量词研究》［26］、于冬梅《＜吕氏春秋＞的量词研究》［27］、刘文正《＜朱子语类＞量词研究》［28］、叶松华《＜ 祖堂集 ＞ 量词研究》［29］、王远明《＜五灯会元＞量词研究》［30］、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31］、夏宇《＜华阳国志 ＞量词研究》［32］、杨琳《“二拍”量词研究》［33］、刘双《＜夷坚志 ＞量词研究》［34］、栗君华《＜ 儿女英雄传 ＞ 量词研究》［35］、余剑《＜诸病源候论＞＜黄帝内经太素＞量词研究》［36］、王大莹《＜ 后汉书 ＞ 量词研究》［37］、丁敏《＜醒世姻缘传 ＞量词研究》［38］、魏洪《＜关汉卿戏剧集 ＞量词研究》［39］等。

这些专书研究大多先对书中各类量词进行穷尽性的调查分析，运用计量语言学的方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确切统计和定性分析，旨在立足专书，展现书中全部量词的面貌。有些论文能进一步将描述性的总结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与同时代及不同时代作品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从以上研究成果也可看出，最初对上古、中古典籍中的量词关注较多，近些年才慢慢将目光转移到近代作品的量词上来。这些语料事实的研究从某一角度反映当时的概貌，使量词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对量词整个系统的建立打下基础。但是对量词的归类分组等大多沿袭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基本还是保持一个固定模式，并未从专书的量词使用状况出发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适时归纳出更完善的体例。

二、断代研究

断代量词的研究以大量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对该时代量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详尽的描述，然后以上推下衍的方式描述量词的发展演变过程。断代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专书研究的基础上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世儒在《中国语文》发表一系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研究的文章:《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40］、《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的研究》［41］、《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42］等，后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专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43］。该书是第一本研究量词的断代史专著，后来学者很多以此为参照系。同时，还有黄盛璋《两汉时代的量词》［44］、黄载君《从甲文、金文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45］、赵中方《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46］、《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47］、《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48］、［法］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49］、李若晖《殷代量词初探》［50］、张赪《发展初期的汉语名量词特点——汉代量词研究》［51］等。

另外，出现了一批进行断代量词研究的硕博论文。如:彭文芳《元代量词研究》［52］、游黎《唐五代量词研究》［53］、达正岳《上古汉语数量词研究》［54］、邓帮云《元代量词研究》［55］、滕一圣《先秦量词研究》［56］、王向毅《名量词在唐代的新发展》［57］、李建平《先秦两汉量词研究》［58］、曹芳宇《唐五代量词研究》［59］等。

三、专类研究

此“专类研究”指专门针对某类词汇、某类文体或某类出土文献进行的量词研究。

(一)基于某类词汇的量词研究

颜秀萍《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物量词例释》［60］、敏春芳、马有《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衣物量词例释》［61］、高佳《汉语服装量词的形成与演变》［62］、胡萃《古代货币量词研究》［63］、敏春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饮食量词训释》［64］等分别对服饰类、货币类、饮食类名量词进行研究。

(二)基于文体的量词研究

杨廷治《古诗中的数量词》［65］、杨如雪《六朝笔记小说中使用量词之研究》［66］、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67］、毛永森《古代医籍中重要的特殊量词》［68］、陈颖《苏轼作品量词研究》［69］、孙欣《明代四大传奇量词研究》［70］、陆喜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量词研究》［71］、朱晓芳《白居易诗歌中的量词研究》［72］等均属这类研究。

(三)基于出土文献的量词研究

1.金文量词研究

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73］统计了西周金文中量词的出现频率。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74］、赵鹏《春秋战国金文量词析论》［75］、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第七章)［76］、徐力《春秋金文量词考析》［77］、张桂光《商代金文量词特点略说》［78］、毕秀洁《商代金文量词研究》［79］等，分别对各时期金文中的量词进行研究。

2.简帛量词研究

曾仲珊《＜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数词和量词》［80］、吉仕梅《＜睡虎地秦墓竹简 ＞量词考察》［81］、徐莉莉《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见称数法考察》［82］、张丽君《＜五十二病方 ＞物量词举隅》［83］、魏德胜《＜ 敦煌汉简 ＞ 中的量词》［84］、张俊之《帛书＜五十二病方＞数量词研究》［85］、王贵元《楚简遣策中的物量称数法和量词》［86］和《战国竹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87］、陈练军《＜尹湾汉墓简牍＞中的量词》［88］、《居延汉简量词研究》［89］、《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90］、《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91］、《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92］、陈近朱《＜居延新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93］、张俊之《秦汉简帛方剂文献数量词研究》［94］、吉仕梅《汉代简帛量词新论》［95］、武晓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量词》［96］、肖从礼《从汉简看两汉时期量词的发展》［97］、杨玲荣《张家山汉简数量词与称数法研究》［98］、龙仕平《秦简中的量词祭器历时演变》［99］、李建平《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新兴量词》［100］等，均就简帛中的量词进行研究。

3.敦煌文献量词研究

李思明《＜敦煌变文集 ＞中的量词》［101］、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兴量词考》［102］、周春梅《＜敦煌变文集＞中的称数法》［103］、王新华《敦煌变文中量词使用的几个特例》［104］、王文艺《关于敦煌变文量词语法功能的几个问题》［105］、洪艺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106］、洪艺芳《吐鲁番文书在中古汉语量词研究上的价值》［107］、苏旸《敦煌契约中的量词》［108］、洪艺芳《吐鲁番文书中的通用量词探析》［109］、《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唐五代新兴量词研究》［110］、《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之量词研究》［111］、胡继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量词》［112］、何琴《英藏敦煌文献(S10－S522)量词研究》［113］等，均就敦煌文献中的量词进行研究。

4.石刻量词研究

仅见洪艺芳《论法门寺唐代＜衣物帐＞中的个体量词》［114］和《法门寺唐代＜衣物帐＞中的集体量词》［115］两篇论文。

四、专题研究

(一)名量词探源

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45］、［法］游顺钊《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116］、张帜《古汉语量词源流概说》［117］、陈绂《谈汉语陪伴性物量词的由来及其应用原则》［118］、洪波《汉语类别词起源初探》［119］、李宇明《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120］、李先银《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原因探讨》［121］、刘文正《浅谈汉语陪伴型名量词的起源》［122］、汪小玲、李翩《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探析》［123］、步连增《汉语名量词起源再探》［124］等。

(二)名量词小类研究

个体量词研究，如:刘世儒《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41］、赵中方《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46］、《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47］、黄洁《汉语个体量词与民族具象思维关系论略》［125］、白冰《宋元时期个体量词的变化和发展》［126］、金桂桃《＜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个体量词》［127］、邓帮云《元代个体量词量月时的形象色彩与修辞功能》［128］、高佳《＜ 元曲选 ＞ 个体量词研究》［129］、李莹《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机制与动因》［130］等。集体量词研究，如:赵中方《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48］、洪艺芳《法门寺出土唐代＜衣物帐＞的集体量词》［115］等。度量衡量词研究，如:李富良《先秦到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量词历时研究》［131］等。可以看出，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量词的研究上，其它小类的研究相对缺乏。

(三)单个名量词研究

对单个量词的研究，最初集中在某些有泛化倾向的个体量词上，围绕其产生与兴替展开讨论。如:洪诚《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132］、游汝杰《汉语量词“个”语源辨析》［133］、王绍新《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134］、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35］、陈绂《从“枚”与“个”看汉语泛指性量词的演变》［136］、李建平《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以出土文献为新材料》［137］、谢玉球《从＜全唐诗＞看“个”在唐代的新变》［138］等。

关于其它量词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有研究其产生及历时演变的，如:董树人《关于量词“棵”的出现时间》［139］、叶桂郴《量词“头”的历时考察及其它称量动物的量词》［140］、《汉语中量“人”量词的历时考察》［141］、王彤伟《量词“头”源流浅探》［142］、金桂桃《唐至清的量词“件”》［143］、魏兆惠《量词“通”的历史发展》［144］、李计伟《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145］、时昌桂《量词“替”的发展》［146］、孟繁杰《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47］、王秀玲《谈量词“领”的起源和发展——兼论“领”和“件”的历时替换》［148］、孟繁杰《量词“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49］等。有对近义量词进行辨析或更替研究的，如:牛太清《量词“重/曾”历时更替小考》［150］、刘炎飞《从“个”和“枚”等三对量词的历时演变看汉语量词发展的机理》［151］、王晓蕾《量词“颗”、“粒”、“枚”的比较研究》［152］等。有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进行量词研究的，如:宗守云《从范畴化过程看量词“副”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153］、于璐《量词“幅”的义项分析》［154］、李翼《从范畴化过程看量词“双”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155］、李计伟《论量词“根”的形成及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156］、孟繁杰《量词“片”的语法化》［157］等。

以上对单个量词的研究，基本上都有对其源流的探索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在分析过程将横向的共时比较与纵向的历时比较相结合，使我们对量词个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就需要把大量的量词个体进行深度加工，进而将这些个体渐次相连成一个系统，这也是在单个量词研究之后要做的工作。

(四)吸收、借鉴新理论和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成果进行量词研究

近些年，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学者逐渐从多个角度、采取新方法进行量词研究，古汉语研究也应如此。现代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的引入，为古汉语量词研究注入新活力。另外，适时结合现代汉语量词的研究成果，也会有效推进古汉语量词研究。

马庆株《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158］、邵敬敏《量词的语义成分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159］从语义角度对现代汉语量词进行了考察。古汉语量词研究也受此影响，如:陈玉冬《隋唐五代量词的语义特征》［160］、陈颖《苏轼作品量词研究》［69］、陈练军《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结合的语义条件》［91］、李计伟《论量词“根”的形成及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156］等，从语义角度进行古汉语量词研究。

［法］游顺钊《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116］、范利《从认知语言学看名词临时作量词的语义演变规律》［161］、蒋颖《汉语名量词虚化的三种机制》［162］、于璐《量词“幅”的义项分析》［154］、李计伟《论量词“根”的形成及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156］、麻爱民《从认知角度看汉语个体量词“口”的产生与发展》［163］等从认知角度进行量词研究。

龙耀宏《汉藏语系诸语言关于动物量词“头”的来源》［164］、蒋颖《论甲骨文、金文的反响型量词——兼与藏缅语比较》［165］、时兵《汉藏等语言中的量词“头”》［166］、步连增《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量词研究》［167］、张赪《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168］等属于类型学方面的量词研究。

李讷、石毓智《句子中心动词与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化的动因》［169］、李宇明《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120］、郭攀《古汉语“数(量)·名”二语序形式二论》［170］、陈国华《汉语量词的语法化》［171］、张延俊《也论汉语“数 +量 +名”形式的产生》［172］、张谊生《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173］、李宗江《语法化的逆过程:汉语量词的实义化》［174］、吴福祥《汉语“数 +量 +名”格式的来源》［175］、王绍新《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176］、安丰存《汉语量词“匹”词源及语法化分析》［177］等均借鉴语法化理论来研究量词。

五、小结

专书研究最初多关注上古、中古典籍中的量词，近些年来慢慢把目光放到近代作品的量词上来。这些语料事实的研究从某一角度反映当时的概貌，使量词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但量词的归类分组等大多沿袭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基本还是保持一个固定模式，未从专书的量词使用状况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适时归纳出更完善的体例。

断代研究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基本涵盖整个汉语史发展阶段。其中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最为学者关注，量词研究成果居多。因魏晋至隋唐是汉语史上语言演变最剧烈的时期，也正是汉语量词发展的两个关键阶段。名量词内部以个体量词受关注最多，其它类别相对较少。

专题研究更深入、更细化，量词的起源、性质、语法功能、适用范围、名量搭配、数量表示法、发展演变等问题均得到关注。注重理论的运用，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以及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成果。注意语法分析与语义分析结合，注意汉语与其它亲属语言参照互较。

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注意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相结合，有汉语语法史的观念。在讨论某一时期的量词时，采用上推下衍的方法同前后时代相比较，能明确本时期量词在汉语史的地位。同时注意将描写和解释相结合。一方面大面积调查语言事实，对例证进行搜集、分类、统计，细致描写量词的面貌。另一方面寻求理论解释，揭示现象背后的动因、机制和发展规律。但相比描写工作，解释工作做得还不够，需要深入到语言系统内部和人类认知机制。

在材料选择上，除了传世文献外，真实可靠的出土文献也受到重视，但主要集中在简帛材料和敦煌文献上。围绕石刻材料进行量词研究的近乎空白。石刻材料中名量词的使用状况、与传世文献和同时期其它出土文献有何异同、名词与量词的搭配关系、数量结构的位置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综上所述，古汉语量词研究目前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并有很多学者还在积极探索着，但也存在不足和可供挖掘的空间。扩大研究范围，引入石刻材料，围绕其名量词开展细致、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

“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是社会用字实物材料类型最为丰富，举其大宗，就有简牍、石刻和简纸之类。由于材料物理属性的影响，尤以石刻数量庞大且字形保存完整。”［178］石刻材料内容上涉及宗教、军事、婚丧等多个领域，且呈现书面语特征与口语化特征并存的语言特点。墓志、赞颂碑文等表现出鲜明的书面语特征;而造像记、买地券等则大多为平民化的语言。时间上跨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是汉语发展史上语言演变最剧烈的时期，亦是汉语量词发展的两个关键阶段。加上石刻材料属出土文献，时间明确，且真实可靠，是考察汉语量词的第一手材料。如此珍贵的语料，前贤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而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似乎还未蔚然成风。有关古量词研究的成果也很丰富，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引例来源异常广博，诗词、曲赋、笔记、小说、史书、佛经、语录、诏令等等，可谓应有尽有。然而，各家基本不用或很少使用石刻材料。这样的研究现状，显然与语料本身的价值不符。另外，引入新材料，既可为获得新成果提供可能，又可为已有成果提供佐证，或可修订前人不确切的论断。将视野投向诸家不大注重的石刻材料，力图从中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并好好利用这批材料做出细致深入的研究，必会得出很多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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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于冬梅.《吕氏春秋》的量词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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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叶松华.《祖堂集》量词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6.

［30］王远明.《五灯会元》量词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06.

［31］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32］夏宇.《华阳国志》量词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8.

［33］杨琳.“二拍”量词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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