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助词“的”

时间：2024-08-31

孔见，景迅

(1.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50100;2.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鲁迅借鉴“五四”以来形态变化丰富的印欧语系的直接影响与翻译的间接影响，并结合近代汉语助词“的”、“地”的使用情况，对助词“的”、“底”、“地”及其相关的“底的”、“地的”、“的地”、“底地”等复合助词加以整合、分类与试用，这不仅显示了鲁迅吸收外来文化的胆识与魄力，而且也成为鲁迅作品语言独特、鲜明的重要特色之一。

鲁迅笔下助词“的”的运用特点，大致可分为频用，叠用，复合用以及与中心语组合使用等多种形式。这些独特用法显示着鲁迅对外语语法特别是印欧语法和古汉语语法某些特定用法的大胆的吸收，以及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大胆的改革尝试。

鲁迅对助词“的”及其相关助词的改革、运用与尝试，也展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对充实与发展汉语语法特别是助词“的”的尝试与探索的勇气。

一、“的”字的频用

为了充分显示词语之间的修饰与限制关系，和使句子结构更加严密，鲁迅常常不厌其烦地严格地、频繁地运用结构助词“的”。

这突出地表现在一种动宾结构作定语的语句中。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种常见的“动宾+的+人”的结构，以及以这种结构作定语的“动宾+的+人+的”的结构。这已经成为鲁迅的习惯句型。

“动宾+的+人”，如: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呐喊·狂人日记》)

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动宾+的+人+的”，也就是“动宾+的+名”作定语，如: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呐喊·狂人日记》)

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热风·随感录·四十》)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南腔北调集·谚语》)

此外，由于多项与多层定语形成的复杂结构，导致助词“的”的频繁出现，也是鲁迅语言的一个突出而有趣的句法特征:

他腰骨笔直了，因为他根据经验，知道这一声“拍”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的三岁的女儿的头上的声音。(《彷徨·幸福的家庭》)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野草·雪》)

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集外集拾遗补编·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同上·看书琐记(二)》)

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近几十年来，对于助词“的”的运用，似有一种从简的趋势，即在可能出现几个助词“的”连用的时候，尽量在适当的位置省略一两个“的”，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等;或在几个并列词语之间用顿号，最后才用一个助词“的”，如将“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写成“冰冷、坚硬、灿烂的雪花”，将“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写成“深黄、磬口的腊梅花”;或将适当位置上的“的”改为“者”，如将“吃人的人的兄弟”改为“吃人者的兄弟”等等，从而避免“的”字过分集中而造成的语言不流畅。

在鲁迅的语言中，助词“的”的严格、频繁运用是其主要特点，但也偶有相反的情形，即省略助词“的”。如省略领属定语的助词“的”:

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呐喊·狂人日记》)

领属性定语“他”之后一般是应该用助词“的”的，而鲁迅却省略了。再如:

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给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

二、“的”字的叠用

“的”字的叠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的”字短语作定语，一是助词“的”用于语气词“的”之后。

(一)“的”字短语作定语

“的”字短语作定语，其后，再用助词“的”，来修饰或限制后面的中心语，这样，从形式上看来，就是两个“的”字连用了。例如:

……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的事情。(《呐喊·阿Q正传》)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上)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坟·论“他妈的!”》)

最先发明这一句“妈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同上)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热风·随感录四十》)

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南腔北调集·漫与》)

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图像。(《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

(二)助词“的”与语气词“的”连用

助词“的”和语气词“的”的连用又包括助词在前语气词在后和语气词在前助词在后两种情况。

1.助词在前，语气词在后

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两地书·五三》)

2.语气词在前，助词在后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比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彷徨·祝福》)

在现代汉语中，这种两个助词连续的情况，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般是省略一个，如“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原本为“卖油的的娘子(卖油的人的娘子)”;再如“先检带小孩的(车票)”，本应为“带小孩的的(带小孩的人的车票)”等等。这在现代汉语中被称为“同音合并”，也就是一个“的”兼表两层偏正(即“定·中”或“定·名”)关系。但在个别方言中，也有读成“的的”的，而鲁迅正是这样严格使用而并不省略的。这自然又成为鲁迅语言的又一个十分有趣的句法特征。

三、数量短语后用“的”

在现代汉语中，数词(多位的)和量词短语(包括数量短语和代量短语)作定语，是不能带助词“的”的，因此有人在演唱京剧《穆桂英挂帅》“我一剑能挡百万兵”一句唱成“我一剑能挡百万的兵”，在数词“百万”后加上“的”字，是十分荒谬的。

但在鲁迅作品中，数量词后用结构助词“的”却并不罕见，这不能不说也是鲁迅语言的又一特色。例如: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彷徨·祝福》)

在中国，凡是猛人……都有这种的运命。(《而已集·扣丝杂感》)

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同上《小彼得》译本序)

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同上《我和﹤语丝﹥的始终》)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花边文学·正是时候》)

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且介亭杂文·隔膜》)

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伪自由书·航空救国三愿》)

四、“底”字的运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助词“的”分化:“的”表示一般的定·名关系;“底”表示领属性的定·名关系;“地”表示状·动(或形)的关系。

但在鲁迅的作品中，却并不这么简单，特别是在他的译作以及译作的序跋和编校后记等文章与文字中，以“底”字代替助词“的”的情况相当普遍。对此，鲁迅曾作过比较具体的说明: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

这是对于翻译《苦闷的象征》使用助词“底”的原则的说明，这已经与“五四”以来“的”、“底”的分工大不相同。我们再看鲁迅在其他文章中的实际用例:

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坟·春末闲谈》)

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坟·寡妇主义》)

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三闲集·在钟楼上》)

首先当然要推Gorky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这放笔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笔。(《集外集拾遗·﹤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他以为在这书中，有两种社会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设的要素和退婴，散漫，过去的颓唐的力。但战斗却并不在军事的战线上，而在经济底战线上。(《集外集拾遗·﹤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但是，俄国诗坛上先前那样盛大的象征派的衰退，却并不只是革命之赐;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外受未来派的袭击，内有实感派，神秘底虚无派，集合底主我派们的分离，就已跨进了崩溃时期了。(《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Lunacharski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同上)

Lunacharski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以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同上)

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译文序跋集·﹤竖琴﹥后记》)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同上)

从鲁迅的实际运作来看，名词、形容词作定语其后大都用“底”，少数用“的”，两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在鲁迅笔下，“底”字并不限于领属关系的“定·名”结构，助词“的”、“底”并没有严格的分工。

五、复合助词

为了严格区分定语标志与状语标志的结构助词，以及各种意义的定语标志的结构助词，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代的作家们曾经创造了诸如“底的”、“地的”、“的地”、“底地”等等复合助词。这种复合助词的基本意义大致是:前一个助词显示词类，后一个助词显示句法功能即句子成分。

(一)定语标志的复合助词

定语标志的复合助词包括“底的”、“地的”以复合助词“底的”为定语标志的如:

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

这时的大题目，已退化为人类的意识对于与经济复兴相冲突之力来斗争的心理底的题目了。(《集外集拾遗·﹤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创底的作家。(《译文序跋集·﹤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者附记》)

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在俄国的文坛上根底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尔斯基等，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译文序跋集·﹤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

其实，超现实底的文艺家，虽然回避现实，或也憎恶现实，甚至于反抗现实，但和革命底的文学者，我以为是大不相同的。(同上)

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的一面……(《译文序跋集·﹤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

“底”表示其前是名词，它就相当于印欧语系的名词词尾;“的”表示其前的名词作定语，它就相当于印欧语系的形容词词尾。

以复合助词“地的”为定语标志的如:

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

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

“地”表示其前的“热剌剌”、“活泼泼”是含有动态意义的副词，在印欧语系中，副词只能作状语，但在这里它却作了定语，因此后面再加上一个定语的标志“的”。

(二)状语标志的复合助词

状语标志的复合助词包括“的地”、“底地”以复合助词“的地”为状语标志的如: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机械”后面用“的”，表明它是名词，但它作了动词“统治”的状语，所以用状语的标志“地”。

所以现在世界的糟，不在于统治者是男子，而在这男子在女人的地统治。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集外集拾遗补编·娘儿们也不行》)

“女人”是名词，所以其后用“的”，但它在句子中作状语，表示一种虽属男人却采取女人式(即“妾妇之道”)的统治方式，所以其后要用状语的标志“地”。这实在太奇妙了!将名词的“女人”当作表示动作行为方式的副词，在句子中作状语，这就相当于印欧语中同词根的“女人”而以词尾的不同区别名词与副词，而副词词尾的“女人”只能作状语。

以复合助词“底地”为状语标志的如:

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的空想，但若角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来。(《集外集·﹤奔流﹥编校》)

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写实底地显示心境。(《集外集拾遗·﹤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这里的“具体”、“实际斗争”、“必然”、“写实”等词和短语都不是副词，按照印欧语的语法规则，它们都不能作状语，鲁迅在其后加“底”，显示其非副词，再加“地”，就等于把它们当做副词，在句子里充当状语。

此种复合式结构助词的大胆尝试与创新，显示了鲁迅对吸收外来文化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勇气与胆识。尽管由于这种复合助词的书面形式与口语形式不能统一而未能通行开来，但此种与鲁迅一贯的探索、改革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而且是出色的翻译家，他不仅有着与其创作等量的丰富的译作，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建树。他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的《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主张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此后，又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说，“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用的”。他还在谈到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说，“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而定语标志的复合助词“底的”与“地底”，状语标志的复合助词“的地”与“底地”的创用，无疑正是此种观点与主张的可贵实践。就是说借鉴具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系其词类与句法功能的一致性，创造出上述4个双音节的复合助词，前一个显示词类，后一个体现句法功能，即句子成分，从而解决汉语词类与其句法功能亦即句子成分不一一对应的特点。虽然由于此种复合结构的书面形式与有声语言的口语形式相矛盾，因而没有通行开来，但作为现代文学以至现代汉语的先驱，鲁迅的这种大胆探索与尝试的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肯定与赞扬的，而且由于这种复合助词体现了相关定语或状语形成的复杂关系与过程，因此尽管口语不便读出，但书面阅读起来却是别具风味，别有情趣，从而成为鲁迅语言的一个极富个性的鲜明特色。

不过上述复合助词鲁迅主要用于翻译作品及其序跋、前言、后记以及相关的评论、介绍、说明等等，其次是某些论文和杂文，而在一般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散文诗等等中则基本上不用。

鲁迅在这里还谈到状语标志的“地”的使用问题。“五四”以后，在外来印欧语系直接和通过翻译的间接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的”、“地”分别充当定语、状语标志的语法规则，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白话文的书面语言对这种“的”、“地”分工不曾也不可能严格遵守。包括补语标志的“得”在内，鲁迅是比较注意这三个助词的分工的，但也并不严格，以“的”代“地”与“得”的情况在他的作品中也时有发现。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五十年代初，语言学界才约定俗成，并通过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将这三个助词的分工作为语言规范标准固定下来。其间虽然也曾出现过“的”、“地”合并主张的局部的短暂的反复，但“的”、“地”、“得”分工毕竟是语言学界乃至文化界的大势所趋，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的必然选择，而“的”、“地”合并的倒退观点与实践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