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伦理“十性”及对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谢 俊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马克思伦理思想是完整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和本质特征。《资本论》是马克思伦理要义集中“反映”之大作，其中的“十性”全面、完整、细致地展示了马克思伦理思想之骨架和精髓，是马克思早期伦理著作无法比对的鸿篇巨制。今天，我们整理、挖掘《资本论》伦理思想内核，对于完整把握马克思伦理思想精义，创建具有高度伦理自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均有补白之意。

一、马克思《资本论》伦理“十性”概览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穷毕生心血铸就的经济学巨著，既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竖立了它的光辉形象，也掀起伦理学界反思性学习的热浪。作为体现马克思伦理思想精粹的重要著作，正像恩格斯所言“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手段，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把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1］。这就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要让人们明白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还从内心深处为人们理解其伦理道义提供一把钥匙。

事实上，《资本论》中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经过精心梳理、解剖发现，其中蕴含的十种伦理要义——“十性”，是我们进行伦理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一)道德形成的特殊性

马克思写《资本论》不仅是为了痛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及剥削秘密，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产生这种罪恶的根本原因。马克思通过调查发现，作为历史过渡性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所表现的诸种罪恶，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不彻底性以及虚伪性所造成。就是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才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无度剥削和虚伪丑恶的伦理道德。这就像土壤与庄稼关系一样，什么样性质的土壤，长什么样类型的庄稼。资本主义的土壤，只能长出适合资本主义伦理生长的庄稼;封建主义的土壤，只能长出适合封建主义伦理生长的作物。

马克思本意为，我们不能从超阶级、超人类的概念中去理解所谓的一般伦理、普遍道德。鉴于《资本论》所要阐发之伦理意蕴，按照列宁的说法即是，虽不能完全“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分析原始社会的道德，还是分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均要以这种道德所在的社会类型、阶级状况及制度本身来剖析其独特的伦理性征，离开了道德的这种特殊性以及所谓的超阶级、超人类的伦理只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空谈，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阶级分析方法和原则的。

(二)道德存在的客观性

道德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一开始就从摈弃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泛的道德说教上，提出了道德的客观依附性问题。按照列宁的说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息”，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始终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事实之上，始终是特定阶级所依附的一切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一定经济状况的产物。就像“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2］一样，支撑资本主义存在的一切社会存在就是资产阶级道德形成的客观基础。

《资本论》就是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并在探究作为上层建筑表现形式的伦理道德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基础结合起来考察，以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存在和社会关系存在来决定和反映资本主义的伦理状况和水平，这就显示了道德客观存在的本原性质。

因为资产阶级道德面貌和水准，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事实之上的，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型态、经济基础这棵大树，想从上面采摘资产阶级伦理花朵无疑是“缘木求鱼”，结果只能是两手空空。那些把资本主义伦理罪恶看成是“人类理想的迷雾”者，那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资产阶级“道德改良上”者，那些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寡人良心发现上”者，他们的失误、幼稚之处统统在于没有弄清楚或彻底理解道德的客观依附性所致。

(三)道德产生的历史性

道德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在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起着规范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的规约。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当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纷纷否认道德的客观基础，将道德归纳为人的“内心活动”、“绝对观念”、“神的意志”之际，马克思却在《资本论》里对把道德看成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种观点予以否认和批驳，认为唯心主义者的错误全在于承认道德产生、发展的基础存在于道德训条的“创造者”头脑之中，即道德是由道德家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道德家生产道德，而是“不道德生产道德家”［3］。

马克思的犀利言辞，充分表明这样一个事实，道德既不是“绝对观念”的产物，也不是“主观意志”的反映，更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道德产生实质是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特定性结果，并且“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事实的确如此，原始社会虽没有形成道德理论，却存在着朴素的公共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这种共同的道德观念，成为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标准。私有制和劳动大分工的历史因素，使道德形成理论成为可能，阶级的出现又把道德家们推上风口浪尖，目不暇给的道德训条应运而生。经济学家施托尔希就是这种违背历史发展事实，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生产关系，庸俗批发道德训条的唯心主义“道德家”代表，迄今仍是我们批判的对象。

(四)道德发展的规律性

道德的产生是合乎逻辑的，其发展是遵循唯物辩证法规律的。按照马克思《资本论》转述琼斯的话就是，“随着各社会改变自己的生产力，他们也必然改变自己的习俗。社会上所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发觉，新的关系正把它们同其他阶级联系起来，它们处在新的地位，并被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危险所包围”［5］。

在这里，马克思十分赞赏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观点，他认为琼斯很好地论述了，怎样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国民的社会状况、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也都在发生着变化。马克思的这一评语，精辟地概括了道德发展的规律，那就是“道德的发展同历史的发展一样，其根本原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道德的发展同它的基础的发展大体上相一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步一步提高的”［6］。

事实上，正是因为道德的发展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制约，它的发展才呈现出曲折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因此，从研究生产关系的性质入手，才能找到阶级社会中各种道德对立或并存的原因，也才能说明社会道德的发展是进步与堕落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现象。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堕落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是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后期，随着工人阶级及其子女被剥夺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7］，加上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已然出现了道德堕落的苗头。因而，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不首先弄明白道德发展的规律是不行的。

(五)道德利益的相关性

由前可知，道德是特定阶级和集团的实践展示，没有超越社会阶层的道德，也没有永恒的所谓的道德。因此，对于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念的对立和斗争，总是围绕着本阶级现实的和未来的利益展开。对此，马克思《资本论》有经典的描述，那就是“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8］。

这就是说，即是处于同一经济结构中的人们，只要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不一样，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定然具有相互对立的特征。比如，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同无产阶级矛盾越是激烈，它就越是要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并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全民的道德，这就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核心。

恩格斯对此深恶痛绝，他给英国人编制的控诉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罪恶的绝妙的罪状，在《资本论》中多次被引用，成为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重要依据。因此，《资本论》在对资产阶级道德进行谴责、讽刺的同时，也冷静地分析、概括其何以虚伪、丑陋的成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即是他负有极高的声望和荣誉，也改变不了他榨取工人“剩余劳动”［7］的本能，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劳动都应提供一个余额这一“道德训条”［5］。这就充分暴露出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道德本质，正像马克思生动描述的那样，每个资本家都清楚风暴总有一天会来临，但都希望风暴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后，落到别人头上。资产阶级及其利益代言人却认为这种“像毒瘤一样吮吸整代人的生命液体那样的原则都有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原则”［9］。

因此，在这种原则指导下，金钱万能自然成了资产阶级言行一致的道德规范，有了金钱，甚至可以买通灵魂进入天堂的门票，而且“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10］。为了发财，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甘冒践踏法律及上绞架的危险。经过分析就很清楚了，利益追求就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动力和源泉。

(六)道德的相对独立性

虽然追逐利益和金钱是资本家的本能，但从生产流程这一角度来看，资本家还是很会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的，这就是节约。但是，这种节约是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而言的，对人来说，那就是浪费，即“对活劳动的浪费”［11］。而且，这种节约，也绝不是资产阶级固有的“美德”，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为此，马克思并未全部否定资产阶级这一美德，并从伦理学角度对之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马克思认为，节约的美德曾在资产阶级发展上升时期的个别成员身上程度不同地实践过，尽管他们所宣扬的节约道德有其虚伪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真实的一面，这也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这一道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走向彻底虚伪和欺诈的终点。

当然，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资产阶级对道德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当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反封建过程中，他们同劳动人民同具反抗压迫和厉行节俭的美德，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人民对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道德影响;一是客观条件也限制着资产阶级无力大肆挥霍。还有，为了打败地主阶级，资本家也不得不在工人面前“节俭”一下。虽然这种“节检”是有限度的，也是勉强的，但同剥削阶级的奢侈和放纵相比，仍称得上是一种道德的进步，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七)道德的能动反向性

从以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道德是建立在完备的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其发展原则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如此一来，资产阶级道德原貌便生动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且，马克思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要人们摆脱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由单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转向对决定这种道德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批判上来。

事实上，资产阶级道德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消极反映，资产阶级伦理学说一旦形成，便通过社会评价与舆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风俗习惯，塑造着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理想人格，培养着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内心信念，所有这些反过来都能动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比如，作为形成资产阶级道德原则的个人主义，它既是私有制形式的反映，又反过来极力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由追逐私利所形成的“公共福利”来说，所谓“公共福利”就是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公共福利”这种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在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方面就起了非常特殊的笼络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人心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人都以追逐私利为目标，那么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好维护。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了一己私利，在对待工人方面，资本家可以坏事干尽;但为了整个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不受损害，这些资本家强制性地自愿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当然，资产阶级道德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八)道德的腐朽没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道德的时候，往往是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没落的地主阶级的道德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如此一来，在马克思那里，“没落”的地主、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往往表现在他们的“奢侈浪费”方面，这就是说，当一个剥削阶级的道德出现没落征兆时，“奢侈”、“浪费”就成了当时社会的反人民的公害。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任何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浪费，他们同旧贵族一样，特别讲究个人的侍奉和豪华。正像上升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形成的道德上对立和差异一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为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又重演起没落地主阶级的故事，开始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了。

于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观念，在这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前期的“节约”已为后期的“奢侈”所取代。道德范畴由此开始变味，“节约”已成“放纵”的代名词。资产阶级道德开始彻底腐朽没落，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这种由“节约”向“奢侈”的转变，也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也经历过相似的历程，从实质上说，这三个剥削阶级所奉行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也是名异实同且惊人相似的。至于造成这种现象重复发生的原因，《资本论》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存在是双重原因。

(九)道德的继承必然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知资产阶级道德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剥削阶级的道德，其存在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这样一来，正像资产阶级对以往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继承有必然性一样，无产阶级对历代劳动人民优良品质的继承，也是合乎逻辑的。现在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能否有批判地继承?按照马克思的全面论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由前分析，处在革命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道德无疑是革命的、进步的，对此两个时期优秀的道德观念无论如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对待伦理遗产的理性表征，一棒子打死是违背历史发展事实的。

事实上，资产阶级道德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革命性、进步性与反动性、保守性交织纠缠的复杂现象，仅凭历史发展上的阶段划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资产阶级道德本身，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以切实明辨是非优劣，才不致使问题流于形式。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由于接近劳动人民等原因，在道德上形成某些值得继承的道德范例，更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得不吸取、学习的典型代表，万勿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古人、歪曲历史。

(十)道德的终极目的性

道德谈人，伦理讲规范，无非都是人以自身和社会关系规范、约束人自身到底在社会中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以此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良好的人际交往秩序，《资本论》亦不例外。

我们认为，《资本论》伦理价值及其目的性非常明显，那就是恢复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地位，使他们真正成为引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主人，这实质也是资本主义的功劳，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了物质条件，又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类型的道德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道德便开始了向共产主义道德的飞跃和提升。

综之，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道德的分析和探讨，在强调经济作用基础上，又重视道德的反向作用，在促进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道德现象的同时，对促使我们反思当今时代进行道德建设也有直接现实价值。

二、《资本论》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资本论》伦理思想的解构和剖析，我们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伦理思想仍是我们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不参考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一些伦理精髓对我们重塑先进文化和道德结构有着重要的启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引领和制约。所谓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2］。这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摈弃那种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建立更高的新型道德为基础的创新型文化，这种新型的道德必须以废除剥削和私有制为最终目的和明显特色，才能在建设创新型文化和创新型社会中担当重任。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把困难往后代身上推，我们既要有勇于担当的气魄，还要担负起推动全社会行动起来之责任。

第二，既然道德由特定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那么提高道德载体和承担者的主体的经济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司马迁在评价管仲任齐相所取得的成就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意思是，一旦人们有了较好的经济条件，其思想水准、道德观念也会相应提高，其中的深意蕴含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哲理。事实上，千方百计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收入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富裕、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当代社会主义中期建设目标并不矛盾，就目前国情而言，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道德实践承担着的主体经济地位也正朝着优越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着有更好、更快、更大的进步与改善，以充分完善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观念，最终促成人之真正进步与自由发展。

第三，从道德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言，着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道德培育。我们知道，道德不只是特定社会存在及其所在阶级的反映，道德观念一旦上升至伦理学说，便会通过社会舆论及超级发达的纸质或电子信息性媒介向社会广泛传播，并会迅速形成风俗习惯，塑造着这种伦理学说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并反作用于它对应的经济基础，服务于它所属的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复杂多变，但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因此，重视并促进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主体的道德观念的积极主动培育，无疑是一场急迫的思想伦理教育运动，因为社会中冲击道德底线的事情屡屡发生，沉痛拷问着人们的道德神经，讲良心，守美德似乎成了人们苛求的奢侈品。这种整体主体伦理失衡现象，真叫那些坚守伦理理想人士情何以堪!因此，重塑社会主义新道德，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新思维之呼声日渐高涨，“抵制三俗”和“扬正气，促和谐”的新道德吁求正在抵制着由于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腐朽道德。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这种先进与落后的道德之间的纠缠也将长期存在并作为复杂的伦理现象，成为主动培育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客观要求。

第四，从科技对人的道德异化来说，必须重视人的道德防护。我们知道，科学技术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们提供便利和舒适的时候，也使人迷失双眼、加速堕落。比如，当今发达的网络，诞生出许许多多沉溺其中的“虚拟人”。这些“虚拟人”的虚拟生活、生存实践不但为人的自我认识添置了一道难以穿越的迷障，也为人的自省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和困难。因此，在虚拟与现实难以辨清的今天，现代人迷失了自我，徘徊在道德迷雾之中。为造就健康、合理、和谐、积极、有效的社会事业建设主体，就必须对人之虚拟伦理提前做好道德防护，以使主体自我真正达于现实存在与虚拟伦理的良性结合。当然，政府应成为构筑道德防护堤坝之主体，辅助的法律机构也是不可少的道德防护网罩，二者有效结合也许是有效预防道德异化的最佳途径。

总之，我们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精髓进行概要性梳理，提出了合乎现实的关涉伦理建设之基本方向，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抛出探路之石，也期待通过对这种伦理思想的剖析，引出现代道德建设的良好开局。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二十一世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