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为体，君主为用”:1915年国体讨论中的君主立宪主张

李云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1915年8月23日，杨度等人发起的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宣告成立，该会宣称其宗旨为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1］(P130－131)以此为标志，民国史上对后来国家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国体讨论运动走进人们的视野。在此次政治思潮运动中，以杨度为首的一批君主论者基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困境和历史传统，引证西方先进政治理论和长期的政治实践，认为辛亥革命后仓促建立的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须通过改行君主制的途径来谋求宪政的实现。尽管此种主张囿于其自身认识的局限和当时中国急遽转型的大环境最终被扭曲为一场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但君主论者在此次思想交锋中对中国民初政治实践的反思、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宪政主张及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怀仍值得去客观看待。国体讨论作为民初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较为成熟的关于宪政道路的探索，其思想启蒙作用亦是不容忽视的。

一、国体讨论之经纬

国体问题最早发端于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论战，当时二者围绕中国应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南北谈判之际(1911年12月29日)，初决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2］(P84)，但北洋军阀、南方立宪派、旧官僚和列强驻华使团从中阻隔，加之袁世凯觊觎大总统职位，最终决定以清帝退位来换取共和制度的确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皇帝退位诏书，用所谓正统、合法、权威的方式宣布新的国家“定为立宪共和国体”［3］(P1294)。此种形式下建立的共和体制势必带来一系列不可调和的问题。1913年白朗起义和二次革命爆发，之后全国舆论似逐渐形成共识，共和政体不合国情，［4］(P64)甚至还有一些人发出了民国不如前清的感慨。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帝王思想及儒家道德观念体系仍深刻影响着刚刚步入宪政道路不久的广大民众，由于自古以来缺乏对民主制度的熏陶和实践，袁世凯早在清末时即指出中国宜“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1］(P15)，1913年其又相继进行尊孔祭天活动，湖北商民裘平治则于本年上书总统主张“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5］(P170)。此外，康有为、劳乃宣、宋育仁等前朝旧人亦上书政府要求复辟清朝统治，至1914年底北京的复辟言论已渐成声势。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实施是其最主要内容，尤其在民国初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国会的制宪活动与政局变化密切相关，特定时期的宪政制度选择——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对政局走向至关重要”［6］(P2)。由于在制宪过程中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制宪议员缺乏与袁世凯势力的妥协精神，且并没有认识到北洋派作为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他们的政治利益在宪法中是否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将决定宪法的最后命运”［6］(P84)。因此在制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颁布，其一改之前确立的总统制而为责任内阁制，并对总统的行政权力进行了非合理限制，这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7］(P18)，为其后来寻求体制外的权力扩张埋下了伏笔。1913年10月31日，《天坛宪法草案》颁布，该宪法草案延续了之前制宪过程中“因人立法”的色彩，造成国会立法权过分扩张而总统行政权力却再次受到严重削弱，［8］(P20－22)总统和国务员处于极为不稳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开始寻求摆脱旧宪法的束缚，扩张集权，1913年底其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继而操纵拟定《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或“袁记约法”)，其中除对总统的应有权力进行明确规定外，还在解散权、绝对否决权(总统对立法院法案有最终否决权)、独立任免权(任免文武官员不需要经立法院批准)等方面进行了过分的规定，使中国政体成为超越美国总统制而“类似于近现代南美国家阿根廷的‘超总统制’”［6］(P104)，而约法中国会的权力则大大缩小;1915年元旦其又公布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可无限期连任，实际认可袁世凯可为终身大总统并可世袭罔替，“‘中华民国’实际上就要变成‘袁氏帝国’了。”［9］(P327)

杨度、古德诺等人的君主制倡议为国体讨论的开启及袁世凯走向帝制道路奠定了舆论基础。1915年4月份杨度将长达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送袁世凯并被日本媒体披露，一时间国内关于袁世凯是否要称帝及现行的共和国体是否适合中国、中国应进行怎样的政治变革的讨论迷漫国内舆论。而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则于三个月后撰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学术性备忘录)，其认为一国的国体采用君主还是共和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习惯及社会经济条件，基于西方国家对君主、共和长期的实践经验，结合当时中国尚未具备实行共和的条件和训练，他认为中国“如用君主制(指君主立宪制，笔者注)，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10］(P154)。但是中国是否一定适宜和付诸改制，古德诺认为改革必须不能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君主继承法有明白确定且为人们所公认、政府应在人民参与监督政治方面预为计划，此后方可进行。虽然古德诺不承认自己主张中国改行君主制，但殊不知“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7］(P160)。8月23日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其中除援引古德诺关于国体问题的主张，还宣称就共和、君主问题进行学理事实的分析，国体讨论正式开始。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各政、学、商界、新闻界人士亦纷纷参与其中，甚至“一般人民亦复街谈巷议，皇皇不安”［11］。一时间“举国言论，支离驳杂，异异同同，同同异异，纷纷扰扰，扰扰纷纷，如饮狂泉，如迷醇酒，奔走张皇，争相告语，咸莫不以国体为空前绝后之问题”［12］(P1)。国体问题俨然成为当时全国舆论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场全民自由参与的社会运动。

本来国体讨论仅限于学术范围，不料以杨度、梁士诒为首的一批人却将其引向干扰政局、助袁称帝的歧路。8月底筹安会在其会员一致投票赞成君主立宪的基础上向全国发出建议改制的通电，此后又怂恿各省旅京人士(涉及学、农、工、商、实业、公会团体等各方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请求变更国体，须知“所有请愿书均由该会代起草”［13］(P57)，“这种粗制滥造的政治请愿，赤裸裸地拆穿了袁党伪造民意的把戏，引起全国骚然”［14］(P100)。在此情形下，袁世凯在国体问题上的暧昧、默认态度进一步助长了筹安会及其他袁党势力的行为。9月19日梁士诒等组织所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次日参政院将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咨达袁世凯并建议本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来民意表决国体问题。不久又通过《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企图通过国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加快改制的进程。国民代表的选举，其候选人多是袁及其亲信提出的在京或地方任职的军政官员，选举办法则指定每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个，在指定之日到达所在省的将军衙门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将军或巡按使)，在其支配下将已定代表名单抄写清楚并进行分地区独立的记名投票，［15］(P145－147)之后要求国民代表在预先印好的“君主立宪”票张上签下全名并于自己名下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的投票全部完成，代表票数共计1993张，全体赞成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国体。12月11日，参政院汇查选举结果并向袁世凯呈递《总推戴书》，次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帝位。

国民代表之选举及国体之决定，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即“办理如此迅速，意见如此一致，这是古今中外自有选举制度以来所未有的‘盛举’。”［14］(P102)梁启超事后曾评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决;所谓拥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16］(P23－24)由此可见，所谓的选举、投票，只不过是袁氏党徒假借民意而进行的一场劝进运动罢了，这种模式下确立的国体注定是与国情民意不符的。

二、君主论者的君宪观

在此次国体讨论中，根据其主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共和论者、君主论者两派，共和论者以旧时革命党人、受西学影响较深的知识界名流、一批具有公正、客观、敢言精神的中英文报刊、欧美在华政学界友人、国内青年学生及部分政界官员为主。而君主论者则主要包括袁世凯利益集团内部的大部分军政界要人，筹安会、公民党、前政友会等组织，筹安会控制下的“公民团体”及部分官方报刊等。除此之外，商人团体(尤其在上海、武汉)初认为“君主民主，皆无我无涉”，“但求国家安宁，无害于商业之经济，及个人之生计”［17］即可。(书商除外，因为变更国体会导致现行教科书的废弃影响他们的利益)但9月后各省商会鉴于君主派的迅猛态势纷纷致电北京商务总会要求变更国体，［13］(P77－81)期望搭上国体变革的末班车。另外还有一部分中立人士认为“中国处此人心坏极，道德丧尽之时代，无论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国事终不可为”［18］(P146)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失望。更多的中文报纸亦对国体问题持冷漠态度，只转载一部分文章或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对国体问题表示怀疑或观望。

在君主论者中，除热心官位和见风使舵之徒俱以升官发财为大纲而对国体变更与国家是否有益漠置不顾外［19］，真正从学理、现实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和发声的人们，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去肯定。他们不是机械主观地认为君主制度优于共和制度，而是在肯定宪政和国体取决于一国国情的前提下，针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自己的见解。其认为立宪问题和政权转移问题是中国宜改行君主制的两个最主要根据。

君主论者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宪政为体、君主为用”。宪政是将国家及人民行为纳于法律之下的政治体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20］(P159)。而君主论者认为中国现时的共和制度是不能确保宪政实现的。须知，共和“不外四端，曰民智，曰民德，曰富有自治之根性，曰具有狭小之版图”［21］，其中自治精神对宪政尤为重要。纵观中外历史，西方国家以基督教立国，“故立法之本务，在伸个人之权利，使之渐成均平”［22］(P150)，久而久之易于自治精神的实行。而中国厉行儒教，这种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为特色及君贵民轻的社会道德约束体系使中国“重视家族，淡于政治”［21］，况且“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10］(P153)。因此 1912年骤变专制为共和不会有良好的效果。首先中国国民观念中“所谓共和之利乃自利”［23］(P32)，故已酿成所谓“父子共和、男女共和、财产共和、军队共和、学校共和之种种怪名词，贻羞国外”［24］(P163)，进而导致“经营实业者无百年远大之志，政治生涯者有五日京兆之心，军队则侈口于平等，不能养成服从命令之习，学校则醉心于自由之说，无涵濡道德尊重法律之美风”［25］(P34)，人民的参政议政之要求亦无从谈起。不止如此，共和建立后中国不像欧美国家致力于普及教育、发展自治，而是为一己私利陷入党争的境地，不仅共和难于实现，还有可能走向南美、中美等共和国家军阀混战的歧路。共和不成，则立宪不成。袁世凯政府虽于之前颁行《中华民国约法》，但实际只有立宪形式而无立宪精神，所以欲求立宪，必“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20］(P160)，不仅可以避免将来因总统选举招致的祸乱，亦可给君主和人民以行宪的信心，富国强民。另外君主制“得少数人才，即足以分途措置，运用灵敏，收效指臂，非若共和政体，必须人人皆有平匀之程度方可”［26］(P41)。

政权转移问题是君主论者坚持国体变更的又一重要论据，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指出，“就政权移转问题观之，君主制所以较共和为胜者，必以继承法为最要之条件”［10］(P149)。中国现行总统继承法中虽规定从候补三人中选一人得为总统，但“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三人，实无一人”［20］(P164)，即中国没有一个可担当此任的绝对权威者，而候补三人中究竟能否有此人选不得而知。因此，君主论者认为总统一旦解除职务则改选之年候补之人“其威信不逮君主，不肖者胆敢轻于尝试，虽有最严密最详审之选举法，不足以束缚之也。不第此也，地方党派或个人党派之潜势力，为法令上制裁所不能及，任将贪墨之吏若何惩治，仍恬不知畏”［27］(P84)。“斯时海内震动，乱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贾停市;各地人民，纷纷逃窜;各方军队，纷纷动摇;各国兵舰，布满海口;欧美报纸，一日数电;举国戒严，风云布满天下矣”［20］(P163)。相对于此，君主制国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无人敢尝试，即使有违法选举者，可以按选举法之规定严惩之，“既无违法被选之议员，则其被选者自多智识高尚能力充足之士，而议会足以赞助政府，并监督其动作矣。一行政官一司法官也，黜涉之大权，操诸君主，则地方党派与个人党派，无自发生。党派消灭，得人自易，于行政上可期其敏活，无尾大不掉之弊，司法一面，亦可望其有独立之精神，逐渐扩张其范围矣”［27］(P84－85)。退而言之，即使政权更替时发生祸端，但“总统更迭之争，祸及全国，君主继统之争，祸仅一姓”［28］。因此君主继承制比总统选举制更能保证政府行政的统一性和政局的稳定。

既然君主优于共和，那么君主立宪能否赢得列强的认可而在中国顺利实现呢?君主论者认为，“改革国体之说，本出于人民之公意，国家犹是国家，政府犹是政府，列邦安能不为绝对之承认。况邦交之分际，当视是否影响于其国家，若邦交如故，而但限于从事内部之改革，外人安得为左右袒”［29］(P50)。此外“政治在我，使政治不善，即得各国承认也，内乱迭作，国势凌夷，自召灭亡，遑论人恤;政治而善，纵各国不遽承认，而励精图治，日跻富强，力足称雄，国交自密矣”［30］(P12)。为此，他们还提出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以确保宪政的实现。首先，实现宪政“其术必有责任内阁而后可，又必先有政党而后可，且必使议院能举其监察之职而后可，是三物者，果能实现于今，则君主立宪可也，不能实现，则君主大权独揽，即不能不流于专制”［31］(P47)。其次关于未来宪法条文的制定，杨度根据清末和民初两次立宪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是假立宪之名而行专制，国民党立宪失败的原因是假立宪之名而行革命，两者都是因为有宪法之文而无宪政之实才最终失败。据此，他认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曰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20］(P171)。为此其认为中国民智处于日本和德国之间，且君主的权威不及日本，所以宜采用德国之法，宪法由君主提出，然后由议会承认议决，具体到宪法内容则取法日本。这样君主既有大权，民权也能够保证。所谓诚实，杨度认为他日之君主立宪，“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因为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如果只视作条文并无实行诚意，那么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对，对宪政实施危害最大。因此诚实之法必须要保证国会议决法律、议决预算等权力能够合于事实，而行政之权又能一字有一字之效力，这样才能确保宪政实现。针对杨度关于中国宪法宜取法德日的宪政设计，有论者提出不同意见。王鸿烈在其《变更国体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如变更国体，则当以英国为模范，英国国体介于君主和民主之间，而民主的成分多于君主，是“共和的君主立宪”，这种模式“一面可去共和不适于我国之弊，他面又可留保共和之特色也”［32］(P45)。即使今后君主有不法行为，也会有人民的参政机关和议会来从中制约并代为行使主权，不至发生暴虐战乱。

三、现实的两面性和共和制度的不可逆性

应该来说，君主论者支持中国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有其合理性，他们看到了中外共和的现实困境和差距，更看到了中国在实行共和及厉行宪政问题上的矛盾，因此其把立宪和国富民强作为今后中国发展的目标，提出“宪政为体、君主为用”的政治主张。平心而论，这种主张无论从世界政治思想史还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讲，都不应算是一种倒退，而是“一个相对保守、渐进的制度选择”，也说明君主论者并不只是一帮单纯为了个人权益而迎合奉承和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他们能够基于中国的现实心系国家安危。无奈的是，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来说，他们缺乏调查研究，更忽视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特殊性，殊不知当时中国需要的可能恰恰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模式，君主立宪虽然在理论上或许更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在事实上却是不可行的，这也注定了这场被称为“开世界最新之特例，留历史无上之光荣”的所谓国民组织国家、国民推戴君主的“改革”与帝制运动［33］(P1101)，最终走向失败。

不可否认，共和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国确实有很多现实状况阻碍了共和的发展，如当时的中国人口四万万，“但80%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20%虽或多或少认得字”［7］(P55)，这些人不知道何谓民主，何谓选举，更谈不上具有发言的智能和机运，真正能站起来说话的，实际“只限于少数受过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7］(P89)。因此，共和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和纰漏，人们也因此会对共和制度产生盲目的怀疑和反思，正因如此才有了国体讨论的发生。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因此就否认共和制度的进步性，更不能逆历史潮流去搞帝制。袁世凯和筹安会等人实际都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模式，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也不合乎中国国情呢?”［7］(P117)因此，共和制在中国的这段不适应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即使“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7］(P168)。

实际上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一些社会和经济状况也已有了较为可观的发展，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迄1912年，全国入会商号达19.6 万多家，商会会员数近20 万人”［34］(P43)，绅商俨然成为城市资产阶级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新式学生的数量也迅速增长，1914年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数量为3643206人，1916年高达4034893人［35］(P865)。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遣留学生共约3330人，加上自费留学生，共有数万人［36］(P36)。这些青年学生成为民初转型社会中的生力军，对民国政治走向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作为现代精英阶层的工商业者、教育家、律师等中产阶级也迅速兴起，他们纷纷组成实业团体和教育会、律师会、报界联合会、政党、政团等各种组织影响民初政治，据统计“从1911年10月到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加上少量1911年10月前成立又在民国初年继续活动的团体，共计386个，其中政党与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 个”［37］(P144)，政党组织积极参与到国会及各省议会的政治生活中，对民初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新闻媒体的发展也越来越快，据统计，1915年全国邮递报纸的投递数为3922万份［38］(P15)，这些新闻报纸为广大人士提供了一个发表言论的平台，能及时反映社会的突出问题，方便人们监督评议时政并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上述社会力量的发展表明，城市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市民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团体已悄然崛起，尽管他们相对于广大的农民阶层来说仍属绝对少数，但其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可观的经济条件和资本，与广大基层民众和国家的统治阶层又有广泛的联系，因此更加了解中国社会，并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到地方事务和国家事务中制约国家政治活动。在国体的讨论过程中，帝制派恰恰忽视了这股力量，实行了与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根本背离的帝制政策，最终成为众矢之的。

与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广大基层民众在民初的这几年里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无视民生、陷于党政，把中国的广大人民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虽对国体问题不置可否，但却也厌倦了民国以来袁世凯独裁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反袁力量一起他们不免加入斗争的行列。1915年12月5日挪威商人特·埃·卢斯塔德在给《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的信函中曾提到当时中国陕西府谷县的一些基本情况，“这里没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当皇帝这事感兴趣，他们关切的是赋税不断增加以及如何谋生。”但“这里的老百姓又害怕来一个变化，会使情况甚至比现在更糟”［39］(P511)。1916年1月18日英国商人阿·季·穆尔—贝内特在给莫理循的信中也说道:不管是在南京、上海还是广州，无论是人力车夫还是富豪商人，都极其反对北京袁世凯的统治。［39］(P518)2月9日，莫理循也提到，在洪灾绵延、饿殍遍地的汉口、长江、南京和上海，“我遇见的那些人，认为轻率而不合时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39］(P525)显然，帝制派在策动国体变更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这些因素的作用，他们不了解生活在中国基层的广大民众的真正心态，低估了中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力量，殊不知恰恰是这些他们看来可能无关紧要的因素激起了后来的护国运动，袁世凯登基称帝的尝试亦流于失败。

1915年的国体讨论运动处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民初社会，其经历的时间虽然较短且最终被扭曲变形，但其中涉及的诸多政治、社会问题是对1915年之前中国特殊社会状态的集中反映。君主论者在这场讨论中倡导的君主立宪主张，虽然在某些层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但其提出的具体策略囿于其认识的片面和现实的阻隔最终流产，实践证明改共和为君宪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违背共和、民治的大潮，中国改革者致力的方向应是发展教育，培养民智，授权予民，改善民生，此后方可求强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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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9］［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