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遮蔽和有限

□杨光祖

刘东主编的两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影响巨大。我也买了其中的很多册，启我甚多。但刘东本人似乎不擅著述，买了他的近十册著作，除了不断自我印证，确实没有说出多少让我有兴趣的东西。不过，他关于理论的一段话，我倒比较认可。他在《用书铺成的路》中说：“当今的学者差不多都不信宗教而改信理论了，各个理论群落，其内部的以沫相濡和对外的同仇敌忾，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的缩影。”这点确是点中了学界要害。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主张注重心智而不是理论。不是说不喜欢理论，但要用理论去开拓心智，而不是把理论本身弄成了目的。尤其是现在大多数理论都托生于或总结于欧洲经验，凭什么就它们中总有一款适合我们自己呢？”

近年来，我参加一些当代文学会议，总有一些时髦的学者，振振有词地谈后现代、后人类、后全球之类，还有一些自己也“原创”了自以为不凡的理论，在会上大讲特讲，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但所举作品却上不得台面，也就明白他连基本的艺术鉴赏水平都没有。

犹记有一次会议，我略讲了一点私见，就是所有的理论，都必须化作自己的慧眼，成为自己的血肉。文艺批评靠的还是审美直觉，不是生搬硬套所谓理论。结果，惹得一位理论家反驳起来，说我讲的都是常识，他们搞理论的不是不会批评，是瞧不起当代文学，没有必要出手云云。我听了也就一笑，觉得他太敏感，也太脆弱。我也没有否定理论呀。而且，这么强的自我代入感，也有点太仓促了吧？结果，他讲得兴起，又大谈起自己的理论，说他认为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特点云云。只要具备这三个特点的就是杰作。我不禁骇然。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说：“文人慧悟愈于学士穷研。”他最瞧不起经生，认为他们“于词章之学，太半生疏”，“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郑朝宗认为，钱锺书“特别赞赏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感觉敏锐，精通人情世故”。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是对的。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可谓独具只眼。曾有人建议钱锺书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他拒绝了。其实中国现当代不乏这样的宏观著述，如今安在哉？倒是被很多人诟病的《谈艺录》《管锥编》一版再版。钱锺书用传统的札记、随笔方式著述，大概也不是写不了那些所谓的追求理论体系之作，只是不屑为之而已。他在《读〈拉奥孔〉》开篇就说：“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

刘勰著《文心雕龙》，也慨叹“文心”之难。岂是一个所谓理论体系可以驾驭的？至于用一个什么自创的理论，就可以评判文学艺术的高低，更是欺人之谈。钱锺书在《谈艺录·九一》则谈到“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厥例甚多”。比如，陈子昂诗歌有“起衰之功”，文章却“皆沿六朝俪偶之制”。袁枚谈论诗歌，“力主新变，因时从俗”，但“论文又复古墨守，循蹈成规”。钱锺书又列举了很多欧洲的例子，慨叹道：“一身且然，何况一代之风会、一国之文明乎。”最后，他说：“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咒。”我想，钱先生不弄那些宏大的理论，而甘于以被有些学者瞧不起的札记、随笔立身，是有他的深远思虑的，岂是妄人所能理解的？他也不需要这些人理解。他说：“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

西方文论有一家叫新批评，提倡文本细读。这倒有点像我们的传统文论、诗论。文学批评还是必须建基在文本之上，没有熟读经典，怎么能养成优秀的艺术感觉呢？怎么能解读文本呢？钱锺书对欧美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开始，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恐怕没有他不熟悉的。但我们很少见他搬用，其实鲁迅、陈寅恪等也很少。读《中国小说史略》《元白诗笺证稿》，那种境界，真是让人叹服。那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其中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都是深懂文史之人才可以道出的。钱锺书青年时期，找历代总集、别集有笺释者，“以注对质本文”，仔细研读，“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有此功夫，才有《谈艺录》的诞生。

如今的有些学人，很少阅读作品，翻几本西方理论书，就可以纵论古今，动不动百年文学云云，甚至横跨中西，指点文坛，俨然宗师。但可惜腹笥瘠薄，不是大而无当，就是言不及义，甚至出言即错，还不自知。钱锺书中西古今贯通，深通文艺，所以才敢撰《谈艺录》，详细论述者有几十人，涉及者千人左右，都是秉笔直书，敢于批评。当然，他批评自己也是极其苛刻。反看当代文学批评家，大皆说起当代作家作品，一味吹捧，不敢直言，违背学术宗旨，却对那些批评者以恶言待之。陈衍说：“余生平论诗，稍存直道。”直道，也是极不容易的。古人说，艺高人胆大。没有一定的经典精读经历，没有过人的艺术直觉，“直道”难乎哉！拿几套西方文学理论，花拳绣腿，哪里敢直言？哪里有直道？

即便天才如王国维，他的杰作《红楼梦评论》，钱锺书也认为：“然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也。”通过详论，得出结论：“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读《谈艺录》至此，不禁叹为观止。他还觉得意犹未尽，接着说：“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这话已经说得很通透了。因为再伟大的理论，在打开的同时，总是有遮蔽和有限，无法照应到每一个作家和每一部作品。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们创作的时候，基本都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有时都不知道后面如何写。怎么能有一个理论，可以按此创作，或者按此解读呢？

《西游记》里有那么多的妖怪，都占山为王，各有法宝，但只有孙悟空可以打败他们。因为孙悟空是通家，那些小妖怪就是专家。钱锺书就是真正的通人，中西古今都被打通了的。他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叫《通感》，即此意也。他是深知理论的局限和遮蔽的，所以，他宁愿作具体作家作品分析，而不弄什么宏大理论体系。其实，我们读《谈艺录》《管锥编》，可以感到，他是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也擅长解构。但他却从不引而自重，他知道自己的分量。某种意义上，对于那些没有艺术鉴赏能力的人，或者没有优秀的艺术直觉的人，理论是有用的，可以帮他们写出所谓的论文。刘再复的艺术感，就不是很好，所以，他就喜欢弄理论，用理论来证明自己艺术分析的正确性。但读他的有关鲁迅的专著，就知道这是没有多少用的。至于生搬西方理论，来强制阐释我们的文艺作品，就更是不值一提了。刘东说，悲剧是古希腊的东西，没有必要推广到非西方文明。我一直持此观点。看国内学者大谈中国的悲剧，我就觉得很搞笑。我们有悲剧吗？刘东说，悲剧至少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西方文化样式，它突出地向我们提醒了人生的有限性。

李泽厚曾是一代青年的导师，著述颇丰，当年都是洛阳纸贵，但如今却已寥落。《美的历程》，也就是普及读物而已，比如，谈魏晋，其实仍没有超过鲁迅。我甚至认为宗白华谈魏晋，也还在鲁迅的框架之内。当然，李泽厚天赋过人，艺术感觉不错，但执迷于理论，提出很多概念，“积淀说”，还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晚年提出的“情本体”，和关于伦理的讨论，逻辑的自洽性就不足了。读他晚年的对话，他的落寞是可以感知到的。他是需要“粉丝”的。至于钱锺书，他早已超越这个层次，他是独来独往之人，根本不需要“粉丝”，他就是他。社科院很多教授为了争那个博导，可谓花样百出，但钱氏冷眼旁观，连硕导都不要。李泽厚1992年与友人书，谈及钱锺书，他说：“钱氏治学，我始终有买椟还珠之感，读了那么多中外典籍，得出的却是一些残渣碎屑，岂不可叹而可惜。却居然被捧入云天，实则大有误于后学。《围城》一书，亦然。但竟无一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者。叹叹。”其实，随着时光的流逝，最后还不知谁是“大有误于后学”呢？就我个人感觉而言，五十年，或者百年后，钱锺书的书，肯定还会有人读，当然，他的书永远是少数人在读，他本来就不是写的畅销书。只要对中国文史有造诣者，都会读他的书。但李泽厚的书呢？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吗？如今已经不多了。“碎屑”？一个学人一生能留下几许“碎屑”，已是了不得呢！顾炎武《日知录》，王国维《人间词话》，可以说都是“碎屑”，而那些忙于建构宏大理论宫殿的学人呢？那些宫殿早已成一地废墟。即便就是欧洲的伟大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有了一部《存在与时间》，以后也不再着力于理论建构，他后期作品大多为演讲、随笔、论文之类，颇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理论建构，就像一座建筑，进去了这间，就无法进入另一间。钱锺书是何等高人，他是“打通”，就如孙行者，天下地下，随处可去，不自我限制，也不想限制别人。所以，他的著述貌似“碎屑”，其实是真正的“打通”之作。李泽厚毕竟是实践论者，似乎没有读懂。余英时曾经说，钱锺书对理论系统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就很可观。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忘记了”。

就文学批评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些“碎屑”，这也是我越来越喜欢中国古代诗话、文论的原因。以钱氏中外古今打通的眼界，能选择札记作为自己著述的形式，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人讽刺他引文太多，却不知这正是他少有人及的地方。很多人批评周作人后期随笔几乎成了“文抄公”，他在1950年代给鲍耀明的信中说：“承示诸人议论甚感，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这却是项庄说的对了。”“不过我不愿意直说”，这才说到了要害。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一部杰作，但写法也是广征博引，大量胪列史料，然后杂以己说，最后选录相关文章，以作参照。和《管锥编》一样，是让“资料”出来“说话”，似乎资料是主人，作者是客人了。但真正会读的人，才最喜欢这样的写法，那些“碎屑”，虽小，但确实是黄金。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现象学的学术表达法，阅读这样的著作，经常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快乐。当然，这种写法，不是大师，无从着手。本雅明就一直想写一本都是引文的著作，和钱锺书颇有惺惺相惜之处。

现代中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沈从文、胡风、李健吾、梁实秋、李长之等，他们很少搬用西方理论，都是用自己的心灵感应文本，文字、判断，都是一流的。其中，胡风可以说批评家兼文学理论家。虽然鲁迅说他的理论“繁琐”“拘泥”，“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要说中国现当代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恐怕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之一，如果不说是唯一。他在文学理论上确实有原创性，这是比较罕见的。我们说，文学批评需要“妙悟”，但也需要“学识”。钱锺书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严羽《沧浪诗话》主张诗有别才，但也没有否定“学”。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优秀的艺术直觉，但这个直觉，既有先天性，也有后天的培养，比如熟读中外文学经典。这个“学”，也包括理论经典。但读了再多的书，如果没有“直觉”，只做一个勤奋的搬运工，也是徒劳。谭元春说，“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亦此意也。这个“学”与“悟”的关系，元代刘秉忠有一首诗说得明白：“青云高兴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后，百川春水自东流。”

鲁迅说，从文学概论里出不来作家。其实，也出不来文学评论家。真正的文学评论，也是一种创造，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不仅需要学识、理论，更需要慧眼，王国维说的“偶开天眼觑红尘”，即是。古人有诗曰：“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文章。”“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都是讲这个道理。陆游有一首诗：“六十年来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可谓深解文心者。

钱锺书不喜欢那些抽象空洞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读〈拉奥孔〉》一文里，批评空洞理论里装的“好多是陈言加空言”。我们阅读他的著作，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例证多于议论。郑朝宗说：“他自己谈艺衡文总是从具体的例子出发，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结论，点到即止，绝不唠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如今，很多文学批评家都不读书了，或者只读他要评论的那本书，所以不拿一些“虎皮”作“大旗”，怎么添加字数呢？他们总是嫌弃钱锺书引文太多，没有自己的见解，甚至觉得钱先生的工作，如今电脑都可以替代。看到这些所谓名家的言论，我真是悲哀。我们不说别的，有心人且读一下钱氏的《诗可以怨》，就应该懂得自己的差距。郑朝宗认为，那“是钱先生代表作《管锥编》的缩影”，不是虚言。

钱锺书先生读书太多了，中西古今，都是可以打通的。这“打通”二字岂是轻易说出的？而且，他不仅读那些经典名著，很多不太知名的，包括小说、戏曲，都是极其谙熟，所以，谈起来，纵横捭阖，行云流水。阅读他的文字，真是过瘾。他在《读〈拉奥孔〉》中说：“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而且，钱氏读书不仅一目十行，还读得极细极透。比如，对韩愈的“不平则鸣”，他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郑朝宗说：“作者读书眼明心细，善于捕捉一般读者容易疏忽的言外之意。”这可以说是知音之言。

如此的文学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但也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如今，有几人有此学养和眼界？《藏海诗话》载：

少从荣天和学，尝不解其诗云：“多谢喧喧雀，时来破寂寥。”一日于竹亭中坐，忽有群雀飞鸣而下，顿悟前语。自尔看诗，无不通者。

文学艺术，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慧心和顿悟。

当然，这样说，不是否定理论。我从来没有否定理论，真正的理论是可以启人思，醒人脑的，只是觉得理论应该活学活用，把理论变成自己的血肉和慧眼。我反对的是生搬硬套理论。钱锺书说：“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他曾给朋友诗稿撰长序，中有一段，我甚喜欢，觉得可以用来谈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非常恰切。“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

“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