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从柳青到路遥和陈忠实

□邢小利

柳青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对陕西文学的影响巨大，路遥称之为“文学教父”，陈忠实称之为“老师”。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小说创作，成就卓著，两代三人的创作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在的延续性”。他们是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由于身处不同阶段，又形成“同中有异”的艺术格局，在现实主义的山系中，三人又各自独立成峰。在上世纪，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新的标志，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八十年代前期现实主义走向广阔的标志，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

柳青、路遥、陈忠实，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用作品来表达作家对时代的认识、发现和思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显在的，更多的是潜在的，是需要人们包括作家去发现、认识和把握的。这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问题，而一个作家又因了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文化视野，又有他自己感受和发现的独特“问题”，亦即“我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时代问题”往往是通过“我的问题”得以表现，并从“潜在”成为“显在”，进而成为全社会的“认识”和“发现”。在这里，“我的问题”是不是切中了重大和基本的“时代问题”，二者在多大程度上有重叠，这个既取决于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文化视野和历史意识，也取决于其在自己的时代有多少“切肤之痛”，他的“痛点”或者说“痛感神经”涉及社会、波及时代的哪些方面，他的“痛感”有多深刻。柳青的“问题”是“新制度”的建立和中国农民如何改变思想、如何“发家”“创业”的问题，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转型时期新政权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这一时代要求合拍。路遥的“问题”是“人生问题”和“农民进城问题”，这个问题切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城乡差别、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重大问题。陈忠实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秘史”问题，以及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何被冲击，进而发生多向度嬗变的问题，这与八十年代的“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说、“五四”以来“文化断裂”说以及“文化寻根”等思想和思潮高度合拍，探寻中国人、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问题。由于他们的创作能紧扣时代的重大问题，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

柳青、路遥、陈忠实的创作，既有时代性，也有历史性。三个人的代表作，将作品所涉题材的历史时间连起来看，恰好是一部文学的近现代到当代的历史画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写的都是历史转型期。他们从日常生活写人与历史的关系，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表现，激烈的历史剧变。《白鹿原》写传统中国，宗法社会下的乡村。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落和崩溃的过程，一个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期。《创业史》从《白鹿原》终止的地方写起，写新中国成立，也是历史转型期，新制度的建立，新生活的开始。如按柳青原来的设想，《创业史》全部写完，其叙事的历史终点，应该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叙事的历史起点。《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至1985年，从“文革”后期写到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历史转型期。历史转型期，时移世变，人也在变，富有深厚的生活内涵和艺术意味。

柳青、路遥、陈忠实都受到“史诗”这种文学观的影响。这个影响，既有来自苏联文学的，也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如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不写纯粹个人的、小格局的东西，要写就写“大作品”。路遥将柳青称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柳青的创作启示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柳青深入生活的创作经验，认为“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对这种观念，路遥、陈忠实也深以为是，身体力行。

路遥和陈忠实是柳青广义上的“文学学生”，他们在学习柳青的同时，更要走出柳青“影响的阴影”，认清自己，寻找自己，回到自己，完成自己。所谓“完成自己”，就是以自己独创的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完成自己。1984年，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上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讨论和争论对他极有启示。他认识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坚持，但现实主义必须丰富和更新，要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这之后，陈忠实开始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位陕西作家，既是他的文学前辈，也是当年写农村题材，并获得全国声誉，而且影响甚大的作家，陈忠实视二人为自己创作上的老师。但是到了1984年，当他自觉地回顾、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接着说：“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第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再看看他们三人的“同中有异”。

柳青的创作是宏大叙事。在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的政治和文化的时代要求中，他的《创业史》力图按照党和国家的指示，认识、把握社会和生活。柳青说，《创业史》的主题是“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创业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的艺术经验，丰富和强化了革命美学的审美特征。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使作家必须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各色人物，柳青在按照“理想”去塑造“新人”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

柳青写人时，考虑到当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的焦点对准的是集体。在制度、集体与人物特别是个人的关系中，柳青的重心是在前者。到了路遥这里，侧重点就转到了集体中的个人，而且，人与集体有了冲突，甚至是巨大的冲突。在柳青那里，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国家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在路遥这里，个人更多的只是个人，他的所做所为，更多的是“看不到国家在场” 的个人的、道德的事件。

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开掘、发展了《创业史》中的人生主题。路遥小说的主题是“人生问题”：农村有文化的青年，他们个人的人生问题如何解决？该走怎样的路？对农村，是继续守望还是走出？如何走出？走向哪里？在走出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个人奋斗与道德以及社会习惯的冲突？……

路遥的小说，重在写个人的理想，个人在时代和生活中的受难与追寻。《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这个人物，成了路遥小说中的主角，变成了高加林和孙少平。《人生》有时代的切肤之痛。城乡差别，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年，壁垒森严，农民“进城”成了政治问题、思想落后问题。陈忠实早年的许多小说，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中篇《初夏》，都在批评、批判青年人想“进城”的“错误观念”。《人生》中高加林“走后门”进城，抛弃刘巧珍，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路遥也想为“进城”的“人生”寻求一个合理又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案，他把高加林一分为二，变为《平凡的世界》的兄弟俩，让老大孙少安守望家园，老二孙少平走出土地。《平凡的世界》是对《人生》的展开，它试图回答当时对《人生》亦即农民进城提出的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给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解答。

路遥也许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写的高加林、孙少平这样有一定的文化、思想已经被有限度地启蒙的青年，他们“进城”的愿望和努力，既是自然人性中对自由的渴望的真实流露，也是对城市生活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向往和追求。路遥的创作，有时代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如今，城乡二元对立已经被打破，农民“进城”已经是正常的人生选择。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文化心理”现实主义，是“寻根文学”的丰硕成果。“寻根文学”是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被“断裂”了的民族文化之根。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文学，新思潮一波接一波，伤痕、反思、改革、现代派等等，在主题思想上，实际上是探讨中国何以如此，中华民族应该怎么办。《白鹿原》是从民族的文化心理切入，探寻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白鹿原》的艺术聚焦，是从家族关系入手，从人与文化的角度切入，触及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教育理念与方法，以及政治关系等关乎人的生存的各个方面，深刻透视数千年来，传统中国宗法社会传承下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生存之道，展现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乡规民约，在时代暴风雨的击打中所发生的深刻嬗变——家族的嬗变，人性的嬗变，人心的嬗变，并从这嬗变中，透示社会演变的轨迹和历史深层的文化脉动。

《白鹿原》重在展现农村两代人——父与子结构（《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梁三老汉与梁生宝也是父子结构），在时代巨变面前精神与人格的守与变。其主要人物，大致分属父与子两代人，父辈人物总体上沿袭着传统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子一辈多为叛逆性格。他们在趋时和向新的历史风潮和个人的命运转换中，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形象。父一代是“守”或“守”中有“变”的农民（白嘉轩、鹿三等人是“守”，鹿子霖是“守”中有“变”），子一代是“变”——或反叛，或革命（如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或者在“变”中又趋于“守”（如黑娃）。一“守”一“变”，“守”中有“变”和“变”中趋“守”，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清末以至民国再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巨变和人心嬗变。

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四大思想——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白鹿原》中的人物可分别对应于前三种。《白鹿原》缺乏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物。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是陈忠实文化视野的盲区之一，也是陕西这块土地，近现代以来特别缺少的思想和文化。

人物命运特别是命运的结局，往往体现着主题思想。《白鹿原》通过人物命运，形象地写出了传统中国或乡土中国的解体。传统社会是“耕读传家”，“耕”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人与赖以为生的土地的关系；“读”是读“圣贤书”，解决的是思想和精神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是子孙万代精神承续的问题。《白鹿原》以新旧两代生动的人物画卷，艺术地展现了以“耕读传家”为命脉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暴风雨冲击中的崩塌过程和深刻衍变，为读者提供了多向度思考的文本。

从柳青到路遥和陈忠实，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在今天对我们的创作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