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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奇妙与海上文库的遗憾

时间:2024-08-31

□张在军

年逾七旬的韩石山先生宝刀不老,赁居京城、含饴弄孙之余,还在不断地写作出书。最近收到先生寄来一本《次第春风到草庐》,翻开第一篇《沪上文脉自不同》,居然是夸赞上海的。之所以说“居然”,因先生既没有夸家乡太原,也没夸首都北京。不管是一个作家还是一座城市,能让韩先生夸赞,是颇不容易的。且看韩先生怎么夸上海的:

还有一个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作家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光在北京拼打不行,还得在这上海滩一试身手。站住了才算是英雄好汉,站不住趁早另谋生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该是沈从文。早在二十年代初,这湘西的小伙子只身来到北京,执意要闯出一片自家的天地。几经扑腾,一无所成,寒冬里躲在一个“霉而窄”(沈氏自命的斋名)的小屋里,冻得瑟瑟发抖。多亏了郁达夫前往看望,撰文揄扬,又多亏了徐志摩正办《晨报副刊》,不惜版面,大力提携,这才在北京文坛上崭露头角。然而,也不过是崭露头角而已。北京文学界很难认同这个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而外,一无文凭二无门第的文学青年。

但上海可就不一样了。都是凭自个的本事拼打,谁也没有祖上的荫庇。可骇怪的是,某人真要有了祖上的荫庇,不惟难以成为成功的助益,却极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累赘。最明显的例子该是邵洵美,帮了多少人的忙,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可没有人认这个账,慷慨是你的应当,破落才是你的下场。像沈从文这样的穷光蛋,反倒另眼相看。没有根柢的本事才是大本事,文章写得好谁也得认账。几年天气,不惟誉满神州,还当了大学教授,还携得美人而归。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的奇妙。

噢,原来上海有这等奇妙之处。韩先生这么一说,想想也的确是这样,不妨举我家乡的两位文学前辈聂绀弩和吴奚如来佐证一下吧。

1933年6月,聂绀弩被日本警察驱逐回国,在上海汇山码头上岸,国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随同救亡演剧一队离开上海。扣除其间短暂离沪入川去陕的两三个月,聂绀弩在上海满打满算地生活工作了四年。

此前,二十年代在广州、南京等地混过几年,小打小闹,未成气候。到上海之后确实不一样了。

在上海,聂绀弩主持《中华日报》(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创办)副刊《动向》,时间长达八个月(别小看这八个月,在当时环境下是颇不容易的)。1934年关于大众语讨论问题,发表文章最多的就是《中华日报·动向》,还影响到《申报》《大晚报》等报刊参与其中。《中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专论,大都是“左联”的人写的。《动向》也几乎成了“左联”刊物。鲁迅在“动向”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包括有名的《拿来主义》《论旧形式的采用》等,后来大都收入《花边文学》。

此后,聂绀弩还编辑出版《海燕》两期、《现实文学》两期、《热风》两期、《语文》月刊两期。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聂绀弩在上海四年写了约一百三十余篇文章,以杂文、语言文字为主,还有少量译文。出版了第一部个人文集——短篇小说集《邂逅》,以及语言文集《从白话文到新文字》和《语言·文字·思想》。令人痛心的是,书稿《瘸子的散步》(文艺论文和杂文集)和《两条路》(小说集),在战火中丢失。杂文集《起家集》发了预告,因故却未能出版。但从侧面证明,聂绀弩在上海写了不少文章。

在上海,聂绀弩认识了鲁迅、冯雪峰、邵荃麟、萧军、萧红等作家;还由吴奚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聂绀弩坚定不移地站在鲁迅、冯雪峰、胡风这一方。

可以说没有上海的这几年,就不太可能认识鲁迅,就没有后来被夏衍称为“鲁迅以后杂文第一人”的聂绀弩,起码聂绀弩的文坛地位会大打折扣。

对聂绀弩自己来说,也是十分看重这段时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带队到江苏一带考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出生地,顺便在上海停留做了一次旧地重游,是胡风夫人梅志陪同的。这在梅志回忆聂绀弩的文章中有记载:

这之前,胡风有信给我,要我一定好好招待老聂,因为在北京实在太打扰他家了。所以他来找我时,我就准备请他吃饭,但他不愿上饭馆,只说要吃上海的普通饭,还说:“过去的老朋友,差不多都身居要职做官了,不敢去惊动他们。隔了十多年,现在我连路都不认识了,还是由你这个‘老上海’为我带路吧。”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就陪他到他愿去的地方。

我们到了南京路的几家大公司,这里是一般外地人都想去买东西的地方。我们走着看着,我问他想买点什么,他耸耸肩摇摇头说不知道。

……

他告诉我,前天曾特意到他过去在《中华日报》工作时吃过夜宵的老正兴菜馆,想再尝尝那时认为是最好吃的菜,谁知蛮不是这么回事了,价钱贵且不说,菜烧得也不好,家乡肉蒸得不烂,红烧下水太腥气,过去那里就是阳春面也好吃得很呢!

我揶揄说:“可能是因为你吃山珍海味太多了!”

他没有做正面回答,而是说:“一个人对过去总有着许多好的印象,但又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壁。譬如我就常想吃家乡的咸菜,但真叫我和过去一样天天吃咸菜,一定会苦不堪言的。”

他要我陪他到淮海路(过去的霞飞路)去走走,我就带了小儿子晓山一起去。他想找过去常去的俄国大菜馆和咖啡馆,却一家都没有了。在走过嵩山路时,有一处弄堂里挂了一些旧衣服在卖,他就走过去看。我觉得很奇怪,他身穿上等毛哔叽的制服,怎么会看上这些旧衣服呢?他还认真地问了价,一群商贩以为来了大主顾,都拥过来抢生意。我只好帮他问价,问尺寸,最后说不合身,赶快领他走了。我怪他何必到那儿去白相呢。他说,想起过去在虬江路买旧西装的事,那时是多么希望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衣服啊!(《悼念之余》)

怀念一个地方的美食不足奇,你我谁都可能,聂绀弩竟然还怀念跳蚤市场卖旧衣服的,这就不多见了。由此可见他对上海的感情之深。

说了聂绀弩,再说吴奚如。吴奚如比聂绀弩小几岁,同为湖北京山人氏,同为黄埔军校校友(聂是二期,吴是四期),但此前并无交集,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

吴奚如比聂绀弩早两个月到上海。那是1933年4月,由丽尼、吕冀介绍去的。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聂绀弩同年6月被日本警察遣返回国,“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认识了吴奚如,是在一个同乡孙铁人家里认识的。……吴奚如也是同一个城里的人,但以前不认识。只听说他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曾活跃过。后来在河南坐了几年牢,出来了,刚到上海不久”。(《历史交代》)两人熟识之后,“老早就从事创作活动”的绀弩鼓励奚如:“把你所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吧!”(《卑贱者的灵魂》序)于是,吴奚如就开始动笔来写。

影响吴奚如写作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鲁迅。也是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吴奚如被“左联”创作研究会通知出席一次会议,讨论艾芜的短篇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场所是在上海租界一处咖啡店,出席者有鲁迅、茅盾、周扬、胡风、周文和叶紫等。吴奚如晚年回忆说:“我是多么兴奋而欢欣啊!我这个小人物,第一次见到了我所崇敬已久的伟大导师鲁迅!我的心里涌起了激荡的浪花!……说完后,先生发出挚爱、幽默、爽朗的大笑,我们也随之大笑!先生像是有引力一样,我们都被吸引为一个护抱的整体,多么忘我的同志爱啊!”(《回忆伟大导师鲁迅》)

这就是吴奚如与鲁迅交往的起点。后来他像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受到鲁迅指导、提携。他的《卑贱者的灵魂》,是送鲁迅审阅后才给《作家》杂志发表的。他的小说集《小巫集》,就是由鲁迅介绍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特别是1935年,吴奚如取代周扬成为党中央与鲁迅联系的承转人。

有一次,《太白》主编陈望道按鲁迅开列的名单邀请一批左翼作家作客,有胡风、萧军、萧红、周文、欧阳山、聂绀弩、叶紫、冰山、丘东平和吴奚如。此后,凡是由鲁迅领头出席这类宴会时,左翼作家出席者大体就是上面这些人。以后,一个外界传闻的所谓“鲁迅派”就这样出现了。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战中,吴奚如和“鲁迅派”作家们始终站在鲁迅这一边,还签名于鲁迅为首的《文艺工作者宣言》。

胡风也是影响吴奚如写作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当初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吴奚如代表“左联”在外滩码头迎接。晚年的吴奚如回忆说:“我在忙里偷闲地写小说,饥寒迫使我这样做。这时,胡风对我的写作,给了十分有益的指引。他常对我的小说初稿加以分析,逐渐使我懂得了形象表现、典型塑造……的知识和手法。他对我的作品的评议是很严格的,如不经过他的首肯,我即使挨饿,也不愿署名发出,换取稿费。举一个例子:一九三五年秋,我写了一篇小说《两个拾煤核的孩子》,取材于监狱生活的阅历,我先把原稿拿给他看,几天后他以责备的口气说:‘你为什么又贪图便宜呢?第一段平铺直述,概念游戏,失去了你认真刻划的本色!……’”“《两个拾煤核的孩子》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得到不少读者的好评,武汉的一个刊物还予以转载了。我当时为此和胡风开玩笑,说:‘怎样?理论家,天下事也还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他神经质地抽动着鼻子,回答我:‘读者中也有不少人和你一样,贪图省事,不肯动脑子深入想一想嘛!’但胡风对我的另一篇小说:《活摇活动》(刊登在他主编的半公开发行的《木屑文丛》上),却予以高度的热情赞扬。……胡风既对这篇作品给予肯定,又指出所描写的正面人物贫农和雇农的代表,比之富农和中农的形象大有逊色,有些概念化。在这次的评议中,使我对胡风的思想水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所认识的胡风》)

应该说,吴奚如因为来到上海,得以认识聂绀弩、鲁迅和胡风等人,从而在革命家的头衔上又多了一个“左翼”作家的称谓。屈指数来,吴奚如在上海三年多的时间,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本人不完全统计,有小说《一个含笑的死》《两个孩子》、散文《他乡遇故亲》及杂文等五十多篇,散见于《中华日报》《海燕》《夜莺》《小说》等报刊。还在上海出版了《叶伯》《在塘沽》《忏悔》等四五种集子。

吴奚如的文学创作是从上海起步的,也是在上海达到一个高峰期,之后到其他任何地方的创作,都未超越上海时期。所以聂绀弩晚年发出疑问:“究竟是革命家的奚如使他不愿终老文场,还是小说家的奚如,妨碍了他在政治上的宏图大展呢?我不知道。”(《〈吴奚如小说集〉序言》)

现在该说说《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了。它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旨在“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主编徐俊西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文库《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凡是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既然如此,“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一百三十一卷文本,约二百七十位作家)的《文库》,理应有“鲁迅派”的聂绀弩和吴奚如。但是我找来找去,硬是没有找到。真的没有。假如说吴奚如的名气影响不够,那么聂绀弩呢,难道也没资格入选?或者是遗忘?殊不知,早在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其杂文卷主编就是聂绀弩。

无意中看到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琐忆聂绀弩先生》说,“以他(按,指聂绀弩)的这些创作实绩,十一年前上海作家协会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聂绀弩理应作为一家而入选,结果却未能入选。这是一件憾事。聂先生如泉下有知,想必不会介意,但我作为编委之一,是应该检讨的。”(《传记文学》2021年第4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聂绀弩“未能入选”,文章没明说,我辈也不好妄自揣测。毕竟陈老能意识到这个“憾事”。至于吴奚如,恐怕数十位编委至今无人想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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