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忏悔，但我无罪

●文 黄自华

历史的遗产，不仅仅全是先辈人给我们留下的丰盛筵席，也有一些让我们后人几乎难以咽下的苦果。发生在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已经沉淀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耀眼的文化符号。然而，当我们回头过去重新审视它的时候，就能清醒地看到，战争有输有赢，如果从人性、人道和民族利益的角度作出评判，其实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胜利者。双方失去，比得到的更多，而战争的最大受伤者是民族，是最普通的百姓。历史往往是无声的，的确，历史不需要声音。我们品味历史，不应该是用眼睛去看，也不应该用耳朵去听，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市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在战争演进的进程中，任何牺牲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战争伦理的制高点。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兴亡在战争中变得无足轻重，何况普通百姓。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战争用它的血腥和残酷教导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重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了应该追求什么，应该放弃什么。自古以来，就有有识之士对于离乱难民的伤时忧难之思，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两岸不断融合的走向也告诉我们，战争的你死我活和恩恩怨怨，终久不能阻截血脉的连接。无论历史的大江如何水流湍急，无论历史的大海如何渊面幽深，历史的方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

有历史就有传奇，长篇小说《打破碗碗花》（刘成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不是一本历史传奇，而是一部叙说人生际遇、生死劫难的现实小说。宏大的历史隐匿在叙事现场的背后。小说直接切割历史年轮中最敏感的剖面，似乎是随手抖落的卷宗残页，重如磐石。我们分明看到了那已经渐行渐远的历史，清晰而庞大的身躯。那些1949年被战争的大潮席卷到台湾的逃亡者，有许多都是别家弃小、颠沛流离的普通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隐忍着被海峡切割的无言的伤痛。60年前，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当年所有的生离死别，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成了他们与妻子儿女一生永别的伤痛。逃难不仅制造了无数的生离死别，而且制造了人口的变化、文化的变迁、社会的改观。人的命运被战争操控，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吸取、旋转、抛掷，战争遗留下的碎片成为切割人性的利器。国家的分裂，民族的离难，所有这些，都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和个人都无法挣脱被裹挟的命运。如今，战争成为了历史，历史黑暗的一页被轻轻翻过，但是，对于那段历史的经历者来说，战争是他们一生的疼痛，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战争中身经死亡，感受仇恨、友谊和爱情，并结下了影响平生的各种因缘——其中包括酷美而哀伤的爱情故事，其中就有《打破碗碗花》里，老祖母与她丈夫的故事。半个世纪之后，上一代人没有写完的，原本凄美哀伤的爱情故事，却被他们的子孙阴差阳错，演绎了无比惨烈的结局。

每个人都有自己讲述历史的独特方式，长篇小说《打破碗碗花》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一段中国的历史。几十年的变迁，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对于下一代，大陆是一群台湾生意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生长生活的地方，他们的根就在这里。他们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上千年。所以，到大陆来，他们仅仅是生意人吗？不是！尽管斯人、斯物已去，他们却始终不弃不离地苦苦寻找着自己的根。《打破碗碗花》就是从最小的叙事落笔去追寻那个宏大的历史。小说没有历史巨制般的波澜壮阔，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宿命，品味到了另外一种人世的悲凉。《打破碗碗花》写的是在历史的变故中，台湾与大陆一家三代，离散聚合的机缘与变故。小说以追寻被海峡分割的爱情信物“仁麟玉佩”为主线，从祖父母生死离别的爱情传奇，到孙子孙女在完全不知双方血缘身份情景下的“乱伦”结合。政治伦理与爱情伦理紧密纠缠，最终以孙子在得知真相后，在自己谋划的车祸中饮恨自杀，从而完成了一部荒诞而又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人间悲剧。书中的很多地方、很多场景，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叹息。感动并不完全是因为生离死别，因为在那个年代，生离死别太多太多，甚至人们已经麻木。叹息是因为这原本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原本也不应该是他们的命运！作者刘成见先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他独特的角度，来讲述在这一段历史中的人。他成功的以几个人的小历史来解读民族的大历史。他没有直接写战争、写战难、写历史，他写的是人，是对人的尊重！穿越历史和文化的语言，他为的是与不堪回首的历史做一个沉重的告别。

可以说，是人类炽烈的情欲和成熟的理性成全了这部小说。人类政治文明在曲折行进的过程中，一路甩下愚昧，却甩不下致命的渴望。这种渴望不属于文明，也不属于愚昧。为了满足自己，人类的渴望可能会借助和助长愚昧，也可能会推动和影响文明的进程。《打破碗碗花》是一个亵渎人性的乱伦故事，但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伦理失衡的轶事。故事中，男女主角的心灵被强大的罪恶感撕噬得鲜血淋漓，但他们是无罪的。生命的这种没有方向、没有道理的选择不期而至，爱情的甜蜜和生命的结束同时向他们逼近。聚散无常，生死有命，人的生与死往往只在瞬间，在命中注定，却又突如其来的悲剧面前，人们只能哀叹命运不济，诅咒命运的狰狞。《打破碗碗花》的情节并不复杂，作者的叙事风格平和、语言平静，没有苦难的渲染和情绪的宣泄。小说中祖孙三代的几个人物，相互发生关联之后，逐渐呈现出一个紧密的人性关系网。世俗生命的欲望好像是挡不住的，悲剧性的困惑从一开始就注定在主人公身上发生，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缓慢走近，作者让他笔下的人物不停地深入、追寻，也许是对“仁麟玉佩”完美璧合梦想的一种不安期待，从揪心的爱情故事开始，然后男女之间的问题和动荡成了小说的线索和人物生活的终极行为。“仁麟玉佩”的完美璧合让隐隐潜行的爱情，在人性的煎熬中瞬间焚灭、戛然而止。我们的男主人公在灵与肉的冲突的艰苦历程中，最终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完美与超越。悲剧的意义是将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不管这阴差阳错的偶然是不是爱情对于历史的嘲弄，我们却终究是从毁灭的爱情废墟上，彻悟出了许多命运与时事的深奥道理；悟到人始终是漂浮在无涯大海之上的一叶浮萍。人生有诸多偶然的东西，命运全系某种神秘、异己的外在力量。在这种神秘的力量面前，个人的作用显得是那样的微乎其微、苍白无力。不过，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一种“缘分”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赋予了我们的生命以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也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在必死的宿命中，猥琐的灵魂得到升华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类仍然对未来心存希望的理由，希望只要没有像麦粒一样被碾碎，前面就有未来，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惶然和无奈，就有致命的渴望。

爱情的毁灭，生命的自我了断，是小说《打破碗碗花》一个具有忏悔象征意义的、惨烈而庄严的结局。在小说的悲剧结局中，作品中并没有愤怒、控诉、复仇心理的任何暗示，作者冷静地审视了历史与现实，在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诚实地表达了男主人公来自心灵深处的某种羞愧和忏悔意识。“忏悔”是人类灵魂的根本自我拯救之道。“忏悔”源自宗教，主要生成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十字架”是西方人的宿命，他们的所有努力和使命，就是通过灵魂的忏悔，以求得救赎。通过忏悔，洗刷自己的道德污点，从而达到净化灵魂、提升道德境界的目的。而中国民众在历史上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缺少这一生命“基因”。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负责的作品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但是在小说《打破碗碗花》中我们除了看到了灾难，看到了苦难之外，并没有看到控诉的场面，听到控诉的嘶喊。在小说作者平静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弥漫于书页中潜在的、真诚的、主动的“忏悔意识”。书中的男主人公在他的全部爱情历程中，其实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并没有道德上的主观罪错。即使是他与自己亲妹妹的“乱伦”，我们也没有理由站在道德的审判庭上认定他的主观恶意。但是，当他得知自己真诚的爱情是一种违背天理人伦的“乱伦”行为时，他立即知道自己铸成大错，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无法宽容自己，最后选择了以死谢罪。公正地说，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从罪与罚的报应角度来看，死，对他是不公平的。作为忏悔主体的罪感和耻感，我们的主人公，是在为历史承担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责任。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担当，“我忏悔，但是我无罪！”这才可能是小说主人公最公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