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看“文化把戏”

毛志成

“把戏”也叫“杂技”、“杂艺”、“杂耍”、“玩意儿”，雅称叫“才艺”。对于以玩把戏为专业、为谋生手段的人，我们应当尊重。若是将把戏推广到社会、时代，导致社会和时代趋于“把戏化”，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举目便可看到政治把戏、经济把戏、法律把戏、文化把戏、艺术把戏，以及生活领域中的友谊把戏、爱情把戏、婚姻把戏，或语言现象中的口头把戏、笔头把戏等等，这就使社会和人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趣了。

文化也如此，尤如此。

当年中国最多的是“政治运动”，其中与文化有关的“运动”也颇多。每个“运动”一来，无论是举旗者还是欢呼者、敲鼓者、抬轿者，十之八九都是在搞政治把戏。而文化本身，无非是玩把戏的道具而已。如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胡风反党集团”，批“胡适唯心主义”，以及后来的“批儒评法”、“批《水浒》，“评《红楼梦》”，有几人真了解武训、清史、胡风、胡适?有几人真懂儒、真懂法、真读通《水浒》、《红楼梦》?一个也没有!有真知真识的人，就不会参与那些把戏了。

就连“右派”、“左派”这样的词儿，也是玩政治把戏的人玩出来的，是玩把戏借用的道具而已。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左派么?没有!如果有，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只要他们“吾道一以贯之”，坚持始终，不随风易志，都可称之为殉道志士，甚而是圣贤!可惜在那样的年代，中国已经没有了那样的人。当不成勇士，这没什么；当过卑怯之人，也没什么。强行要求一切受难者都当烈士，否则便百般寻疵，这是“二百五”哲学，是假道学逻辑。但将曾经有过的卑怯心理和行为掩饰起来，时过境迁之后一经得意，便将一切受难折合成大功德，大才智，大勇气，这也是一种“善于玩把戏”的标志。

今天的文人玩把戏，对政治把戏、经济把戏的兴趣较淡，值得夸几句。他们的把戏，往往以“文化把戏”为主。对此，也有可欣赏处。但是把戏就是把戏，不可当真，也不可太敬。这类文化把戏类别很多，第一位的是“学问把戏”(也可称为“学术把戏”)，包括国学把戏、史学把戏、哲学把戏、美学把戏、文学把戏以及总体冠名为社会科学的把戏。与此相应的，是写作的把戏，编印的把戏，出版的把戏，评奖的把戏，以及基此而搞出的宣传把戏、宣讲把戏、炒作把戏等等。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上述的种种学问本身，都是有价值的，也是社会需要的。虔诚而认真地搞那些学问(学术)的人非但可敬，甚而可以誉之为国宝。而且，这样的人也确实存在。但我的微词，只是说给“把戏”来听的。

有两个很大的概念，一个叫“国学”，一个叫“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所指的事物，本来是应当使人敬重的、仰视的。一个国家岂能没有国学?一个社会岂能没有社会科学?但在实际上，你要对那些享有“国学家”、“社会科学家”显衔的人恭敬地发问：“国学的定义是什么?国学所属的内容都包括哪些?社会科学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内涵包括哪些?”实话说来，用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人并不多，而大多是故作高深者，他们的话真个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反倒糊涂了”。虽然有名有位的国学家、社会科学家数量不少，但真知、真懂的人却极少。有些人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哪里去了?用到玩把戏上去了!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什么?在于只是发言、发威、发财而无发现，没有向当代人提供出任何独自(或抢先)已知的东西。

至于某些人的史学，无非是对正史、野史、秘史的抄录、发挥和作秀，而从史料中提炼出的“今知”、“今识”几乎没有。

至于哲学，谈老庄，谈孔孟，谈程朱，又大都是“我注六经”，连原文都未必读精读透。在各种讲座上眉飞色舞，语惊四座，争的无非是哗众效应罢了。

至于“美学”，在很多时候仍是个名词而已，真解其义的人向来很少，向大多数人普及一下是有必要的。可惜，有的“美学家”只是在他的论文中、专著中、讲座中，舞弄了一堆概念、术语以及深奥“定理”，使人们继续不知美为何物。而有的“美学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美学俗解为如何强化人的美姿、美态、美言以及美容术，或是如何利用美衣、美饰、美剂之类来自炫。殊不知一切美的最高神韵是朴素，正所谓“万物莫与朴素争美”。一切离开朴素本质的“美加工”，都是把戏。

文学的根本要义是文明，根本效应是促进社会和人生的善化，最高职能之一是“对世界进行意义追问”，即：世界何以成为这种模样?怎样变得更理想?虽然搞文学需要才气，但又不能将文学统统变成才气的表演场或才子的俱乐部(包括学者、学术的俱乐部)。当前的中国文学，“逞才”已经成了第一风景，有时甚而为逞才而逞才，“使命感”已近于成了贬义词。尤其是诗歌，几乎成了玄言、奢语、僻词、冷句(包括病句)的大赛。须知：无论是立意还是语言一旦背离了公共属性，一切逞才都与玩把戏无异。至于为了显示“有学问”而弄出的把戏，近来尤多。

“学问”这东西，通俗的解释就是“学”做为一个周期要完整，从始至终。而“问”做为一种发现欲，却是智能和勇气的总和。在屈原所有的诗中，我最推崇的是《天问》。他向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连提出了170多个追问。这首诗，比起人们最为赞扬的《离骚》、《九歌》、《国殇》来，更像社会科学。

为什么说屈原更像国学大师?因为那170多个追问是中国人干的，比外国人追问得多、追问得早。而且，追问所牵涉到的内容又大多与中国的人物、事物有关。社会科学的根本要谛是什么?是追问，因为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发现，而社会科学的第一生命不是复述而是发现。而且，他的追问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严肃的，不是搞“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把戏。

中国的文人，尤其是当代文人，好为人师以及喜欢摆出“教师爷架势”的毛病由来已久。即使连一篇像样的散文、小说、诗歌也写不出的人，却可以写出大部头的《散文要旨》、《小说通论》、《诗歌入门》。这也像不会炒股或炒股常败的人，却可以当“股评专家”，四下里开讲座。尤有甚者，一个贪官在倒台的前三天，还可能坐在台上向台下人大讲“如何当好人民公仆”之类。把戏玩到这种地步、程度、幅度，还让老实人说什么好?

一个演员，包括一个歌星、朗诵家，公开地说“我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挣钱”，我认为对此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演艺的技能确实高明还应当给予敬重。但我却希望这样的演员在唱歌时、朗诵时，少唱少喊这样的段子：“祖国啊，我的母亲，我愿为你献身!”“工人农民，我的兄弟姐妹!我爱你们爱到心窝里!”要知道，那是把戏!但他们毕竟是艺人，搞点把戏也不违本业。若是百般捞得“民敬民爱”之誉的衔高名响之人也在玩把戏，我看至少有一点耻感为好!

当前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学术)有两种弊病越来越醒目：一是文化品的娱乐化趋势过甚，一是文人的自宠意识过强。当年以“忆苦思甜”为大宗的“哭文化”，以及将革命弄得吓人的“冷文化”，今天无疑应当鄙弃。使今天的文化多一点轻松式的娱乐因素(尤其是幽默因素、谈笑因素)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有益的。但是将文化行为(也包括政治行为)大幅度地推向娱乐化、嬉皮化，未必是世之福音。文人(包括作家、学者)从当年的“忠奴愚仆”意识演变为今天的自尊意识，是社会的大解放。但是由自尊变成自宠，自傲，自狂，就应当同样使人皱眉。

知识，学问，学术，文采，才艺，总之一切文化范畴的行为，都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生产出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也都是社会财富。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比如学问、才艺以及文化人的职务、职称、名位，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生产工具，它们发挥出的是社会影响力。在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怎么办?就应当忘记那些工具本身，得其真意而忘其赘形，如同庄子说的“得鱼忘筌”。相反的例子却是：捕了一点鱼，或根本没捕到鱼，却将一大半或全部心思用在对渔具的欣赏上或卖弄上、炫耀上，四下里显示渔具的价格，吹嘘渔具的不凡来历，大讲此物如何来自远古或来自外洋，借以说明他本人如何具有贵族品位或名人档次。天天这么干，十分起劲地这么干，实际上也是玩那些虚假的把戏。一个文人读了一点古今中外的名著，或写出了一点曾经有影响的作品，出版了一两本有可读性的书，以及基此而获得了什么奖，并由此取得了什么较高的职务、职称、职位，都可成为有能量的生产工具。正如同一个有名人物、权威人物，他的名声、权威都有借用价值。其文、其言都会有常人不及的分量。但人们之所以尊重他的名声、权威，不是看他手中频频耍弄的那些日益老化的名利工具(如名片上、证书上、委任状上的头衔之类)，而是看他基此而生产出的新发现、新思考、新见识、新产品。如果那些东西都老化了，只会去玩名位霸权、语言霸权，而且将耍弄这样的霸权当成本领，就等同于耍把戏。

等而下之的把戏是文人的抄袭把戏，剽窃把戏，以及借用人事关系、团伙关系、帮派关系而玩出的捧压把戏。

我这里只是侧重于说了文化把戏，其实这类把戏与社会所有的把戏相比，危害度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看看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时时发生的×难、×祸，这一切都离不开用钱与权作道具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