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

任芙康

中国社科院的李建军，很多年前，寄给我们批评长篇小说的稿子。一读，就知道这位作者对路子，《文学自由谈》添了新同志。他的文章，很勇敢，说三道四全然无顾虑，又很单纯，没有绕进文坛的人际关系。他曾宣称，他景仰的文人中，鲁迅第一。可能是爱屋及乌，这个乌，是鲁迅先生乌黑的胡须。于是，印象中的李建军，上嘴唇总养着一撇鲁迅式的短胡。我其实不是要说他的胡子。想说的，是他做评论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张扬李四，质疑张三，除了整体的估价，更多的是，从作品的细部辨认黄金与黄铜，很详实，不虚乎，常叫人有板上钉钉的感觉。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长篇作靶子，很像是显微镜下使解剖刀，或者说人家这个词用“过”了，那个词用反了；或者说人家这句话叠床架屋了，那句话残缺不全了。总而言之，话不留情，却都在理，又含着见识。便觉这样就好，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隔靴搔痒、隔山放炮的废话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但是有一天，我俩通电话，我却鬼使神差地劝他改弦易辙。我说，不要学我，给人改稿，终无出息。就连一些有志向的编辑，给别人改了几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当作家去了。作为评论家，吹毛求疵于作家的字、词、句，你说得全对，也不显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说对，或不小心大部说错，肯定反落话柄。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但如过于上心，当作正事来做，只会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挣小钱，费力不讨好。

其实，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他减弱自己的斗志，只是希望他改进自己的战术。

建军显然不以为然，但并不驳我，听他电话里时而浅笑两声，表示出他的大度。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他的批评文字，似乎有意无意在减少甚或避免从前的“琐碎”。于是让人感觉，不断修炼自己的李某人，已渐渐显露出大牌评论家的气象。

大牌评论家动笔，异于寻常写手的地方，甚多。最突出的特征，可用“宏大叙事”概括。这四字无须过多解释，也不必四处搜罗例子。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类报纸上，你可以找到许多范文。尤其是隔三岔五，整版整版地弘扬某人某书，则通常是宏大叙事的集中展演。此外，在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上，亦可随时欣赏到宏大叙事的丰采。对此，想必各位看官都已多有领教，这里不做罗嗦的描绘。

只想说，宏大叙事，语声高亢，属于主旋律；词藻高蹈，适合打广告。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深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青睐。发展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评论的一种格式和尺度。

有一回，在北京研讨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说。事后一家报纸要刊出发言“纪要”，我于是免了客套，整理出一段话，大意是：我和王松虽同居一城，平日各忙各的，反倒没有机会聊天。前年，看过他一部小说，有几句阅读心得想说给他，因无缘碰面，故至今未遂。那部小说是一次参观活动的产物，我一直觉得，写作者平日深居简出，干活儿辛苦，偶遇热闹场合，完全可视为呼朋引类的放松与调节。从组织者的角度看，采风之类，无非是行为艺术范畴内的表演。既是表演，张罗者全有目的。作家们被盛情相邀，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投桃报李，用文字“配合”一下，倒是说得过去。而惟有小说这种样式，作急就章式的呼应，则大不合适矣。所以趁今天祝贺王松的机会，说出一直想说的话——作为已经步入成熟期的小说家，已经成为不容文坛忽视的小说家，一旦进入创作的构思与操作，最好能以一种纠缠般的劲头，揉搓自己熟悉的题材。凡属陌生领域，又未经先行吃透，则应避免涉足。姑妄言之，仅供王松参考。

我这样说，哪里只是让王松参考。因为王松这回的写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其实是个偶然，此前在题材上，不曾有过功利的表现。但就整个创作界看，并非个案，说给大家，或许有用。但等到“纪要”出笼，独独少掉这段话。记得那日与会者叙事多宏大，颂词满堂飞。我的试图不同的声音，其实取舍已定，自无发声可能。常言说，世道如何如何，瞧瞧各类研讨会，对文坛之世道，也就可窥一斑。

宏大叙事，以鼓励作家为己任。其实，作家是不用鼓励的，尤其不宜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鼓励。依我多年体会，很少有作家真心诚意地当自己是学生。他叫你“老师”，可能出于出道不久的礼节。羽翼丰满之后，仍尊你为师，往往已演变为一种调侃。所以，对于作家的创作，你不妨实话实说，完全不必用虚话宠他。也是一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庆贺重庆作家张于新书问世。此书图文并茂，皆出自张于之手，令与会者惊呼一片。有人说，昨晚拿到书，大受震撼，彻夜难眠，今天来的路上，还收脚不稳，连翻几个跟头。据我耳闻，张于好身手，又能写书又能画画，实在多才多艺。他的文章好，能签高版税；他的油画好，能卖好价钱。我当场受左右感染，也特别想赞美他，而费劲想出的好话，却全有人先我出口。但见张于还算扛得住，花言美语的颂歌前始终面带谦恭。我犹豫半天，还是说了一段非表扬的话：

张于出版了一本展示他才华的书，今天又收获到丰富的鼓励。这是不容易的。很为我的巴蜀老乡感到高兴。以后的日子，张于如果想油画玩得更好，文章写得更妙，让这两件事情齐头并进，当然是我们期望的。但这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如果做专业，张于最好在画和写之间有一个选择，不然你的两头通吃，势必两头扑空。因为文学界不会承认你，美术圈也会置疑你。被人说三道四的结果，你可能就被耽搁了。你看眼下文学艺术圈里头，通吃、横扫的角色，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才能的人，或者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忽悠才能的人。但我说的可能大错，提出来仅供张于参考。

我又说了个仅供参考，其实并非只想说给张于听。人在世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全才是极少的，“术业有专攻”的规律是不可以违反的。宏大叙事者不管这些，只要被研讨的“才子”高兴就拉倒。散会后张于说我讲得对，其模样很真诚，我也就放了心。我这人的性格，自知有弱点，说话常无遮拦，又生怕惹人赌气。

看而今的评论，宏大叙事已经蔚然成风。听发言，看稿子，很容易就打头碰脸，叫人避之不及。有时候，忽然心中一动，不禁想起李建军，竟有些怀念他前些年的批评姿态，也就往往同时心生反省。建军当初的方式或许并无错，与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刚好相反，不妨称之为“文本细读”吧。文本细读，搜寻作品的瑕疵，就像庄稼地里除草捉虫；寻觅作品的优长，就像夏收季节田间拾麦穗。都得头顶烈日，都得弯腰动手，都得出力流汗。其实有过田野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农事劳作除了辛苦，也常会有其独有的快乐和诗意。而那些撑着太阳伞站在田坎上赞美劳动的人，甚至凭靠电视画面讴歌丰收的人，哪里会有切身的体会?

这些年，就我目力所及，文本细读的评论越来越少，甚至濒于绝迹，导致生态失衡，忘乎所以的作家因此越来越多。我翻开一部长篇，在紧挨着的千把字里，遇到九个“笨蛋”；我翻开另一部长篇，在头两页之内，撞见七个“历史”。前者是为了体现作家的性格，后者是为了展示作品的深度。这两部捉襟见肘的小说，都受到了热捧。热捧者正是那些惯用宏大叙事的评论家。小说区别于说书，不仅仅要故事，更要强调语言。有人会说，说书也属于

语言艺术。此话不错。但口头的艺术语言与书面的文学语言就是不同，且有大区别。光从实际情形看，若讲说书的普及，其家喻户晓，小说连个零头都赶不上。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曲协的编制应扩大，作协的机构应取消呢?评论家的文本细读，往往正是对文学语言的评估。如果这种评估也能蔚然成风，上述成群结伙的“笨蛋”和“历史”，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山西有个李国涛，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评论。最近读他一篇成一小说的读后感，文字安静、素朴。不把成一的小说一句一句地读过，是断然写不出的。尤其读到最后，他挑出小说中的“余之寒舍”四字，看似寻常，却让人玩味不已。宏大叙事的眼神儿，在这些细微之处，只会飘忽而过。又读过一段胡适谈张爱玲《秧歌》的话。胡适收到《秧歌》，整整三月才写出那些评价。时间不短，一是证明胡适忙，二是证明胡适确实读书了。接着，胡适谈到了粥、麻饼、棉袄之类，铺陈得如何之好，又说到了同一个人第160页的年岁与第205页的差距等等。所有的话，谨严实在，没有一句露出虚热的症兆，令人心有所悟。看李、胡的文章，关注点似乎全在细微处，其实才是大手笔。读过他们那样的评论，往往会随之产生读原作的冲动。

而我们许多评论家，责任重，项目多，总是在赶路，风尘仆仆，大步流星，三步并作两步走。消消停停地读书，可能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了。候车、候船、候机的空当，翻翻书而已啦。轮到写文章、发言，你叫他文本细读，还不等于叫石头开花，公鸡下蛋；而回到他宏大叙事的强项，可以说眨眼就有，张嘴就来。

反看我自己，同样读书有差距。不过我虽混迹于批评圈，但主要是为评论家做事。组约他们的稿子，编发他们的文章，然后，奉寄他们的稿费，于是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所以，我说的话，绝无得罪评论家的主观故意。为着文学批评的发展，我只是想象着，不论你采用什么方式进入文学的评论，你可以像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思考，但也应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最终期望的是，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用我们诚实的话语，找回批评的价值，找回学术的权威，找回评论家的良知和尊严。记得上世纪80年代，作家见着评论家，叫出的那一声“老师”，透着诚恳，又略带羞怯，那才是真正学生的敬畏。

这里，我引用谢世不久的任继愈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结束：“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