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理论下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的Nvivo研究

时间：2024-08-31

陈雪萍陈丽君

摘要：以政策工具类型为X维度，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为Y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52篇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文本进行Nvivo三级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政策内容呈现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逐渐多元、政策内容配套措施逐渐完善等特征。但也存在政策工具类型协同配置不足、内部结构分配不合理;薪酬保障机制有待健全、师德品质培训有待提升;政策工具维度与内容维度匹配程度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政府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配置、增强政策工具多元治理;健全德技并修和育训结合机制、打造师资培训“命运共同体”;加强政策工具与培训政策二维整合、推进系统化师资培训框架建设。

关键词：政策工具理论;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Nvivo研究

一、引言

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提出，为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鼓励职业院校开展高质量的师资职业培训、推动校企全面深度合作共同培养师资资源、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同时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1]。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是打造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突破口，而中职师资队伍的培训工作又是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全面建成，政府需在政策措施上进一步细化中职教师培养标准和培养过程，保障中职师资队伍的持续发展动力和质量。

研究拟基于政策工具构建二维分析框架，运用Nvivo质性分析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关键词筛选、编码等步骤将政策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对政策文本中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分析，廓清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70年来的发展变迁及存在问题，并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政策文本选择

以1949-2019年国家政府权威部门颁布的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为研究对象，文本资料的搜集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展开：一是通过相关国家政府部门进行检索，包括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劳动部等相关政府网站进行搜集;二是通过北大法宝政策数据库对“职业教育”“中职”“教师”“师资”“培训”等关键词全文检索。遵循权威性、公开性、相关性的原则，文本仅选取中央级法规，地方颁布的政策文件未纳入选取范围。在政策效力级别上主要涵盖立法政策以及行政政策，立法政策主要包括宪法和法律，行政政策包括法规、决定、意见等[2]。研究将中职教师培训政策分为四大阶段，即缓慢起步阶段（1949-1978）、恢复调整阶段（1979-1995）、深入发展阶段（1996-2004）、全面创新阶段（2005-2019），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数据挖掘、量化分析而梳理出中职教师培养政策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

（二）文本编码过程

通过Nvivo三级编码建立了自由节点、树状节点以及父节点，遵循“参考点-子节点-父节点”的编码层级步骤，实行逐级编码的方式。在一级编码阶段，保持价值中立和客观态度对原始文本进行逐句逐段或根据对原始语句的归纳理解进行开放式编码，建立若干个“自由节点”。如“建立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和实践基地”“选择支持职教发展的骨干企业作为教师培训实践基地”“建立稳健的实习基地为中职师资提供示范作用”等多个参考点，完成一级编码。在二级编码阶段，对已经存在的编码和概念数据进行归纳和总结，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有机联系。如将“建立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和实践基地”“选择支持职教发展的骨干企业作为教师培训实践基地”“建立稳健的实习基地为中职师资提供示范作用”等若干个相互联系、意义相近的自由节点编码最终归纳总结为“建立师资培训基地”，完成二级编码。在三级编码阶段，对已完成二级编码的概念类属通过系统的分析合并建立“核心类属”。如“建立师资培训基地”“校企合作”“专项基金”“企业实践”“出国进修”等子节点，将这些子节点归纳总结为“培训方式”等多个父节点，完成三级编码。

（三）政策工具理论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方法或手段，在政策过程中，政府要选择合适的手段制定政策内容[3]。研究基于施耐德（Schneider）和英格拉姆（Ingram）政策工具理论，将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划分为权威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劝说型政策工具和学习型政策工具[4]。权威型政策工具是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威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来命令、禁止或要求个人和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师资培训;激励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利用激励措施来诱导职业院校、企业以及教师自身等积极参与师资职业培训;能力建设工具是指政府的投资行为，指政府通过资金的转移为中职教师培训提供规范或提升自身行为所需的场地、基础设施、以及教育资源来达到长期效果的一种政策手段。劝说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价值观念或信念来呼吁中职教师群体认可相关的政策理念，在没有涉及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使中职教师等培训主体的行为与政策导向达到相一致的政策手段;学习型政策工具试图通过加强中职教师的学习使其获得知识与经验，具备对政策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提升学习能力的政策工具能够使目标群体通过互动学习来吸取经验教训[5]。这五种政策工具类型的分类维度有助于政策执行者更好的把握政策内容并采取相关行动。

三、政策工具理论下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依托Nvivo软件进行手动编码，对相关的政策文本内容累计统计编码自由节点共673项，并进行归纳和梳理出42个子节点和10个父节点，其中政策工具参考点有406项，中职教师培养政策内容参考点有267项，从而可以描述出1949年以来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的政策工具类型以及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的整体情况。

（一）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维度分析

根据政策工具（X维度）对文本内容进行统计编码、归类处理、数据分析得出表1。由表1可知，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型配置比较齐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工具類型使用丰富多元，目前政策文本涵盖了权威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劝告型工具以及学习型工具;二是政策工具具体配备手段形式多样，共包含22项具体政策工具手段。但是五种政策工具占比及分布上不均衡，权威工具占比44%，能力建设工具占比25%，学习工具占比15%，劝告工具占比12%，激励工具占比4%。权威工具在五种政策工具类型中占主导地位，文本编码频次总计176条，占比44%，其中强制命令和政策规定使用频率较多，设置目标（4.5%）占比最低。能力型建设工具文本编码频次总计103条，其中制度建设占比最高，为52.4%，设施建设（10.7%）占比最少。学习型工具占比15%，从具体举措来看，研修交流（45.2%）总节点最多，企业培训和政治学习出现频率相似，基地实训仅占9.6%。劝告型工具共47个参考点，其中号召鼓励占比最高，为61.7%，其次是建议规劝，占25.5%，而价值传达和荣誉表彰出现频率相同。激励型政策工具（4%）在所有政策工具类型中使用频率最少，仅涉及18条政策语句，由此可知，政府使用激励型政策工具欠缺。从X维度分析可知，“政府主导、混搭治理”是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的突出特点。

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由图1可知，五种政策工具类型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呈现上升，但有使用不均衡的趋势。具体来看，权威型工具在1949-1978年、1979-1995年、1996-2004年以及2005-2019年四个时间阶段中分别出现5次、35次、60次和76次;能力建设型工具在四个时间阶段中分别提及0次、16次、40次和47次;学习型工具分别出现3次、6次、20次和33次;劝告型工具分别提及3次、11次、13次和20次;激励型工具分别出现0次、3次、5次和10次。由此看来，权威工具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政策工具类型在1979年以后逐渐上升。国家在发展初期倾向于利用命令工具要求目标群体的行动，在发展后期，职业教育成为重大建设工程，中职师资人才培养成为突破关键口，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和管理手段为培养高素质、高水平职教师资提供政策便利。政府放宽高度命令式工具的使用，给企业和学校更多的发展空间，政策管理理念越来越丰富化和多元化。从政策工具的演进特点可知，政策制定者对政策问题的处理措施会随着经济和社会规则的发展而转移政策关注点，同时会授予或收回对目标群体的限定要求，从而使政策达到预期所特定的目标。

（二）Y维度：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维度分析

研究根据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Y维度）经过三级编码归类统计分析得出表2。整体来看，培训方式（37%）在政策内容中占比最高，培训理念（12%）占比最低。从具体措施来看，专项基金（25.3%）以及师资培训基地（23.2%）在培养方式中出现频率相似，出国进修（13.2%）出现次数最少。学历结构占20%，其中推行继续教育和攻读硕士学位出现的频率相同，“双师型教师”和“学历证书”出现的政策语句条数比例相近。管理制度中资格标准（34.2%）占比最高，推荐考核和职称津贴仅占比19.5%，培训体系中薪酬晋升仅占5.2%。在培养理念上，师德培训出现的政策频率最低，仅涉及7条政策语句，占比19.4%，可见，培训政策对我国中职教师师德培训工作关注度较低，未能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重点关注师德师资品质的养成对提升整体师资队伍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6]。由此可知，在我国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高水准的师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更要关注人才培养保持高素质的标准，提升中职师资的德育水平。

从不同的时间阶段来看，国家对中职师资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的各个方面的政策规定和政策保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由图2可知，培训方式在1949-1978年、1979-1995年、1996-2004年以及2005-2019年四个时间阶段中分别出现3次、9次、26次和61次;培训理念在四个时间阶段中分别提及2次、9次、10次和15次;学历结构分别提及0次、9次、19次和24次;培训体系分别提及0次、4次、13次和22次;管理制度分别提及0次、11次、12次和18次。由此可知，管理制度、培训体系、学历结构在改革开放前期处于缺位状态，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培训政策各个内容要素均呈现同步上升趋势，学历结构和培训方式在整个培训政策内容要素中增幅最大。建国初期，国内的经济和教育比较落后，没有专门的职教教育师资政策文件，与职教教师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也是受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而制定，频繁变动缺乏连贯性[7]。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各国的联系增强，师资培训基地的开发建设、硬件设备的投入以及出国进修名额比例增多，与国际联合培养师资的频率增强。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职教师培养培训的各项内容要素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未来国家应重点关注师资培训理念、培训体系以及管理制度这三方面政策领域，提升其内容占比，保证各项内容要素呈均衡发展上升趋势。

（三）X维度与Y维度的交叉分析

将政策工具维度（X维度）和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Y维度）进行结合分析，得到二维分布表（见表3），以探索政策工具与中职教师培养政策内容的交叉作用。

首先，培训方式使用的政策工具最多，文本编码频次达90条，其中能力建设工具出现频率最多，占44%，其次是权威工具（40%），而学习工具和劝告工具分别占比10%、6%，未使用激励工具。其次，学历结构使用的政策工具类型总计25条，其中权威工具有12条，占48%，劝告（20%）和学习工具（20%）出现频次相等，能力建设工具占8%，激励工具仅占4%。这说明学历结构的提升主要依靠权威型政策工具来实现，而较少依赖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这与权威工具的作用形式有关，权威工具与其他政策工具类型相比，具有效率高、成本低、收益快的特点，为了提升师资学历结构，必须凭借政府权威力量使教师任职资格学历和条件合乎法规规章或被社会普遍认可。再次，培训理念与管理制度使用的政策工具均为19条，两者的政策工具编码频次相同，但使用政策工具类型却差距悬殊。培訓理念主要运用学习型工具和能力型工具，未使用权威型工具、激励型工具以及劝告型工具。其中，学习工具涉及11条政策语句，占比58%，能力建设工具累计编码频次达8条，占比42%。与培训理念不同，管理制度主要涉及权威工具，能力建设和学习工具仅涉及1条政策语句，未使用激励和劝告工具。其中，权威工具在管理制度中累计交叉编码17条政策语句，占比90%。这表明在管理制度方面，比如职称津贴的规定、推荐考核的标准以及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等都受到政府的管控和监督，国家部门在管理制度方面对中职教师的保障规定发挥权威性主导作用。最后，培训体系使用的政策工具文本编码频次累计11条政策语句，其中能力建设工具共有10个参考点，占比91%，权威工具仅涉及1条政策语句，未使用激励型、劝告型和学习型政策工具。从二维交叉分析得知，政府在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维度上缺乏对激励工具的使用，师资培训框架体系的建设在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上没有得到系统化的完善，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之间的匹配程度还有待加强。

四、政策工具理论下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整体分析

（一）政策整体特征分析

1.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逐渐多元。从整体上看，政府针对政策内容要素的演变特征在不同发展时期综合使用不同类别的政策工具。在政策制定早期，为了使政策贯彻执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政策效益，政府更偏向于使用政策成本相对较低、政策收益快以及最普遍促使目标对象达成行为一致的权威工具。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理念的转变，政府治理范式开始由一元工具向多元工具转变，除了运用权威型政策工具外，逐渐增加了能力建设型、学习型、劝告型以及激励工具的使用频率，形成学校、企业部门、社会团体等多中心治理。多元政策工具的使用避免了因过分单一使用权威工具而造成培训教师对这种命令式治理机构的抵制，出现政策执行受到抗拒甚至被扭曲的情况[8]。培训政策工具的多元使用定位中职教师培训学习需要，尊重教师的自我需要和个人意愿，摒弃强迫式的培训理念，是政策改革的良好趋向。

2.政策内容具体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从培养培训政策内容具体配套措施来看，培训政策涉及的层面以及培训措施类型多元化且丰富化。在培训方式上，建立了省级或国家级培训基地，鼓励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具有本土特色的师资，派遣中高级讲师到国外进修培训，加强了对师资基地专项基金的投入。同时，在政策内容管理制度、培训理念和培训体系上的具体作用形式也越加丰富，不仅提及了对教师职称津贴的保障，规范了教师的任职资格标准，更加强调了教师的职业素养训练以及政治学习。政策配套设施从国内到国外的交流、学习机会的增多、资金的增加以及薪酬职称的保障满足中职教师参与职业培训的生存心理，多样化的培训形式增加了教师培训的自主选择性，能最大效度的发挥培训教师的自我组织学习能力，促进职教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成长。

（二）政策问题诊断分析

1.政策工具类型协同配置不足，内部结构分配不合理。从横向维度（X轴）来看，我国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内容使用的政策工具类型协同配置程度不足，内部结构分配不合理。强制性的权威工具使用过溢，同一类型的不同子政策工具出现频率差异大。权威工具中，“强制命令”子政策工具提及最多，“设置标准”和“设置目标”等政策措施却出现概率少。强制型的命令工具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政策效应，但过多使用容易造成政策僵化，多元主体执行矛盾突出等问题。能力建设工具以制度建设为主，设施建设却远低于制度建设，说明我国中职教师培训政策文本主要通过制度规范来达到师资培养目的，而缺乏对基础设施的保障。学习型政策工具以研修交流和企业培训为主，表明政府倾向于派遣师资到企业调研实训促使校企人员互教互练互学来提升中职教师的整体实践能力。劝告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表明政府呼吁中职教师参与职业培训主要以号召鼓励、建议规劝为主，但从根源上的价值引导不足。价值传达和荣誉表彰子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不仅能够通过国家的主流观念对中职教师参与职业培训进行“道义劝告”而达到政策的导向性目的，搭配使用荣誉表彰更能推向中职教师向国家开展的培训活动靠拢，从而提升整体培训的积极效应。激励型政策工具出现频率欠缺，财政倾斜和物质报酬子政策工具的动力牵引机制发挥力度不足，未能充分发挥薪酬机制的激励效应，未能较好地保障中职教师参与职业培训的实际权益。总体而言，政策工具的协同配置不均衡以及各类子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不合理都会降低培训政策文本政策效度，从而限制了中职师资培训工作的开展。

2.薪酬保障机制有待健全，师德品质培训有待提升。从纵向维度（Y 轴）来看，我国一直加强完善中职师资培养培训政策以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但对培训政策管理制度、培训体系以及培养理念的具体作用措施还有待完善。从增长幅度来看，管理制度、培训体系和培养理念在前期不被重视，后期在培训政策文本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但不管在整体比例还是在具体配套措施上与培训方式和学历结构这两大主配机制差距仍然较大。从具体数量来看，培训理念在整个政策文本中占比13%、培训体系为14%、管理制度16%，这三者之间差值在1%-3%之间，而与培训方式和学历结构差值却在7%-24%之间，说明政府在制定师资培训政策文本时忽视制度、体系和理念的建设配置管理。从具体配套机制来看，围绕管理制度主题，师资职称津贴和推荐考核占比较低，国家对教师培训方面的考核标准以及津贴补助方面得不到落实和保障，相对忽视了教师的物质保障。围绕培训体系主题，政府对师资培训的薪酬晋升关注度低，仅占比5.2%，教師的职称评审、职级晋升以及待遇水平未受到政策和财政上的倾斜，师资培训薪酬保障机制有待健全。围绕培训理念主题，政府对师德培训投入力度不足，师德品质的培养与引导有待提升。由政策分析可知，中职教师培训政策未建立一套完整的、专门的师德建设培训方案和制度，比较缺乏对教师在入职前、任职中以及入职后的基于职业成长的师德系统培训。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是作为一名现代化职业教师的必备品格，因此对教师道德素养培训进行量化和考核是政府未来应细化的保障措施。总体而言，为打造高水平、高品质的职教师资队伍，不仅要以实践技术技能培养为重点，更要以师德规范品质培养为导向，健全德技并修和训育结合双向培养机制，做优具有“职业性”“道德性”的中国特色化职业教育品牌师资。

3.政策工具维度与政策内容维度匹配程度有待加强。从政策工具维度（X维度）和内容维度（Y维度）交叉作用来看，政策工具维度与培训政策内容维度匹配程度有待加强，师资培训框架体系系统化建设还有待推进。我国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涉及五大培训框架层面建设，但政策工具在内容维度运用情况上却存在差异化倾向。培训方式、学历结构和管理制度主要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综合使用其他类型政策工具，培训体系和培训理念内容分布于能力建设型或学习型工具，未使用激励型和劝告型工具。总体来看，政策培训内容要素都缺乏了激励工具的使用。命令作为政策的权力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促使目标对象行为一致，从而自上而下地管理政策的实施情况，但过分使用容易造成政策失灵，不便于发挥政策活动者的积极性。而能力建设、劝告和激励工具具有较大的变通性，其中，激励工具作为强制性命令措施的补偿性手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政策制定和人才培养的活跃度。政策工具在培养培训政策内容维度上匹配不均衡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效力降低，单一政策工具类型的使用容易忽视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差异化倾向，难以调动政策活动者的主动性，影响命令执行效果。因此，培养培训政策内容要素的各个方面不仅需要权威工具来贯彻执行，同样也需要政府加强其他政策工具类型的使用频率，例如政策可以增加使用税收优惠、财政拨款、财政转移支付等具体激励手段来提高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培训的积极性。

五、制定中职教师培养培训政策的建议

（一）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配置，增强政策工具多元治理

从政策工具类型维度来看，政府要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比例結构，形成“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特质。第一，适当缩减权威工具的使用，减少命令工具的外溢效应，增强师资培训政策内容的灵活性。第二，调整能力建设型、学习型以及劝告型工具的内部结构配置，均衡运用各类配套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培训设施，同时兼配价值引导、荣誉表彰等劝告措施来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师资培训的积极性。第三，发挥激励型政策工具的动力牵引机制。数据结果显示，不管是从横向维度还是纵向维度，激励机制和权益保证制度工具使用较少[9]。有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在师资培训方面不仅灵活运用法律形式规范教师的培训行为，同时分配社会福利等实质性报酬调动教师参与职业培训学习。在英国，政府特别成立教师标准局和教师培训署来安排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每年按时拨发定量的金额激励教师的培训工作，规定参与培训的教师将会获得一定比例的奖金和高一级证书，并且建立了培训教师带薪休假制度，这种政策制度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教师提高工资水平的内部动机，同时提高了教师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幸福指数，这是教师培训政策的制定典范。因此，政府要强化激励机制的使用频率，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资金投放以及参培企业免税制等社会福利措施来完善培训政策内容，给予企业、职业院校、各大高校以及教师切实的回报，最大限度地调动师资队伍建设的自主性，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注入永久不歇的动力。

（二）健全德技并修和育训结合机制，打造师资培训“命运共同体”

德才兼备是我国社会衡量评价人才层次的主要标准，现代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样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专业知识教育和技术技能训练[10]。因此，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中职师资培养模式，健全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培训机制，打造师资培训“命运共同体”对加强中职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文本编码频次显示培训理念在内容维度中占比最低，职业素养、师德培训以及政治教育等相对受到忽视。因此，提升师德品质，打造校企合作师资培养产业链迫在眉睫。对教师职业道德培训工作体系完善可在借鉴英国、法国、德国的经验基础上推进德技并修、教育与培训并进框架建设。例如，英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师德问责立法体制，强调教师的职业道德与绩效考核挂钩。法国通过建立“大学级教师培训学院”以及成立健全的督导制度、国民教育督学等来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培养。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确保教师职业道德一体化培训，并建立师德评价制度和惩戒制度。德国则通过建立多元主体（政府、学校、社会、家长以及学生）问责对象系统和师德奖励体制来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培训。因此，我国对中职教师师德培训工作可走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培训道路，比如：建立问责督导制度，对参培教师实行一体化监督;建立师德培训与绩效工资挂钩体制，通过教师互评、家校合作、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来完善中职教师师德培训工作。围绕管理制度和培训体系主题，建立规范的职称津贴培训标准，完善职称评聘制度，同时要提高参培教师的薪酬晋升。例如，提升参培教师的基本培训补贴，完善中职培训教师的专业技术评聘办法，根据教师培训岗位和要求建立转任评聘机制。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师资培养培训，提升职业院校的师资培养水平，增强培训内容。建立校企共建教学与师德培训基地，这种培训基地是校企在教师培训上的合作，中职教师可以获得实际锤炼，提高实践能力[11]。健全经费投入机制，给予参与师资培训的企业财政保障或者免税机制，鼓励更多的企业助力办学，助力培养高品质师资，打造校企合作培养师资“命运共同体”。

（三）加强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二维整合，推进系统化师资培训框架建设

从政策工具维度（X维度）和内容维度（Y维度）的交互作用可以发现，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整合程度还待优化。每种政策工具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特性以及优劣性。因此，根据政策内容要素来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类型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在学历结构方面，政府不仅可以运用权威工具来要求教师提升学历层次，同时也可搭配激励机制措施，适当利用物质报酬鼓励教师自主学习、自主参培以提升整个队伍建设的活力。政府要以教师需求和社会需求为本，制定由行业企业、地方高校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产学研融合、行业融合的师资培训政策激励机制。例如，为参与职业培训的教师购买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培训绩效工资补助机制、加大对师资培训的表彰奖励等。在培养理念方面，X维度与Y维度交叉结果表明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倾向于使用能力建设型和学习型政策工具，未使用权威型、激励型和劝告型政策工具。尽管培养理念所涉及的师德、职业素养和政治学习等政策倾向于职教教师通过自主学习来达到培训目标，但是过度的“放任式学习”容易导致培训目标的游离，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权威、激励和劝告工具的使用，建立由法律保障下的中职教师职业道德培训体系。围绕培训方式主题，政府喜爱运用权威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来推进专项基金、校企合作和出国进修等具体师资培训方式，但未使用激励工具。未来政府应强化激励型工具的使用，对积极参与职教师资培训的行业企业给予“表彰+劳务+财政+减税”等组合性激励措施，切实推动校企全面深度合作，促进产教融合“双主体”培训师资保障机制。未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量多层面的影响，加强政策工具与培训政策内容二维整合，切实推进系统化师资培训框架建设。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EB/OL].

[2] 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3）：48-53+129.

[3] 黄忠敬.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08）：47-51.

[4] Salamon L.M.，Odus V. Elliott. The Tools of Government：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600-611.

[5] 马立超.“政策工具·发展链”二维框架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基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文本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09）：12-18.

[6]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

[7] 卢德生，刘瑶.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我国职教教师教育政策变迁与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09）：35-40.

[8] 庄西真.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嵌入性的视角[J].教育研究，2009（12）：19-24.

[9] 刘再春，黄菲.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双师型”教师政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09）：73-77.

[10] 吕颖.“面向2035”职业教育现代化：社会背景、路线遵

循、目标及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9（1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