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熊焱生
(常州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对于开辟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逻辑。作出这一全新重大政治判断,其理论逻辑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其历史逻辑来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其现实逻辑来自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精准把握。
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各个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力分析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他们还科学预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列宁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同时,列宁也认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3]。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矛盾运动思想,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辩证关系的基本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矛盾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思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演变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关注和反思,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基于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作用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4]292的解决,我国社会开始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土地革命完成后,我们党及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5]。据此,我们党领导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回答和思考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并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重大判断。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293但由于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致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规范性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自那时起,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写入党的文献,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与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理解和一贯坚持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和判断的正确把握,才果断地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判断。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7]3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8]新的时代产生新的矛盾,新的矛盾产生新的动力。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宏大背景下产生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局部质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全新的社会大背景下,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的精准把握,也是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实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新升华。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既深刻反映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指出了深刻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人民群众从吃饱穿暖到健康安全,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从“求温饱”到“求幸福”,从求得“满足感”到增强“获得感”,从对“量”的需求转向对“质”的追求,从物质层面需求的满足到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这些都给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曾经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9]***总书记则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10]因此,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在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变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发生的,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具有比较鲜明的发展阶段性特征。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扣新时代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二维张力,阐明需求侧已经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提出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新的供给侧,取代了“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供给侧问题成为满足需求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性因素,两者之间的二维张力,体现新时代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新变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呈现出物质需要精致化、政治需要合理化、文化需要优质化、社会需要多样化、生态需要健康化、安全需要常态化等新特点。可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一对新时代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伟大实践中。因此,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解决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制约性问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使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化,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落后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旧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被新时代所摒弃的、过时的矛盾形式,而且也没有被彻底地消灭掉,反而由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中的次要矛盾,其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文化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中基础性、主体性的需要。因此,这个旧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会以特定方式、在特定领域、在特定时空范围内长期存在,将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同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矛盾体系中。虽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地位上有了明显的差别,但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使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属性发生实质性变化,也就是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同旧的社会主要矛盾一样,在根本属性上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需求侧与社会供给侧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旧论断,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同样都重视经济层面的发展,都聚焦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都证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集中表现。可以说,“落后的社会生产”聚焦的是发展,解决的是从不发展到发展的问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键词依然还是发展,只不过此发展已非彼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所点明的破题之钥就是:“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8]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在推动中国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7]40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对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接续,共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人民立场。因此,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着深层的继承性关系,但更加体现出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更加强调人民的重要性,更加高度重视对人民需要的满足,更加突出了人民需要满足的广度与深度。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以社会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伊始,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中国已经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大国;经济建设成就显著,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发展增速,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场伟大实践中成功解决和有效化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8]这表明,新时代有效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以“两个没有变”为前提,既不可冒进冒险,也不必自怨自艾。这就要求我们党在着力推动有效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因此,新时代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更大责任、更大挑战、更大风险。虽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但这仅仅是新时代长征路上迈出的一小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依然会困扰我们,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各种准备,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奋斗、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2]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也必将产生重大的现实影响。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与根本任务。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解决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心,要求我们党和国家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革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呼唤着新变革,我们要聚力创新、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优质而充分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兑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宣言和执政承诺,这必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全局性的历史影响。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小康,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人民群众更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一方面,由于每一个人发展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等、发展空间有异,不同社会群体富起来的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程度还存在不均衡现象,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程度还存在不充分现象;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我们党和政府着力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明确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使中国社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既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一个崭新阶段,又为破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而拓展出走向现代化的美好选择;既标志着我们党进行伟大事业的价值取向,又彰显着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与政治担当;既砥砺着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又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引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作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科学判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关乎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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