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林：不该忘却的左联盟员

陆其国

说起左联盟员和作家，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丁玲、周扬、沈端先（夏衍）、阳翰笙、田汉，以及左联五烈士：冯铿、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对同样是左联盟员和作家的耶林，知晓者却不多，这是因为提及他的人不多。事实上耶林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不應该被忘却。

耶林

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路是如此，很多时候对人来说亦如是——有的人鲜有人知，是因为少有人提，一旦提的人多了，人们就知道了。鲁迅所说“为了忘却的纪念”，应该就有这个意思。比如今天只要一提起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盟员和作家，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丁玲、周扬、沈端先（夏衍）、阳翰笙、田汉……以及左联五烈士：冯铿、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对同样是左联盟员和作家的耶林，知晓者却不多，这正是因为提及他的人不多。事实上耶林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不应该被忘却。

耶林，原名张眺，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一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发蒙诵读古诗词，同时习笔墨、研读碑帖、字画。耶林先后从私立学堂、潍县旧制中学毕业;17岁时在公立小学执教。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耶林带领学生参与游行、罢课，并四处演讲。通过一位在北京任职的老师，他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同时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此时，耶林更热衷的是美术，且开始从事西洋画，主要画人体素描和油画，有时也画漫画。他边自学边卖画，并在24岁时辞去教职，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到青岛租下廉价房，做起心怀憧憬、生活清苦的画者。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青岛在共产党人邓恩铭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耶林参与其中。这时候的耶林，和负责青岛共青团工作的于佩贞交往频繁，后者既是培养了不少中共党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又和耶林是同村人，还曾经是耶林的学生。

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在山东秘密开展。耶林的家乡寒亭一些进步人士筹办了一所东明中学，作为国共合作党务活动的机关。学校同仁和学生不少都与耶林有师生、同学之谊，交往甚密，耶林也因此经常往来于青岛和潍县之间，秘密联络进步人士，既为迎接北伐胜利进军，也是支援进步青年投奔南方参加革命。其间，耶林还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同俊等人组织进步活动，宣传革命思想。这时候的耶林已在写诗和创作小说，题材多为人生和恋爱内容。也是在这期间，耶林秘密加入了中共组织。

耶林回到家乡寒亭，由同学徐力夫介绍，在潍县县中教美术，并开设新文学课。他提倡写白话文，画西洋画;同时借助这个平台，分析政治形势、启发学生。不料，此时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庄龙甲遭到国民党右派杀害，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耶林也已引起国民党县党部怀疑。出于安全计，耶林匆匆离开家乡，一路辗转经青岛、上海，最后于1929年春天到达杭州。

耶林在杭州考入林风眠创办的西湖艺术院研究部（后改为“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法籍教授克罗多和林风眠学油画。耶林和几个经济不宽裕的同学住在西湖边善福庵的廉租房，他们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画坛巨擘的李可染。当年也住在善福庵的同学汪占辉（即“汪占非”）后来回忆道：“张眺（耶林）在杭州读书时，生活甚为朴素，是一个穷学生。他和李可染同住在岳坟旁善福庵小楼上的一间小房里。两人都穿着蓝布长衫，留着长头发。”生活虽然清苦，但因为对艺术的向往，同学间相处洋溢着愉快和活力。

正是在杭州，耶林和一些倾向进步的同学于寄愚、李岫石、汪占辉等，成立了一个进步文学艺术社团，因那年正好是民国十八年（1929），故取社名为“一八艺社”。李可染先生在1979年5月回忆道：“一八艺社”的成立，这可说是中国青年美术界最早的进步团体。那时我们阅读鲁迅先生编著的书刊以及世界名著，和一些先进的艺术论著。张眺同学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为人极为热情诚恳。他常邀些业务好、思想较好的同学谈话，传播进步思想，孜孜不倦，常至深夜。很多同学受他影响走向进步的道路（我也是受影响的一个）。无形中张眺同学成了进步同学的中心人物。李可染同时还说，耶林曾是他“在杭州艺术院研究院学习时最好的朋友”。善福庵也因此成为耶林当年团结进步学生的处所，他引领着大家打破艺术院“为艺术而艺术”的沉闷气息，再一次撒下进步艺术的种子。

汪占非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后任职西安美术学院。在汪占非印象中，当年除了耶林和李可染“专业（油画）成绩很突出”外，他对耶林的钢笔画也很欣赏，觉得这些钢笔画“通过锐利的艺术提炼，简单几笔，非常动人”。汪占非还特地举了1932年耶林在上海创作的反映上海工人罢工的连环画为例。除此之外，汪占非还注意到耶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钻研已很深入”;“一八艺社”从1929年成立至1930年期间，耶林“在政治思想和文艺理论上是‘一八艺社’（杭州）实际上的领导者。尽管那时大家都是社员，没有其他组织上的名义，张眺在社员中却享有最高的威信。这是由于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写的文章和他的绘画作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深刻的思想性、艺术性而自然形成的”。汪占非评价道：“他（耶林）的木炭画人体和油画人体，艺术水平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度，格调特异，有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功力深透而又典雅别致。”对耶林的文学创作，汪占非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张眺文学上的成就也是突出的。1932年以前，他以‘耶林’为笔名，在《北斗》《文学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村中》《月台上》《开辟》。小说的内容，在当时文坛上是少见的，技巧纯熟而且很不一般，像他的画和字一样。”

据耶林的侄子张以谦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八艺社’以非左翼群众团体的面目出现，耶林仍然积极参加了活动，从而团结了不少为党工作的美术骨干。”然而，也正是由于耶林参与这些活动，尤其是传阅进步书刊，终于被浙江国民党省部察觉而遭到逮捕，随即被投入浙江省军人监狱。在狱中，耶林仍组织进步难友传阅进步书刊，教大家唱《国际歌》，同时争取得到下层狱吏的同情与支持。

耶林（左）与陈伟岑（中）、李可染1929年冬摄于国立杭州艺专

耶林书李白诗

其时，耶林的同学和老师也在狱外为营救他而积极奔走。法国教授克罗多先生本来对国民党特务经常到学校查抄学生们的读物就很愤怒，见耶林被捕，更加感到当时政府的黑暗。李可染和几个同学去找林风眠校长，想请他出面营救耶林。林风眠后来回忆道，“克罗多教授很同情张眺无故被捕;李可染也来找我”。“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即要学校秘书处去办理保释他出狱的交涉。因为在学校里张眺常来找我谈艺术上的问题，对他比较熟悉，我认为他是很好的学生。交涉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证据，由我用校长的名义担保释放。”当然，克罗多教授也是担保人之一。

耶林获释不久，“一八艺社”所有成员被当局勒令退学。把时间和精力更多投入文学创作的耶林，眼看杭州已不能久留，于是便前往上海，开始了他成为左联盟员的活动。

耶林针对左联，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承认：在大革命的前夜，一切革命分子都是要兴奋地起来参加这个伟大的行动的。所以，‘左翼作家联盟’在这个时期出现，正是表明向来只在纸上写文章，嘴里表表同情的文学家，也觉悟到他们在时代转换期中应尽的重大的义务，而要不客气地起来动手干了。”

其时，“一八艺社”在上海成立了分社，且得到鲁迅的大力培植和支持，成为上海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主力，并参与由许幸之任主席的“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工作，为“上海反帝大同盟”“互济会”“上海总工会”画宣传画。代表中共地下党领导“美联”的，就是耶林。

耶林对左联有期冀、有批评、有建议更有热爱。关键的是，耶林不仅拿出自己的作品支持左联，还是其领导成员之一。据阳翰笙回忆：“我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时认识他（耶林）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后来，我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中央曾委派他（耶林）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在阳翰笙印象中，“叶（耶）林对党忠诚，工作刻苦努力，他对人宽厚，很能团结人”。耶林其时在上海已有女友周湘浦，耶林介绍周湘浦加入了中共组织。其时他俩已开始同居。其间，周湘浦说，她曾亲眼看到耶林在家里，给丁玲的中篇小说《水》画过多幅插图。当时耶林在家，除了画就是写，如果对方急等着要，他写好后就让周湘浦马上送去。

耶林在上海除了积极参与左联活动，还开展其他社会活动，比如工人运动。当年在上海参与左翼文艺活动的江丰清楚地记得，1931年5月，他认识耶林不久，耶林郑重其事地问他，想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吗？江丰说愿意。耶林即约江丰于某日下午到虹口公园“接关系”。那天江丰便见到了“一个身穿条纹布长衫，中式裤子，形容憔悴，打扮像小商人模样的人”——他就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洪灵菲。耶林把江丰介绍给洪灵菲时说，他是“画画的，是工人的儿子，对工人的生活情况很熟悉，可以同你一起做工人工作……”江丰后来回忆说，“从此我开始与洪灵菲在我的老家杨树浦工人区开展工作”。“我感念张眺（耶林）。这位老大哥的引导，我是不能忘记的。”

作为左联盟员，耶林没有忘却送出“有意义的新鲜作品”（周扬语）。《村中》就是耶林在左联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刊登于《北斗》1931年第1卷第4期。钱杏邨（阿英）在《1931年中国文坛回顾》中写道：“在描写战争以及士兵生活的‘大著’以外，有一个‘短篇’倒是不能忽略的，那是耶林的《村中》。”《北斗》主编、作家丁玲也如是评价道：“关于《村中》的题材……都非常有可取之地方，比较一般自身周围打圈子寻取恋爱的悲喜剧材料的，已经显得不枯窘得多了，而且新鲜。在意识上，也确有很好的倾向……”

比及丁玲对耶林作品的评价，他俩最初“笔墨交集”的故事似乎更有意思。

20世纪30年代，耶林曾给素未谋面的丁玲写过四封信。鉴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的局势，当局经常拆阅出版社编辑部来往信件，通信双方动辄获罪，耶林在杭州被捕，即由通信引起，所以他为彼此安全计，给丁玲的信不写称谓，信末也不署日期。丁玲后来回忆道：“他（耶林）给我的这几封信都是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写的。”耶林在第一封信中说，丁玲的作品和她主编的《北斗》杂志，“我差不多是全看了的”。信中耶林写道，“在《北斗》前面那一张画是很好啊！”这幅画是指丁玲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去鲁迅家所选后来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的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透过对这幅木刻的肯定，折射出耶林对牺牲的左联盟友的怀念之情。耶林还表示会给丁玲寄稿和推荐作者与稿子。

因为耶林没留地址，丁玲把回信直接刊登在《北斗》上。她的回信写道：“你的信我收到了。我不仅得到了你那里给我的许多正确的意见，还得到了许多快乐;因为你的诚恳和直率的态度都非常使我高兴……最后我希望你的稿子，别人的稿子，我所希望能看到的稿子，能快点寄来。”

耶林給丁玲的第三封信中，就推荐了有才华的文艺青年繁市（李岫石），那幅著名的鲁迅与青年木刻者合影中，就有繁市（1938年不幸病逝于安庆）的身影。

这几封信丁玲一直珍藏了48年，直到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的时候，才把它们寄给耶林的侄子张以谦。后者说：“当我收到这几封信的原件以后，感情激动，难以言状。我一方面感激革命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帮助;另一方面感激的是我查询几十年的亲人，终于找到了可靠的资讯。”确实，从耶林与丁玲的通信中，可以察知尽管忙于左联各项文化工作和社会活动，耶林也没有放下文学创作，相继写出《开辟》《月台上》等小说，以及一些评论和散文。

1933年初，耶林因在上海暴露了身份，被中共中央派往赣东北苏区开展工作。后不幸在那年冬季去世，年仅33岁。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