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探析

时间：2024-08-31

杨伟荣，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探析

杨伟荣，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这看似是对瞿秋白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的高度评价，其实却隐含着他一生的无奈与悲哀。“马克思主义者”和“旧士文人”的双重身份曾一度让瞿秋白倍感撕裂与苦痛，“疏离”形象也因此成为瞿秋白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标签。然而，“疏离”形象背后的隐性情结却不太为人所知。探寻瞿秋白生命历程中的“疏离”形象，对于理性理解瞿秋白的复杂情感、突破过往瞿秋白研究的解释窠臼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瞿秋白；疏离；二元人格；隐性情结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疏离过程进行过自己的解释：“‘疏离’是一个包含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的复杂概念，客观成分主要指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失控，主观成分主要包含社会分离和个性丧失两个方面。”[1]《美国传统字典(双解)》中对此词也有两种释义，分别是“使疏远、使怀有敌意，使不友善或使疏远、离间”之义和“使分离、使离开熟悉的环境或亲友”之义。可见，“疏离”在学界的含义是一种疏远状态或一种分离的情感关系。“疏离”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单方面分离，也可以是整体内部多方面、全方位的彻底分离[2]。“疏离”的结果是造成人自身与外在世界(他者与世界)孤绝的无力感、虚无感、失序感与孤立感状态，同时也就造成了一种自我远离的心理活动和感受。瞿秋白作为极具文人情结和诗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而且还是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殊的身世背景和曲折的人生经历让人从其论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自我及与一切社会的疏离，他的思想与当时的传统不相谋和，整个内心世界的意义存在与社会现实也颇有出入。然而这种疏离的存在并不突兀，相反，瞿秋白论著中疏离的维度和形象是层层递进、逐渐明晰完整的。首先是主体个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疏远和分离、个体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单方面分离，其次是个体内部多方面全方位的彻底分离。

一、“士的阶级”引致“贵族的忏悔”

瞿秋白出生的家庭是典型的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他经历过亲人离散、寄人篱下、窘困落魄的生活，他曾这样说：“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的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3]14可见，这种现实的“与生俱来”是导致瞿秋白与“内心矛盾”之疏离的重要原因。瞿秋白认为自己是“士的阶级”，而“士”作为一种中国封建时代对上层知识分子的称谓，对瞿秋白来说是切合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瞿氏家族在当时已趋星散式微，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物质生活的赤贫并不能清化精神生活的富有。“文质彬彬、儒者形象”的父亲和“温良贤淑、同情穷苦”的母亲用温情乐意的陶养，生成了瞿秋白由心而身、由内而外的名士风度和一种精神贵族的高贵气质。“天生的读书种子”[4]，“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3]13，“生来就是一浪漫派”[3]219。然而，瞿秋白与父辈属于完全不同的中国新旧两类知识分子，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不断深化，家庭社会地位的“畸形”和“痛，苦，愁，惨”生活的逼迫，让他从小历尽社会现实的残酷，却没有变得顺从麻木，反而逐渐生成一种反叛意识，这种反叛意识也成为瞿秋白后来愈演愈烈的“疏离”形象和“二元人格”最初的构因和雏形。

1905年秋天，瞿秋白6岁，转入冠英两等小学堂，当时的国文兼级任教师谢仁炘曾对瞿秋白的《说蟹》一文极口称赞，这首诗形在生动描绘蟹的形象，实则用“横行无忌”等语暗讽悲凉世态[5]。此时就已经看到瞿秋白反叛意识的开始。1912年“双十节”，各家张灯庆贺，瞿秋白却很反感，在自家侧门悬起白灯笼，上书“国丧”，并对同学说：孙中山已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民国”已名存实亡，还有什么好庆贺的呢！瞿秋白的反叛精神在此时已经非常明显。这一年瞿秋白13岁，之后他作过一首咏菊诗：“今岁花盛开，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灰，无处觅霜痕。”[6]这首诗寄情耐寒的菊花来表达对高洁品质的追求，又隐约透露出生不逢辰、恶浊难敌的忧郁悲凉与多愁无奈。这是现存瞿秋白最早的诗作，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一贯激情昂扬和忧郁多愁情感并存的创作表达风格，同时也能感受其“二元人格”对立的最初痕迹。面对种种烦恼，瞿秋白一直欲寻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以慰藉心灵，诗词咏物是他少年时的一个重要方式。他后来回忆时曾概括地说：“当我受欧化中学教育的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而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刺激，流动文学思潮的堕落。”[3]23瞿秋白这时的厌世、怀古和“名士化”情绪与他对袁世凯独裁的社会现实不满和过早饱尝炎凉世态有关。而后来家庭生活的窘迫和世族亲戚的冷漠更激起他对旧式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忏悔”。1915年前后，瞿秋白一家因经济拮据搬进瞿氏宗祠居住，全家只能靠典当和借债度日，许多亲戚见状也早与之断绝往来。瞿秋白后来回忆说：“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3]14话中表现出瞿秋白对当时人情和社会的疏离已经非常明显。而1916年慈母的自杀过世使得瞿秋白这一时期的疏离感更表现到极致。1920年夏天，瞿秋白在赴苏俄前夕曾苦涩地说：“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3]17其《哭母诗》“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既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痛彻心扉的思念，也表现出他痛恨这个穷困、势利、诽谤的社会，以及扭曲的人性。他曾愤然指出：在破产的士大夫的家庭里，“好的呢，人人过着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妒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3]14-15。“绝大的问题”的说法可能还属含蓄，恐怕此时瞿秋白对旧式社会与关系的愤恨与疏离已经深入心腹了。

一家星散的悲剧无情地驱走了瞿秋白内心关于“家”的温馨概念，寄人篱下、劳燕分飞的亲属状况也让他倍感孤寂无力，他曾说：“为什么要‘家’呢？我的‘家’为什么而存在的？——他早已失去了一切必要的形式，仅存一精神的系连罢了！”[3]209生活的穷困、人性的冷漠、社会的黑暗让他的疏离一直蚕蚀到了家庭，让他几近“毫无可恋”。之后他到无锡任教，原拟在这里“避世”的瞿秋白好像“精神上也判了无期徒刑”。社会黑暗、民生凄惨、国家沦危的现实不断刺激着他的心灵，使他发现无数“？”的同时探求社会出路的内心要求也愈发强烈。1916年冬天，瞿秋白前往武昌时曾感叹：“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着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3]24自身心灵的痛苦和渴望追求真理的心态都折射出瞿秋白“避世”时的内心矛盾，因为他总是被“内的要求”控制着，“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3]219，“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3]31，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不可思议的谜儿”“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3]3他。这个“谜”变幻的“阴影”，其实是令他躁动不安的理想与抱负，这种理想和抱负源自他对恶浊社会的疏离和对人民的悲悯。

二、“活泼的稚儿”沦落“骷髅的鬼话”

国内“五四”新潮的洗礼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得一种“新时代的自由神”式的吸引，促进了瞿秋白疏离意识的自省和觉醒，在思想和政治上都赋予他以新的生命，使他原本丰富的心灵更加充满了理想与浪漫的激情。于是他成了一个特殊意义上的“疯子”。这个特殊的“疯子”舍弃“黑甜乡——甘食美衣的所在”和“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去往“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饿乡’”。“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这光明纵然只是一线，却“灿烂庄严，光明鲜艳，从来没有看见过”，瞿秋白坚信：“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大千世界。……宇宙虽大也会被他所笼罩。”[3]4-5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也让瞿秋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瞿秋白也再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7]88。但或许他自己都不曾预料，“活泼稚儿”疏离觉醒的最后一步竟成为后来踏入“骷髅鬼话”疏离的第一步。疏离的困境似乎从来都没有彻底摆脱过，只是稍稍给了一些时间缓冲而已。

瞿秋白从1920年10月在哈尔滨滞留期间开始，一直到抵达莫斯科之后的1921年11月，完成了《饿乡纪程》的写作。前四节几乎全是对过去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的回顾，叙述自己是如何不断克服“旧时代的精神”和“旧社会生活的遗迹”的。此时文章的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对黑暗中国的疏离情绪。第五节之后以赴俄的“路程”和“心程”分述，一边描绘所遇的风土人情和奇闻趣事，一边表达对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热烈向往。1921年2月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开始写作《赤都心史》，后半部分的写作时间与《饿乡纪程》的写作相交叉，因此情感表露方面也有相通。《赤都心史》描述瞿秋白对苏俄现实的感想和他的自我剖析。在这期间，瞿秋白阅读了大量马恩等相关的理论著作，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坚定了社会主义正义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必然性的前途信念。他坚信社会主义革命有“不可阻的伟力”[3]200，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3]200。这使得瞿秋白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情感上都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世界观以至于整个人格都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变化，也是在这时，他满怀自信地说：“‘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7]88他努力改变过去那种“时时想超越范围”(即脱离外界现实)，在书斋里冥求人生意义的“浪漫派”作风，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习气和根性(即个人主义意识和群众疏离意识)。这时候奋进的瞿秋白用无产阶级意识有效驱逐了内在的疏离情绪和二元对立。1923年以后，瞿秋白终于以一个并非成熟但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出现在国内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的瞿秋白，无论在政治工作方面还是文艺工作方面，都是满怀斗志与乐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努力奋争。这时候的革命文学作品虽不乏厌世、飘离之感，但更着重投身革命事业的情感体验，勉励自己与群众斗争锻炼，永远走革命道路。《铁花》《天语》《失题》《寄××》等都是如此。

但随着极左的沉重政治打击，1931年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初衷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继续奋争。然而，随着政治打压不断加剧和白色恐怖愈益猖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恶果日增，瞿秋白内在的疏离情绪逐渐“抬头”，尤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遭到不公正对待之后，瞿秋白心境更加复杂，情绪波动明显。1932年11月因陈独秀被出卖入狱所写的《骷髅杂记·序》，笔调隐晦，颇具深意。它与《多余的话》代序思路之相近，疏离意识之强烈令人惊诧。其中所说“骷髅”的话、“鬼话”、“无聊的记录”、“对于鬼的……也许又都是不新鲜的”[7]125等语言，与“多余的话”可谓异曲同工。《多余的话》中说：“一生的经历都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8]35以及所附《未成稿目录》中《油干火尽时》的文题与《骷髅杂记·序》中的“肉已经烂光，血早就干枯了”[7]125之间的内在联系清晰可见，那种对人和社会的疏离也明显相通。《多余的话》号称“多余”却非说不可，《骷髅杂记·序》所云“骷髅”却也“不肯沉默”，其中情感连接和架构的一致性、相通性可见一斑。另一篇《“儿时”》写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狄康(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后的第六天，这时瞿秋白内心情感之曲折复杂可想而知，其疏离意识也表现得更加“露骨”。《“儿时”》中讲到“现在”时有这样的话：“现在呢？‘什么’都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的陈旧、无味，虽则他们比‘儿时’新鲜的多了。”[9]95“‘中年’以后”，“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压在心头，“不能前进的时候，就愿意后退几步”[9]95。瞿秋白意识到，在极左势力的统治下，无端受到残酷斗争时，自己只能“后退”，他自然深知悲哀情绪和后退意识会将自己引向“生命的‘停止’”，害怕自己求索的思想会停滞、革命的意志会衰退。所以在这里，他“想念‘儿时’”，“请求‘无知’回来，再获得‘求知的快乐’”。这种看似“怀旧”的心理实则是疏离的透析，只是《多余的话》中这种疏离表现得更为极致了，可瞿秋白的清醒理智却从未丧失，《多余的话》中一边批判自己的消沉情绪，一边坚守自己的革命立场。狱中所写《多余的话》和准备写的《未成稿目录》所列40篇文章，以及万一有可能保存生命若干时候还想再做的事，就是《“儿时”》中所说的想“天天”为大众“干一些事情”[9]96。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瞿秋白仍不忘继续自己“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理想和事业。

三、“二元人物的脆弱”造就“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曾在其著作《多余的话》里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的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的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两种意识在我的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8]13-14，并认为这种二元人格和内在的意识角逐是其政治上疲劳、倦怠，造成“历史的误会”的根结所在。瞿秋白的确存在二元意识和情感，这从第一次赴俄开始就一直有所表露。然而这两种意识和情感真的完全矛盾对立吗？真如瞿秋白自己说的那样“无产阶级的意识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或许并不见得，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瞿秋白表述的显性情结，没透析到深层的隐性情结。

其实，本质上来说，传统士阶层的许多道德操守和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并不互相矛盾。瞿秋白自身那种内在意识矛盾的体验，或许更多地是来自于他所处特殊时期党内的无原则斗争和内心积聚已久的“避世”“厌世”情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内在的“士阶层意识”或者说是“绅士意识”对于瞿秋白深刻认识和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有弊端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就坦陈过自己具有的只是“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除开根据我那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8]19-20。此外，在《多余的话》中他还反复坦露其个性对于所谓“政治斗争”的种种不适应和层层厌倦，并称自己制造了一次“历史的误会”。不少学者更执此一词，大肆阐述瞿秋白对政治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疏远与背离(特殊的历史时期更甚)。我们并不否认其中有合理成分，因为，瞿秋白的疏离由来已久，党内特殊时期特殊政治环境的“特殊待遇”的确让瞿秋白倍感孤立无助与心灰意冷。然而片面化与极端化趋向就不科学了。其实，瞿秋白在中国是继李大钊之后，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的极其关键性的人物，1921—1922年在苏俄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他借助自己的语言优势，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文献，同时，也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发展，例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重要理论著作。不仅如此，在回国后他也继续从事学习和传播工作，积极向国内引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一系列自己撰写的文章和自己翻译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并附录了自己解说的《马克思主义之概念》和《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概说》两篇文章。应该说，瞿秋白相对于国内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更为深入和全面的[10]。而且他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就批判过那些“装腔作势”却“慷慨激昂”，在党内制造“残酷猜忌的空气”[11]35“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的“能干人”[11]36。革命阵营中那些林林总总的“冒牌货”其实早就被瞿秋白看得很清楚，只是，他流露出来的那种看似政治疏离和信仰背离，只不过与其自我的否定与疏离纠结在一起，因而不易被人觉察把悟。但这种政治和信仰疏离的确和瞿秋白作为士的旧身份、绅士意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士的道统追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加之曾经的“厌世”“避世”情感，使得瞿秋白在自己接受和向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经意地会受到自己所谓“士阶层”这一旧身份和潜意识的妨碍，从而产生与之前相似的厌倦、疏远的情绪，这是很直观的、可以理解的。但也正是“士”勇于担当道义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相通性，使瞿秋白这样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士，勇于去为中国人民“辟一条光明的路”[3]5。

因此，许多《多余的话》中的言辞虽然或激烈或消极，但大都只是瞿秋白的自谦之词和显性情结的彰显。在瞿秋白自己所谓的“历史误会”和“多余的话”这两大显性的疏离情结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真切的隐性情结，那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认同和对理想目标的争逐情结。认真读过《多余的话》不难发现，瞿秋白在表现上述所有“疏离”意识的同时也伴随着坚守信仰、追逐真理的信念。这是瞿秋白从小就养成的文人气质和创作表现风格。瞿秋白在表述自己二元人格对立，无产阶级意识始终没有胜利的同时，也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8]20，“既然走上这条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8]13。在《多余的话》中他严申最多的，依旧是他的政治生涯，他对革命的热忱、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都是极为坚定的。社会的动荡与时代的痼疾注定让瞿秋白的“疏离”在坚定信念的同时，不断加剧其程度，而在疏离程度极致时又会激励其奋争。疏离与奋争交织而就、相辅相成，可以说，这是二元人格之所害，也是二元人格之所幸。

不同时期，可以看到疏离在瞿秋白身上不断发展，并不断深刻的清晰脉络。所以不得不承认，深刻的疏离曾让他无所遁形。然而，他没有让这痛苦侵蚀自己。瞿秋白一生的理想和抱负恰恰就源自这种对恶浊社会的疏离和对人民的悲悯，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割裂过。所以，可以说瞿秋白是倍感疏离与痛苦的，但也可以说，他是始终执着与快乐的。他痛苦于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距离，同样也快乐于自己坚贞的执念与信仰。

[1]阿·科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M].郭宫义，俞长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433-435.

[2]杨露袆.疏离与责任[D].苏州：苏州大学，2003：3.

[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瞿秋白.瞿秋白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73.

[5]王铁仙.瞿秋白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6]刘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详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

[7]瞿秋白.赤都心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8]瞿秋白.多余的话[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

[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95-96.

[10]毕芙蓉.在马克思主义与“士”之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瞿秋白[J].山东社会科学，2013(3)：111-114.

[11]刘岸挺.忏悔的“贵族” “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32-36.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