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理论视域下《无声告白》的对话书写

石琼蕊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64000)

《无声告白》(EverythingINeverToldYou)是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1980— )耗时6年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2014年出版，该小说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成为2014年度极具实力且众望所归的黑马，不仅跃升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而且还获得包括美国亚马逊网站在内的无数媒体评选出的2014年度图书桂冠。伍绮诗在《无声告白》中讲述了一个跨族裔结合家庭的女孩自杀溺水身亡引发的悲剧故事，故事不仅触及了身份危机、家庭关系，同时还投射到了性别认知、种族关系等严肃话题。本文拟将《无声告白》置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框架之下对作品加以分析，探究小说中的对话形式以及对话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将复调定义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29。复调理论的核心就是对话，复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独白模式，颠覆了作者一个声音掌控全局的局面，作者不再控制着小说人物的言语、行为和心理，而是使“众多的意识在思想观点方面相互作用”。作者不再凌驾于文本之上，而是呈现出“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自己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的一种共处的状态。

(一)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

传统意义上将复调理论的形式划分为“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小说内部和各部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是被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结构的。”[1]79由此看出，所谓“大型对话”指的是一种结构上的对话，亦即小说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话性质，它不是一种所谓的人物之间的对白，即“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1]114。它是一种对话关系，一般意义上从两个维度把握大型对话：一个是小说的结构，另一个是人物的关系结构。在大型对话的召唤下，巴赫金也相应地提出了微型对话，“对话向内部深入，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这已经就是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风格特色的‘微型对话’了”[1]79。“微型对话”主要涉及主人公与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包括：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即内心对话；主人公与他者的对话；主人公与环境的对话。本文将小说《无声告白》置于复调理论的框架下，探究文本中的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形式，以期深入探析对话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二)复调理论视域下的《无声告白》

《无声告白》用作者伍绮诗的表达来说是一部被秘密充斥的家庭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人物因为不同的原因，都没有表达出他们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因此在叙述上，她将自己的声音隐于幕后，给予故事中每个人物平等的发声机会，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心声。而故事中5个主要人物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她要做的不是向读者证明哪个人物叙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而是让每个人物都将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故事的真相在每个人的叙述中一步一步清晰起来，因此，整个小说，对话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闪回、交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声告白》无论是从故事的叙事和人物关系，还是微型对话中的言语对话多重性方面，都有众多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它们在小说中呈现、对话、冲突，具备复调小说理论分析的文本基础。复调小说使人物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声，从而打破了主流社会的话语权威，有利于少数族裔大胆地表述自我意识，为少数群体的权利抗争。

二、大型对话：时代和社会的悲剧缩影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各结构成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对位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把音乐中从一个调转入另一个调的变调规律，十分精辟地移用到文学布局上来。这是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1]77肖锋在他的文章中阐述道：“由于这种结构上潜在的‘大型对话’的存在，使得小说各部分看似貌合神离，实质却是紧密联系。”[2]71《无声告白》的各个章节叙述和人物关系看似无序，但实质上各个章节都在回溯、交叉，人物也在进行潜在对话，共同围绕“少数族裔的生存困境”这一主题展开。

(一)大型对话——叙事结构的多重性

《无声告白》的叙事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多线条的交替叙事在小说的结构层面上形成大型对话，故事真相在各个章节的来回交替叙事中被揭示出来，奏响了叙事的多重奏。

小说的开篇说“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3]1，叙事视角聚焦到16岁的莉迪亚身上。莉迪亚去世这一线索开始牵引着其他人展开故事情节，她目睹着她去世后家人们的生活，同时，故事里的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叙事视角伴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切换。父亲詹姆斯讲述了他在美国的童年生活以及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始终无法融入社会的成长经历，从而展现了他迫切想要“融入人群”的心愿。母亲玛丽琳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学业、事业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的矛盾，玛丽琳极力想摆脱像母亲那样平庸的一生，成为“与众不同”的女医生。从哥哥内斯的口中我们了解到父母对莉迪亚的偏爱和他对父亲的一次次失望。妹妹汉娜的一举一动让我们感知到了汉娜在家里的边缘化地位。这些人都一一倾诉了掩藏在自己心底的故事，看似毫无联系的故事背后却有共同的苦衷和言不由己，他们有着共同的族裔身份创伤。叙事视角的多变使小说叙事结构表面上看似无序，但透过故事情节却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对于身份、自我的追寻在叙事结构上形成呼应，詹姆斯一家一直都在和自我对话，在找寻身份的路上互相扶持前进。

这些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对于莉迪亚去世这一事件的看法和见解，倾吐了彼此的心声，并且通过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勾勒出了这个跨族裔结合的家庭的过往，同时牵引出了莉迪亚自杀背后这个家庭错综复杂的悲剧故事。故事的展开并非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在不停的倒叙、插叙和闪回中将故事真相一点点揭示出来，每个人都针对莉迪亚自杀这一事件发出自己内心的言语，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识和思想。小说叙事视角多变，此起彼伏，如同交响乐中的不同声部，时而独奏，时而和鸣，时而舒缓，时而激昂，奏出了一曲扣人心弦的交响乐。

在叙事的时间设置上，作者伍绮诗更是别具一格，她在小说中同时将3条时间线索并置，3条线索在整部小说中相互交叉，在文章的大型结构上形成对话。开篇第一章将时间定格在“1977年5月3日早晨6点30分”[3]1，此时的主人公莉迪亚已经去世，这是小说叙述的当下时间。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反歧视运动、平权修正案、女士”[3]155等字眼愈加耀眼，美国的女性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未来。小说中莉迪亚的母亲玛丽琳即是典型的代表，她将自己未实现的人生梦想和身份追寻全都寄托在莉迪亚身上，给莉迪亚编织了金色的医生梦，无形之中给莉迪亚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导致莉迪亚自杀的最直接原因。小说第二章，时间又回溯至1955年，聚焦到莉迪亚去世的根源，“如同任何事一样，根源在父母。因为莉迪亚的父母，因为她父母的父母”[3]26。视角转而投射到了移民一代和二代的经历上。移民第一代在20世纪50年代冒名顶替想方设法偷渡到美国，在美国如坐针毡地过活，害怕被识破而遣返回国。他们勤勉地工作，待人谦卑，处处展现着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詹姆斯受到移民一代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谨言慎行，一心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詹姆斯将自己融入人群的愿望同样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渴望她出人头地，成为众人眼中的“美国女孩”。父亲詹姆斯对莉迪亚“融入人群”的塑造，也在无形之中摧残着她的内心。在调查莉迪亚去世原因时，从警察口中我们又得知了10年前也就是1966年玛丽琳长达9个星期的离家出走背后的故事。玛丽琳的离家出走更是映射出了60年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渴望实现自我的独立和梦想，渴望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成为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这也就能解释玛丽琳为何会强烈地对莉迪亚叫嚣着“医生、医生、医生”[3]159。时间跨越30年，在三代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和对话，将莉迪亚去世的源头指向了她的父母和她父母的父母，作为契约儿子进入美国的移民一代和深处双重文化夹缝中的移民二代。莉迪亚身上有移民一代的族裔性格烙印和来自父母的双重作用力，这些使她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只能在父母的双向作用力下艰难生存。

大型对话在作者对叙事的巧妙安排中体现出来，视角的多变、叙事时间的来回交叉回溯构成了叙事上的多重对话。同时，作者置身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将文本对话延伸至五六十年代，立足文本展现了少数族裔在时代的变迁中生存状况的窘迫和女性身份意识的变化。对话在小说的结构设置中体现出来，这个跨族裔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时代大背景下的种族悲剧、社会悲剧和性别悲剧。

(二)大型对话——人物关系的对位性

“所谓‘对位’，在这里不过是从音乐学语汇中借用的一个隐喻，它可以形象地说明交流中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犹如复调音乐中各声部之间的格局；进入‘对位状态’，也就意味着对话参与者均应具备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意识’，那种深深植根于对话者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乃至精神生命之中的‘复调意识’。”[4]20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在社会层面、两性关系层面、亲子关系层面对位形成了潜在的大型对话，在故事层面冲突、对抗、消解、融合。

社会层面上，故事中展现的少数族裔和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始终处在不对等的地位，对话在冲突中艰难展开。小说对詹姆斯·李一家人寥寥几句社交状况的描述——“他的父母从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没办过晚餐派对，没有桥牌牌友、猎友或者午餐会上认识的哥们。和莉迪亚一样，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3]220，侧面映射出他们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的生存窘况——在文化夹缝中孤立生存。詹姆斯一家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生存窘境展现了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处处设限，詹姆斯·李作为拥有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堪称少数族裔的模范代表，但他仍受到来自白人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少数族裔和白人社会在交流中显然未进入对位的复调状态，还处在单向度的寻求话语进程之中，竭力想融入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在困境中寻求对话。

两性关系层面上，詹姆斯和玛丽琳的矛盾在于对性别的价值认知不一。詹姆斯认为妻子一心想出去工作是由于自己能力不够，让妻子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认知束缚着詹姆斯，使他固步自封于自我的狭小世界，未能真正了解妻子的内心；而单亲家庭长大的玛丽琳却一心想摆脱母亲的影子，追求独立自我，追求生活与自我的标新立异，坚持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出色，也可以胜任医生的角色，玛丽琳发出了女性独立的呐喊和时代的最强音。詹姆斯和玛丽琳对性别的认知和隔阂在消磨着两个人对彼此的感情，他们之间的对话交流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对位关系也未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这也导致了女儿莉迪亚这根两人之间唯一的连接桥梁崩塌之后，詹姆斯并不是试图和玛丽琳沟通来排解内心的痛楚，而是以出轨的方式来找寻自我安慰。

父母和子女关系层面上，詹姆斯将自己融入人群的愿望寄托在莉迪亚身上，一心想让她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莉迪亚默默接受着来自父亲的礼物，一条银色的项链、一本社交书籍，看似普通的礼物背后都藏着父亲对她的期待和塑造。玛丽琳将自己未实现的梦想也寄托在女儿莉迪亚身上，她一直在叫嚣着“医生、医生”。莉迪亚也在接受着母亲对她的“馈赠”，一节节高年级的理科课程、一本本科学书籍、一个个科学女性先驱形象堆在莉迪亚面前。父母对她的期待像座大山一样压着她，使她逐渐丧失自我，逐渐消声，最终只能以溺水自杀的方式来吐露内心。詹姆斯和玛丽琳的做法不正是当今中国式父母普遍的做法吗？他们坚定地把人生的失意转化为培育儿女的动力，幻想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替身，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以爱为名义的极大自私。以詹姆斯和玛丽琳为代表的父母始终未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是否真的感兴趣，他们在以自己的标准和心愿塑造着孩子，却从未走进孩子的内心，对话只是浮于亲子关系的表层。

人物关系的对位性潜藏在对话之中，通过大型对话的形式展现出来，无论是从社会关系层面、两性关系对立层面，还是纵深聚焦到家庭内部层面的亲子关系，小说无不在揭示着良性的对位关系在复调对话建构中的重要性。大型对话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两个宏大层面分析了潜在的对话形式，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叙事来体现出潜在的对话性，又是怎样在人物关系层面构成对位，进入复调视角下的对话的。作者构思文本的技巧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和作者、文本的潜在对话，作者以小文本展现了当时的大社会，因此，莉迪亚的悲剧故事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缩影。

三、微型对话：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故事

如果说大型对话涉及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关系的话，那么微型对话主要渗透到人物的语言当中，在微观层面上展现人物的话语、心理活动。《无声告白》的微型对话主要体现在莉迪亚和不同人物、环境和自我的对话中，莉迪亚和不同声音的对话多维度地展现了她逐步走向崩溃的背后原因以及最终促使她自杀的幕后真凶。

(一)微型对话——被父母期待的“宠儿”

以莉迪亚为主人公向外辐射，她和父母的人物关系渗透到了言语层面的微型对话之中，对莉迪亚和父母之间微型对话的揭示可以展示莉迪亚是如何在和父母的对话中逐渐失去自我的。莉迪亚是家里的老二，但因为她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因此成为了父母的宠儿，父母的目光和期待只在莉迪亚身上停留，也是这一特征使她注定要承载父母的梦想和爱意。

自从母亲1966年那次离家出走回来之后，莉迪亚就暗自承诺：她要实现母亲的全部心愿，无论它是什么，只要母亲留在她身边。她接受着母亲送给她的礼物，《著名的科学女性》《科学界的女先驱者》，这些科学书籍无不承载着母亲对她成为一名女医生的期望，她日复一日地聆听着母亲对她的教导。随着学习课程难度的加大，她的成绩直线下滑，内心也愈发恐惧，但对母亲不断提出的要求她的回答却从来都是“当然，妈妈。我愿意，妈妈”[3]116。她害怕她的反抗会再一次使妈妈离家出走，她用违背内心的言语紧紧抓着妈妈的心。她们之间的言语看似亲昵，内心其实愈来愈远，母亲以爱的名义一味施压，而莉迪亚一心想往外逃离。莉迪亚同时承受着父亲要她努力合群的压力，每次收到来自父亲的礼物，一句“我喜欢的。谢谢，爸爸”[3]174，是父亲最期待听到的回答，好像一件衣服、一头长发、一条项链、一个微笑就能掩盖她与“大家”的不同之处，让她融入人群。

莉迪亚表面上对父母的应答话语和她内心的真实话语在不断地冲突交锋，在莉迪亚的内心，“父母越是关注你，对你的期望就越高，他们的关心像雪一样不断落到你的身上，最终把你压垮”[3]260。父母对莉迪亚的期望让她逐渐丧失自我的话语权，逐渐背离自己的内心，最终她只能以溺水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父母和莉迪亚之间的微型对话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她的话语压制，来自父母的权威，使她和父母之间的对话逐渐由双语转变为单语，也使她逐渐失声。家庭不再是她倾吐内心的避风港，而是她渴望逃脱的密室。

(二)微型对话——被时刻关注的异类

托多罗夫指出:“陈述的暗指部分不是别的，就是对话人之间的共同视野，它由时空、语义和价值成分构成。”而这种“微型对话”得以进行的一些基本条件就在于：自我的视域剩余；他者的外在性；自我对外在的感受[5]232。他者的外在性构成了这种形式的微型对话，莉迪亚内心承受着来自周围人的目光和言语审视，来自周围环境的话语也在助推着故事悲剧的发生，莉迪亚和周围环境的微型对话在小说中有多处描写。

莉迪亚从未真正融入周围环境中，在教室、药店、超市，同学、药剂师、收银员，他们的眼神时刻都在提醒她与众不同，提醒她与别人格格不入。莉迪亚和父亲一样，从未觉得自己属于这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和话语审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在莉迪亚的葬礼上，那些陌生的老师、同学、邻居全都到场了，他们是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吸引而来的。当地报纸出现的关于莉迪亚去世的报道内容是：“她是就读米德伍德高中的两位东方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她哥哥，内森——李在学校里非常显眼，然而，似乎很少有人了解她。”[3]106当地报纸以权威的视角报道了莉迪亚和哥哥内斯在学校的情况，像监视器一样记录了他们在学校这个画面中的格格不入。“卡伦·阿德说：她显得挺孤独，她不和任何人来往。帕斯·桑德斯说：她没有太多朋友，连男朋友都没有。我不觉得男孩们会注意她。李的物理老师唐纳德·凯利回忆道：她是一个孤独的高一学生，上着高二的物理课。她学习努力，但是，她显然不合群。文章旁边还有一条补充报道：来自混血家庭背景的孩子，通常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3]196-197无论是莉迪亚的朋友还是老师，他们都把她视为观察的对象和谈资，从未真正去聆听她内心的声音。莉迪亚和来自周围不同人的意识发生交锋，来自周围环境的凝视置她于压力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话也在摧残着她的内心，来自周围人的评价和眼光让她无法正确认识自我，她陷入了不断找寻真正自我的过程之中。

来自周围的眼光和凝视不断地施压于莉迪亚，她自己对于外在的感受也在摧残着她的心灵，“异类”的感觉让她无论身处何处，都觉得自己处于被监视的情境之下。莉迪亚和周围环境的微型对话处在监视与被监视的矛盾关系之中，她渴望逃离周围环境的有色眼光和这种微型对话的枷锁。

(三)微型对话——被恐惧吞噬的自我

莉迪亚将自我寄托在了哥哥内斯的身上，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她都试图和哥哥寻求对话和共鸣。那年夏天内斯因为嫉妒父母将爱都给了莉迪亚，而将她推入水中，看到水中挣扎的莉迪亚，那一刻内斯明白了莉迪亚内心的苦楚，被迫承担着父母梦想的她在家里就像此时落入水中一般，期待着被解救出来。于是自从那天之后，哥哥内斯成为了莉迪亚在家里唯一可以依靠和倾诉的人。

莉迪亚在失去哥哥内斯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开始在内心一遍遍地反问自己：为什么会错得如此彻底？她在想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自我。从那年夏天母亲离家出走开始，她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有一天母亲会再次消失，父亲会因此崩溃，全家再次瓦解。也是从那一刻起，父母的所有心愿都变成了她的承诺，内斯成为了她在家里的唯一依靠。也是从这一刻起，莉迪亚把自我寄托在了内斯的身上，她渴求获得内斯的理解和宽慰。她在哥哥内斯身上寻求对话和理解，而当哥哥要离开家奔向哈佛时，她和哥哥之间的对话联结断裂了，莉迪亚彻底失去了支撑，径直走向了湖中央。莉迪亚无法正确认识自我，唯有通过自杀来解脱自我。

探索小说中存在的这种微型对话形式，可以从多个维度揭示莉迪亚的生存压力——来自父母的期望、周围人的眼光、自我的丧失，这一切最终导致她选择溺水自杀。同时，微型对话也直观地表达了作者对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社交关系存在的弊病的揭露，对于莉迪亚的死亡，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结语

“在白人占主导的美国，亚裔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黄祸’，处于被排斥、被压抑的‘他者’地位，处于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边缘。”[6]22华裔作家试图通过写作来为处在边缘地位的亚裔美国人找到一条出路。伍绮诗在《无声告白》中，以一个亚裔女孩的悲剧故事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中的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的探究，展现了跨族裔结合家庭的生存窘况和少数族裔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在《无声告白》中，伍绮诗用大型对话展现了叙事和人物关系层面的潜在对话，詹姆斯·李一家打破缄默，发出了少数族裔群体心底的呐喊；同时，玛丽琳和莉迪亚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也发出了女性的呐喊之声。微型对话从微观层面展现了对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会关系存在的弊病的思考，“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解决方式”[2]73，唯有对话才是处理一切关系的良药，少数族裔群体应该在对话中寻求身份，寻求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