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熊亚芳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生存论哲学认为世界本无本质,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虚无、荒诞或永恒的神秘。对于主要以自我意识和理性为特征的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是普遍的、绝对的不幸,生活就是不幸。英国著名的生存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R·D·莱恩第一个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生存论哲学与心理分析相结合,总结出人类不幸的生存论原因是存在性不安。他认为,存在性不安从幼儿期即开始形成,它使个体无法跟正常人一样产生正常的自我意识,正视自己及他人的现实性、意志自由和身份,正视生与死,与他人保持正常的联系,从而获得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相反,个体感到正常世界的生活威胁着他的生存,使他面临被吞没、被爆聚、被僵化的危险,从而产生R·D·莱恩所定义的3种基本的存在性焦虑,即吞没焦虑、爆聚焦虑以及僵化和非人化焦虑。处于这3种焦虑中的人没有能力让自己与他人一道体验,也没有能力让自己置身于一定的环境中去体验。他所体验的自己并非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以不同方式“分裂”了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他是印度劳工后裔,长大后离开殖民地,到英国求学、定居并开始写作。他一生历经多次流放,是一位典型的后殖民流放作家。流放生涯带给他的无根感和漂泊感一直让他深感焦虑,他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寻求一种存在的安全感。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两个世界》中提及:“在孩提时代,我已经感觉到了两个世界:高大的瓦楞铁大门外面的世界,以及家里的世界。……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中心。我们搜寻自己的内心,过着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一团黑暗,我们对它毫不关心。”[1]226这种存在的分裂感如影随形,直到成为作家后,他找到自己写作的主题——孩提时代围绕着他的那片黑暗。他说他的写作为的是“让我更安心地面对自我”。在写作中,他惊讶地发现:“我突然意识到我写的是殖民地精神分裂症。”[1]233“我回顾了我写作早期的作品,目的在于显示十年时间里我的出生地在我作品中的蜕变:从街道生活喜剧到研究普遍的精神分裂症。”[1]234这是奈保尔对自己小说主题自觉的总结。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是一部街头生活喜剧,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生活在殖民地西班牙港一条小街的人们所历经的种种悲喜,探讨了殖民地边缘人自我存在的困境与分裂。而发表于1961年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更深入全面地对殖民地人们的精神分裂症进行了个案研究。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评为“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的原型是奈保尔的父亲。小说讲述的是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移民后裔毕司沃斯先生在殖民地不断奋斗的一生。毕司沃斯先生出生时便被视为“不祥”,童年时,父亲因救他而意外淹死,母亲被迫卖掉唯一的房子,家人各奔东西,毕司沃斯先生只能寄人篱下,过着贫困、被无视的生活。所以,当他有机会因为自己的高等种姓——婆罗门而入赘当地显赫的图尔斯家族时,他毫不犹豫地当了他家的女婿。可穷苦寒酸的他在这个家中受尽侮辱和贬损,丈母娘的虚与委蛇、连襟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深感痛苦。因此,他毕生的心愿就是逃离这个大家族,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看尽脸色后,他开始雄心勃勃地争取房子。虽然最终他得偿所愿,购买了房子,但自己已负债累累。房子到手后,毕司沃斯先生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毕司沃斯先生在苦难中生,在苦难中死,终其一生获得的房子对他而言也只是虚无的存在。
小说中毕司沃斯先生作为一个殖民地人所经历的自我存在的困境与分裂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被边缘化的一生中,毕司沃斯先生所体验的种种焦虑与精神分裂个体所感受的吞没焦虑、爆聚焦虑以及僵化和非人化焦虑高度契合。莱恩把精神分裂个体描述为:“其经验整体经由两种主要的方式分裂为二: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2]3毕司沃斯先生所经历的各种苦难让他没有丝毫安全感,幼年时他从母亲那里得不到母爱,入赘到图尔斯家族后,跟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不断产生冲突,与妻子莎玛无法沟通,对子女深感失望,尤其是无法得到一份安稳的工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只能体验绝望、孤独,无法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也无法获得存在的安全感。他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这种存在性不安带来的各种焦虑的撕裂,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他焦虑的根源——房子,这个他一辈子追寻的东西,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他带来了不同的心理体验,这些心理体验是他存在性不安的具体表现。孩提时代起经验的吞没焦虑、成年后经验的爆聚焦虑,以及成家后经验的僵化焦虑,这些不安和焦虑使他一直摇摆于健全与疯狂的状态,游走在分裂和融合的罅隙中。
莱恩认为,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人需要一种自主性身份感。然而,在生活中,任何联系都会使个体面临丧失身份的危险,由此产生的焦虑就是吞没焦虑。在吞没焦虑中,个体畏惧与他人他物产生联系,与他人的任何一种实际联系,都会威胁到他的存在。这种吞没焦虑在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中如影随形,在他孩提时代尤为明显。毕司沃斯先生出生时赘生六指,梵学家断言不能让他靠近水,他的喷嚏会给家人带来厄运。在这个贫穷的印度移民家庭中,他“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是“举足轻重的”,“他的喷嚏尤其如此”[3]6。因此,自懂事开始,他就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家人听到他的喷嚏声会小心翼翼,惴惴不安,他也不能跟兄弟们去水边玩耍或者干活。他在水潭附近给邻居放牛,牛走失后他因为害怕躲了起来,父亲误以为他掉进了水潭,施救时丢了自己的性命。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他家庭厄运的根源,他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这些过度的关注让他深感不安,在父亲的葬礼上,“因为受到关注而忐忑不安的毕司沃斯先生在院子和屋里走来走去,认为他可以从空气中分辨出一种新的生肉的味道,嘴里也有一种奇怪的味道”[3]17。这种因心理恐惧而引起的身体不适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频频出现。父亲去世后,邻里对寡妇母亲的逼迫和骚扰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卖掉了屋子和土地,家人四散投奔各处亲戚,于是毕司沃斯先生“离开了这个他唯一有些权利的房子。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3]23。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房子,具有保护性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毕司沃斯先生仿佛是被抛入狼群中的一块肉,被各种力量撕裂。因此,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害怕与他人有任何关系,害怕自己给别人带来厄运,害怕受到别人的关注,陷入害怕被别人吞没的焦虑中。“陷于吞没焦虑的个体,其用以维护自身身份的主要手段是孤立。”[3]34虽然被人误解是孤独的、痛苦的,然而,在这种孤立中,他不需要跟别人打任何交道,不与他人产生任何关系,至少能获得安全感。
入赘图尔斯家族,走进那所“白色堡垒”——哈奴曼大宅里,虽然第一天他感到“兴高采烈……感觉到自己赢得了地位”,然而,最后他和妻子莎玛被安置在木头房子最高层的一个长形屋子里,而且他们只占据了屋子的一部分,没有人和他说起嫁妆、房子和工作的事情。当他意识到自己只是因为出身正宗而被接纳时,他开始了反抗。他拒绝与妻子莎玛亲近,逃回自己的家后,发现母亲贝布蒂因为他的婚事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母亲还亲自去拜访了图尔斯太太。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来到姨妈塔拉家,却听到他们对他婚事的嘲讽。当他问姨妈塔拉对妻子莎玛的意见时,塔拉毫不关心的态度深深刺痛了他,“加剧了他的孤独感”。转了一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他只好回到哈奴曼大宅。“他本以为迎接他的将是沉默、瞪视、敌意或者可能是一点惧怕”,可是,没有人在乎他的回来。“屋子里的喧闹一如平常……没有人谈及他的离开或者他的回来”,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惹麻烦的人,而且不忠诚,因此不值得他们信任。他软弱可欺并因此受到鄙薄”[3]74。这使毕司沃斯先生经历着莱恩所说的爆聚焦虑:“个体感到自己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就是他。”“世界注定要在某一时刻坍塌,使他失去全部身份,就好像突然涌入的空气使一个虚空顷刻消失。”[2]36图尔斯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让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自己在那幢大宅中仿佛空气一般,即便是跟他地位相同的其他女婿们,也都不愿与他为伍,在这个大宅子中他永远是个外人,进入不了别人的圈子。莱恩提到,当个体感到在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中,隐含着他人对自己的攻击时,因为害怕被攻击,他就会去攻击他人。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毕司沃斯先生像个刺猬一般,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家庭的主宰者图尔斯太太俯首帖耳,也不对管理者赛斯毕恭毕敬,他给大宅里每个他不喜欢的人起绰号,嘲笑和挑衅他们。他通过跟妻子莎玛无休无止的吵架来报复他在这个大宅中所受到的嘲弄。最后,忍无可忍之时,他选择逃离,开始搬家。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多次搬家,曾3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每当他真正拥有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拥有的成就感,也没有安全感。当他搬到捕猎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时,他感到局促不安;在绿谷第一次建房子时,他的焦虑达到顶点,他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房子被暴雨摧毁后,他不得不搬回哈奴曼大宅治病;在矮山自己建好的房子里,他要面对妻子和孩子们对房子的不满和抱怨;最后,在西班牙港花费所有积蓄并贷款买到自己中意的房子后,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被卖主欺骗,住在里面心烦意乱,“每当脚步声响起,他都能感觉地板在震颤,闭上眼睛时,他感到天旋地转”[3]461。他希望有所房子,给他带来安全感,可是房子带来的压力又击垮了他。毕司沃斯先生体验着吞没和爆聚焦虑,害怕被各种关系吞没、冲击,因此,他选择逃离一切可能带给他威胁的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与周围关系的分裂。
僵化焦虑,在莱恩看来,是一种特殊的恐惧形式,在这种恐惧中,施行者否定他人的自主性,无视他人的感情,视他人为物。毕司沃斯先生从母亲那里无法得到正常的母爱,体验到了强烈的僵化焦虑。母亲贝布蒂在丈夫死后,面对邻居达哈里的骚扰和威胁,无力保护自己和儿女,最后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卖掉房产和土地,把儿女四散寄养于亲戚家,自己带着小毕司沃斯搬到一间让毕司沃斯先生“无地自容”的小泥屋里。在那里他俩的关系很“尴尬”,母亲羞于在一屋子生人面前对他表露亲热,她经常为自己的命运哭泣,时不时地发脾气。只要毕司沃斯先生跟母亲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地承受着压抑和愤怒”[3]30。她想让毕司沃斯先生成为梵学家,把他送到梵学家杰拉姆家接受教导。在杰拉姆家,饥肠辘辘的毕司沃斯没有经受住诱惑,偷吃了一根香蕉,杰拉姆发现后大发雷霆,并罚他吃了7根香蕉,从而引发了他的胃病。备受羞辱的他回到妈妈的小泥屋,却得不到妈妈的理解和安慰,“她看上去非常沮丧和冷漠”,“他觉得她的举止非常严酷无情”[3]37。尽管妈妈怒气消了后变得通情达理,但是没有给他任何安慰。而他向姨妈塔拉叙述事情经过后,姨妈把他搂到胸前,擦干了他的眼泪。他一直记得这些,将近30年后,当他成为文学社的一员时,他把这次会面写成了一首无韵诗,在诗中只字未提当时的失望、郁闷,而是描绘成了有爱的寓言。对母爱的期望和现实的分裂让毕司沃斯先生无法把贝布蒂看成自己的母亲。多年后,他在矮山建好了自己的房屋,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告诉母亲,等自己建造了房子,他们要一起住。于是,他派人接来了母亲。起初他满腔热情,但是母亲保持着平静,他也只好效仿她,似乎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早已定型的感情交流方式。母亲在他的房子里住了2个星期,帮忙做家务和修整土地。母亲去世之后,毕司沃斯先生经常回想起她在矮山帮他修整土地时留下的浅浅的平行的印凹痕。这些痕迹总是让他想起在山头的那个时刻,想起母亲。毕司沃斯先生关于母亲的回忆没有活生生的人,以及和这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只有具体的事物——耙子的痕迹。毕司沃斯先生从孩提时代就经历着僵化焦虑,他只有把母爱幻化成具体的事物,才能感受到母亲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被替换被僵化的存在。
另一个让他体验强烈僵化焦虑的人是他的妻子莎玛。在毕司沃斯先生眼里,莎玛是一个谜。初见时她在图尔斯商店里工作,她的机灵顽皮吸引了毕司沃斯先生,于是他写了示爱的纸条,继而草率地结婚,入赘图尔斯家族,毫无准备地开始了与莎玛的婚姻生活。在哈奴曼大宅里生活时,莎玛虽然会尽妻子的责任,每天伺候毕司沃斯先生,但也会嘲讽他的贫穷。当丈夫和家人起冲突,她不得不随着毕司沃斯先生搬离哈奴曼大宅出去生活时,她带着一副“殉道者般悲壮的神情”,“以她的沉默,来表示无论毕司沃斯先生怎样荒唐可笑,他还是她的丈夫,她必须要遵从命运给她的安排”[3]75。离开哈奴曼大宅跟毕司沃斯先生在外生活,任何地方对她来说都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地,她总是把哈奴曼大宅称为家,她和孩子们的家,夫妻一旦有矛盾,她就会带着孩子们回到她心中的家,而她和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家。她一直遵循和维护着哈奴曼大宅的秩序和生活。毕司沃斯先生给女儿赛微买了一个漂亮的玩具房子,引起了宅子里其他小孩的艳羡和莎玛姐妹的嫉妒和嘲讽,莎玛砸碎了玩具房子,并对毕司沃斯先生的盛怒毫不在乎。面对莎玛这样的举动,毕司沃斯先生“怒火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吼叫在脑子里回响,使他震惊、惭愧和疲惫。他无言以对”。冲突过后,他把赛微带离了哈奴曼大宅,两人住到了绿谷。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自己陷进了一个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陷阱”这个词。他的嘴因愤怒而歪曲,“那就是你和你家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陷进一个洞里”。当他得知莎玛第4次怀孕时,他觉得又一次掉进了陷阱,因为他和她生的孩子中,他现在仅仅赢得了赛微,阿南德对他怀有敌意,米娜的状态尚未可知,现在又来了一个让他无法控制的孩子。对他来说,莎玛就是一个洞,一个无底的深渊,自从遇见她,他就陷入一个又一个连环的陷阱,无力自拔。在这个深渊中,他做不好丈夫这个角色,做不好父亲这个角色,完全失去了自己正常的身份。
母亲和妻子,毕司沃斯先生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让他经历了更多力量的撕扯,让他无法体验生命的完整性。“把威胁到自己身份的母亲或其他女性形象变成一样东西,这是一种防卫手段,常常出现在患者的梦中。”[2]40在绿谷建房时,毕司沃斯先生经历着精神性分裂,他常常被梦魇搅扰,他梦到自己在图尔斯商店里,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两条又黑又粗的线追逐着他。当他骑车赶往绿谷时,两条黑线在他身后延伸着。其中一条变成纯白色,另一条越来越粗,变成一条黑蛇,黑蛇长出一张滑稽的脸,它发现追逐很有趣,而且对已经变成蛇的白线这样说。贝布蒂和莎玛,在毕司沃斯先生的世界里,就是这两条蛇,她们联合起来,带给他恐惧。这种焦虑让他处于分裂的状态,正如他对小狗泰山所说,“我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他害怕在母亲和妻子的世界里,他只是一样东西,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身的存在。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自主性,他在梦里把她们非人化了。
毕司沃斯先生与周围世界建立了各种关系,这些关系让他直接参与生活,可是,他也因这些关系感到自己被吞没、被爆聚。因此,他只能与之决裂,时刻保持一种孤独的状态。正如莱恩所认为的那样,精神分裂性个体维护自身的存在时会努力保持孤独状态。但在这种孤独中,他也会努力寻求补偿性的安全感。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只有房子能给予他安全感。因此,他不屈于命运的安排,终其一生通过追寻房子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努力保持自我身份的完整性。但是,追求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和无助又让他质疑自己所建立的各种关系,进而否定自己的各种身份,陷入被僵化的焦虑中,导致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最终与自我决裂。这实际上是奈保尔对殖民地人典型的精神性分裂状态的真实描写。他后来的创作开始关注具有精神分裂性特征的个体如何走出创伤,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赋予自身身份的完整性。不同于莱恩直接面对精神分裂性个体进行分析和治疗,奈保尔以文本角色塑造的形式详尽地刻画了殖民地个体在苦难生存中所历经的种种分裂,并且借助写作完成了他自身因各种流放所造成的分裂状态的融合,这给全球化大趋势下经历各种流放人生的当代人维护自身心理健康和人格完整提供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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