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及启示探析

史玲

（南开大学，天津300350）

引言

1921年底，列宁病重，在医生和党中央的建议下，他开始减少政务活动。1922年5月和12月的两次中风，使他只能全天卧床休息，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病情的危险性。因此，列宁从1922年12月23日开始，通过口授的方式，对令他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到1923年3月列宁完全失去语言功能为止，他共口授了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这些书信和文章是列宁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所以将其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列宁在口授的第一封书信《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1]337。这说明了俄国的政治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不足，需要着手进行改革。列宁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集权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他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对内能够发挥政治制度的优势，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杠杆，对外为东方国家的革命道路提供范本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大发展。

一、“政治遗嘱”中关于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于新的国家建设的思想主要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巴黎公社的实践，虽然在进行设想时考虑到了利用产生于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但是并未深层次考虑俄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预测到无产阶级专政后的局势变化。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让新成立的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使俄国从一战的泥沼中脱离出来。但是，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不会善罢甘休，新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联合反动势力的破坏，再加上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使得列宁战前关于政治体制的设想需要重新调整。

（一）内战时期的特殊环境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

苏维埃俄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国内战争，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虽然保住了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但是同时意味着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国家机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战争中需要快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会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主要体现为一党制、任命制和一长制。按照列宁的设想，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由多数党执政，但是由于其他参政党制造了一系列的反苏维埃事件，使列宁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2]。普选制是体现苏维埃政权民主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战争时期为了提高效率和便捷，领导干部任命制代替民主选举制，并实行一长制，因为列宁认为“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3]。战争时期的特殊性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进而忽视了民主建设。

（二）落后的国民教育状况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日记摘录》中所列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表明，从1878年到1920年的四十多年中，每一千人中的识字人数才从223人上升到319人。面对落后的国民教育状况，列宁无比痛心地说道：“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1]356这种文化落后对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文盲率高阻碍民主进程、新型国家机关人才供给不足、官僚主义思想仍旧浓厚等。新型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当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是建立在政府职能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等秘书性工作的基础上，而这种职能的简化又是以“资产阶级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公路、铁路、邮政、电话等等”[4]为前提。但是，俄国公民文盲率高的现实，使得国家机关依然是某些人的特权机构。俄国文化上的落后不仅体现在普通公民身上，也存在于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例如，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369。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有些是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习气，有些工作人员虽然有高度的工作热情，但是缺乏必备的文化素养。

（三）党中央高层存在分裂的危险

一战的结束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接受，他们开始谋求这个异己产物的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可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执政党和群众的分裂又或者是党内部的分裂。让人担忧的是，党的高层中已经出现了分裂的痕迹，党中央高层的分裂是最为严重的分裂。由于战时特殊环境所形成的“一党制”，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党高层的分裂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十月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列宁晚年病重，党内缺乏与列宁相媲美的领导者，造成党内民主混乱。列宁晚年认清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必要性，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1]338列宁在该信中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做了剖析，认为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同志身上都存在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分析党内高层的性格特征貌似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所以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列宁于1923年1月4日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又补充道“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340。

二、“政治遗嘱”中关于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措施

列宁晚年由于病重需要卧床休息，也使他能够静下心来对俄国五年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成果进行一个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和反思。他在“政治遗嘱”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俄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除旧作风，另一类是处理新问题。列宁主张俄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最好慢些”“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措施。其实几十年后，因为体制僵化导致苏联解体，也从反面印证了列宁晚年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瞻性和正确性。

（一）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废旧”就是指要彻底废除党的领导机关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原本是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生现象或事物。”[5]但是，在新的国家机关中还存在，这与俄国的历史传统、现存的生产方式、国内战争的爆发等相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的国家机关的职能是十分精简的，简化到普通公民都可以胜任。但由于内战的爆发和国民教育水平极低，使得国家缺少具备行政才能和科学素养的人才，只能继续任用为旧制度服务的专家、学者和官员。这样，就会导致旧的管理者将旧制度中的不良习气带到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来，产生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独断专政等现象。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指出：“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1]378。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将官僚主义作风清理出国家机关。

“立新”就是指改革和完善苏维埃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监察失灵等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是多党联合执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1918年因布列斯特和约与对待农民态度出现分歧，导致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走向决裂，标志着多党联合执政局面的结束和一党执政的开始。一党执政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提高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在党的领导核心手中，甚至是某些个别人的手中。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是改革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突破口，通过健全分权制和监督制来制衡党的领导核心，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目标。

（二）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完善和重组党的领导机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列宁在“政治遗嘱”的开篇就提到了党内的权力高度集中问题，因为党内缺乏民主，就会滋生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问题。由于国内外环境和其他政党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俄国的政权体系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核心构建的，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中，这决定了要实现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尤其是实现中央委员会的民主，对于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建议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改革：首先，吸收来自基层的优秀工农分子进入党中央机关，之前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由职业革命家构成，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党的高层领导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严重影响党内团结稳定，因此，列宁设想通过分权和制约来增强党内稳定性和民主化：“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或100人”[1]337，一方面能够防止党的高层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以及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次，把中央委员会变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1]374，在列宁执政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是党内决策民主性的重要形式和保证，但由于客观因素限制，使得党的权力在运行中，实际行使者是中央委员会设立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再加上实行“一长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权力高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影响决策的民主性。列宁通过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会议，并让党的中央高层接受中央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能够有效杜绝“寡头政治”的出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2.加强人才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列宁深谙“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为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对国家机关的改革要借鉴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把全国的优秀人才吸引进来。他在“政治遗嘱”中提供了为社会主义建设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式。首先，应当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列宁给出了一定的标准，他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中说道：“在一切国家机关内，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1]346“这两种素质”是指行政才能和吸收人才的能力，而且后一种素质是更主要的方面，把不同类型的人才结合起来，才能完善国家机关人才队伍建设。其次，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学习与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列宁提出“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1]380的任务，同时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要考核他们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1]347“了解国家机关”“管理、办公等劳动方面原理”[1]374，在精减国家机关的情况下选拔留下优秀的工作人员和熟练专家。通过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机关，优化人才结构，打造一支认真负责、业务精湛的工作人员队伍，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

3.改造党政监察机构，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型民主国家的诞生，在这个国家没有官僚主义，没有贪污受贿，人民群众“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6]。但是，由于持续的战争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使得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没有能够达到原来的设想，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出现中央集权、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中央就设立了检查机构即工农检查院对权力进行监督，但随着官僚主义的盛行，工农检查院沦为政治局的“助手”。为了实现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全面监察，列宁提出自己的设想：首先，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进行合并，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提到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之前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工农检查院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两个机关会大大提高监察能力和监察范围，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民监督体系；其次，提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改革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只听从“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1]375，这样就维护了检查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之脱离政治局的控制，改革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为与中央委员会并列的机关，“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1]377；再次，精简人员，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列宁建议通过考核“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1]375，留下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精英，到时不仅能优化工作人员队伍，而且将提高工作效率。

三、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民主作为其他方面需求的基础，促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说列宁时期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革党和国家机关，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当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治理效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需求。虽然，由于时代变迁和国情不同，不能完全借鉴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但不能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重温列宁“政治遗嘱”中关于政治体制革新的思想，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摆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上。之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先锋队的性质，代表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也意味着，党的领导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党自身的改革也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党成为国家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的前提是党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肌体，这样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党内存在着一些危害其健康的毒瘤，比如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正如列宁反复强调要通过制度建设把官僚主义这个新“脓疮”从党的机关中去除一样，需要切除这些危害生命肌体的毒瘤。新时代条件下，党的领导也需要制度保障，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性质，使党始终处在时代的前沿。随着世情国情的发展变化，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切实保障。

（二）深化党和政府机关改革

党和政府机构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列宁在最后的书信中，运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和措施，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突破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政府机构必须进行适时调整，以满足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应对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改革党和政府机关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制定中；另一方面要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性和科学性，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深化党和政府机关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要理顺党和政府机构的职能，促进党和政府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加强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建设，同时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将职能交叉、联系密切的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减少多头管理现象的发生；第二，打造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优化政府职能、创新治理方式、大力推进政务改革；第三，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党和政府机关改革提供智力支撑，***总书记极其重视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7]，各级党和政府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汇集到党和政府机关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力支撑。

（三）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制

列宁极其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在病重期间对俄国监察体系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建立统一、高效和权威的监察机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其中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坚强保障。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法治程序对现行监督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督体系。在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促进国家监察机制的不断完善，进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四、结语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列宁在“政治遗嘱”中结合国内外形势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温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优势是在比较中产生的，除了注重制度的横向对比之外，还要注重制度本身的建设。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制度保障，是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