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张艳娥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民俗文化研究]
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及影响探析
——以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堡回族村为例
张艳娥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男方给女方的财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的彩礼价格飙升,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文章通过对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堡回族村彩礼价格飙升现象的调查研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高额彩礼;民俗文化;农村问题
近年来,有关彩礼费用暴涨而引发的农村社会问题屡见报端。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还激发了学术界强烈的兴趣。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高额彩礼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布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包括甘肃、湖南、四川、安徽、河南、福建、贵州、广东、北京、吉林、内蒙古等省份的农村均出现了高彩礼婚姻。”[1]但是高额彩礼研究主要基于汉族农村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较少。基于此,笔者对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新添堡回族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当地自然条件恶劣,贫穷落后。青年劳动力多以外出打工为主,老年人和孩子留守村庄进行农业耕作。通过调研发现,高额彩礼在新添堡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回族高额彩礼的出现,这又给当地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彩礼,也叫财礼、聘财、聘金、聘礼,也有的称为定金,现代多称为彩礼。西周时,周天子命人制定了《周礼》作为统一的道德标准和思想标准,婚姻程序也逐渐形成了称为 “六礼”的统一婚姻仪式。[2]“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就是,纳吉决定以后,男方则要准备一笔财礼,请媒人送给女方家作为纳征的约证,以正式订婚。因此,纳征也称为纳币,民间称为财礼,即现在所称的彩礼。新添堡当地回族也称彩礼为“麦海日”(阿拉伯语)。
婚姻礼仪是乡土社会中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彩礼作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特殊礼物需要借助一定的婚姻礼仪表现出来。[3]在新添堡回族乡,婚姻礼仪比较简单,大体经过提亲(当地人把提亲称之为“问姑娘”)——吃茶——送礼(也叫定日子)——婚礼四道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五种彩礼类型:
1.见面礼
见面礼是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做客,男方所送的礼物。随着时代的变化,见面礼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八九十年代,主要送女士日常用的物品。而现在的见面礼分为礼物和金钱两种。金钱一般需要2000—5000元不等,礼物主要包括手机、电脑、首饰、电动车等生活用品。
表1 2010年之后新添堡礼钱价位表
2.礼钱
礼钱,或者称之为“干礼”,也是当地人狭义上称的“彩礼”,专指男方送给女方的金钱。礼钱是所有婚姻花费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礼钱需要男女双方商议具体数额,媒人在中间调和,最终达成一致。 下面是一张新添堡村彩礼钱价位表。
上表显示了在2010年之后礼钱在不同年份的数额。在2010 年至2016年期间,礼钱以每年2万元的上涨幅度在飙升,这远远高于当地农民人居收入的上涨幅度。
3.首饰
按照当地习俗,男方必须送给女方黄金首饰作为彩礼。当地人一般不说首饰,称为“三金”或“金子”。关于“三金”的说法也不尽一致,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人认为“三金”是指耳环、戒指和项链,而有些人则认为是耳环、戒指和手镯。但是当地人对于黄金首饰的重量有严格的要求,总克数不能低于50克。按照一克黄金300元人民币计算,那么一套首饰至少花费1.5万元,一般的家庭买首饰需要支付1.8万元。
4.衣服钱
衣服钱主要是指结婚前男方送女方结婚的衣服,一般是五套衣服。至于买什么样的衣服,这需要由女方决定。衣服钱花费下来会有2000-8000元不等。
5.嫁妆
嫁妆本该是女方家送给女儿出嫁的陪嫁品,但是在新添堡有个奇怪的现象,嫁妆钱也由男方家出,嫁妆钱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不等。女方父母一般把这笔钱用于给新人置办家具以作为陪嫁。
彩礼来源有四个途径:其一,家庭积蓄。在当地,大多数家庭积攒了几十年的积蓄都用于婚姻消费,娶媳妇之后,就会变得一贫如洗,甚至负债累累;其二,借钱。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他们家庭的积蓄无法支付高额彩礼,必须向亲戚和朋友借钱。这是新添堡彩礼支付比较普遍的途径。富裕的家庭借钱少,往往两三年内就能还清。贫穷的家庭借的多,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还未还清;其三,贷款,主要指私人借贷,因为银行不会以婚姻支付困难为由为个人提供贷款。私人借贷的利息一般会高于银行,由于这一途径处于灰色地带,很少有人使用这一途径;其四,分期付彩礼。即男女双方商量好了礼钱的数额,男方先支付一部分礼钱,然后其余的部分在未来几年内付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一般情况下女方家不接受这种支付礼钱的方式;最后,还有一种途径,即通过嫁女儿获得的礼钱,然后用这笔礼钱娶儿媳妇。
在新添堡村,高额彩礼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地方共识,因此不能单纯地以买卖婚姻或者农村攀比的陋习来解释这种现象。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看似单纯现象的背后都有复杂的链条,传统与现代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彩礼水涨船高的事实。
在新添堡村,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受限,靠天吃饭。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当地生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迁,形成了以年轻人外出务工为主、老年人在家务农为辅的生计模式。农业和养殖业不再是当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外出务工的收入,提高了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同时,随着外出务工者的增多,拓宽了当地人的视野,改变了当地人的消费观念,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彩礼价格上涨的前提条件,但是婚嫁费用的增速显著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速。[4]
在农村社会中,从众心理非常严重。在新添堡,人们对周围人的看法非常在意,做事尽量符合当地社会的要求,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按规矩办”。虎某某这样解释他嫁女儿时要高价彩礼的原因:“我家邻居在2015年3月份嫁了女儿,我嫁女儿是在2015年5月份,他嫁女儿时要了12万彩礼,我就只能要12.6万,这个只能多不能少,这就是规矩。如果不按照规矩办,他嫁女儿要了12万,而我嫁女儿才要了10万,村里人就会在背后笑话我,说我家女儿的闲话,甚至还以为我女儿有生理缺陷。我女儿嫁过去,男方也不会尊重我女儿。其实我也不想多要彩礼,可是不行啊,这是规矩。”当然,当地女方并非漫天要价,而是参照村庄内部的标准(父母不同意的婚事的除外)。在彩礼要价的过程中,后面结婚的都会比前面结婚的彩礼要价高一些,按照这个逻辑,导致了彩礼的价格不断飙升。
除了从众心理,个别高价彩礼的示范效应也拉动了彩礼价格上升。由于当地“熟人社会”的特性,个别高价彩礼的出现,几天之内就会被整个乡村的人知晓。个别高价彩礼会打破传统彩礼上涨的秩序,女方会纷纷大幅度提高自己女儿彩礼的价格,从而造成村庄范围内彩礼价格的快速上涨。除了个别高价彩礼的示范效应,张家川县高价彩礼的示范效应亦非常明显。在当地人口中,张家川彩礼的价格都在20万以上,甚至分了类,大专生25万以上,本科生30万左右……这远远高于新添堡彩礼的价格。由于新添堡回族和张家川回族有着密切的往来,张家川彩礼的价格也刺激着新添堡彩礼价格的上涨。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就是“我们这里十几万的彩礼不算太高,张家川都二三十万呢!”
在新添堡地区性别比例失衡是当地彩礼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地人理想的家庭的结构,家里要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计划生育政策打乱了当地人的生育规划。政府的二胎政策让每个家庭必须谨慎对待生育。每个家庭必须保证生男孩来传宗接代。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第二胎就会想尽办法生一个男孩。一旦通过非法性别鉴定第二胎是女孩,许多家庭有两个选择,交罚金再生第三胎或者人工流产。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那么第二胎还希望生一个男孩,因为一个男孩一旦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就会导致传宗接代计划的失败,生两个男孩就降低了这种意外的风险。这便造成了当地男女比例的失调。同时,女性出外务工增多,女性资源流失也比较严重,再加上回族实行民族内婚制,导致了婚姻圈的狭窄。这进一步加剧了男女比例的失衡,从而使女性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在婚姻配置结构上,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剩余”,导致了女方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在婚姻交换过程中,女方要价越来越高,男方不得不承受高额的婚姻支付的压力。[5]女方作为定价者,会一次次提高价格,男方只能被动接受,并无反驳的余地。甚至男姓在争夺稀有的女性资源时,不仅接受女方提出地价格,还主动提价。
中国自古以来有从夫居的传统,即妻子嫁人之后必须跟随丈夫居住(招赘除外),成为男方家庭成员,而不再承担照顾女方家庭的责任。在新添堡,这种传统依旧存在。女子外嫁,就没有了赡养父母的义务。而赡养父母的义务全都落在了儿子和儿媳身上。外嫁的女儿和丈夫一起履行赡养公婆的义务。但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父母花费了巨大的成本。为了弥补这些抚养成本,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准备丰厚的彩礼。按照莫里斯[6]的说法是彩礼是新郎家向新娘家的财富转移,它是使婚姻契约以及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家庭中的对于妇女权力的生效。 从其本质上来说,这种补偿折射出来的事实是女方家长把女儿的权力让渡给男方家庭,男方家则以物质或货币的形式向女方家偿付养育之恩,并通过财物的补偿以显示获得权力让渡的合法性。[7]当地人对笔者说:“人家把女孩辛辛苦苦养大,不能白给你啊,多花点彩礼钱是应该的,不能对人家多要彩礼有意见。”
有关彩礼价格上涨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家庭结构的变迁、人们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观念等,但这些原因在当地并不明显。
彩礼作为一种在民间有着深厚影响力的习俗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久。新中国建立之后,彩礼被当成封建陋习遭到猛烈抨击,一度被迫转入地下。改革开放之后,彩礼习俗迅速恢复,尤其是在农村。随着社会变迁,彩礼习俗的内容和性质也发生了的变化。高额彩礼的出现和蔓延,将这一习俗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家口诛笔伐,认为高额彩礼不仅是爱情的刽子手,而且是造成农村没落的帮凶。总之,高额彩礼就像是邪恶的“潘多拉魔盒”。那么高额彩礼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本着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彩礼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高额彩礼有利于农村婚姻的稳定。当地人跟笔者这样解释:“娶媳妇这么贵,男方就倍加珍惜这段婚姻,不敢轻易离婚。一旦离婚,还得花这么高昂的彩礼,这不是平民家庭能支付的,所以在婚姻中出现问题,都会使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不会轻易离婚。”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离婚率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村社会的离婚率也在不断升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维护婚姻的稳定,成为了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高额彩礼成为了当地农村婚姻稳定的安全阀。其次,高额彩礼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随着彩礼价格的提高,使人们认识到女性的重要性,女性的家庭地位也自然得到了提升。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男孩的地位依然重要,但是近几年女孩的地位也在慢慢提高。就像当地人所说,女儿可是个宝儿,太值钱了,家里还是要生一个女儿呢。就像李银河[8]所说,从女性走向与男性平等的角度看,这(指彩礼上涨——引者注)未必是坏事,女孩从“赔钱货”逐步变得“不赔钱”“少赔钱”,甚至“赚钱”,会无形中改变农村人重男轻女的态度。
虽然高额彩礼带来了正向功能,但是其消极影响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彩礼最初的功能是崇尚礼仪,以礼的形式来维持和规范婚姻秩序,而高额彩礼却成为了高额索取财物的工具,使农村家庭在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下不胜负荷。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四点:
1.产生了家庭内部的剥削,影响了家庭和睦
高额彩礼造成了家庭内部互相剥削的事实。首先,高额彩礼给男方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父母为了完成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其次,高额彩礼会迫使弟弟晚婚或者妹妹早嫁。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在支付了哥哥高额的彩礼之后,已无力再为弟弟支付彩礼。如果兄弟两人年纪相仿,只能靠推迟弟弟结婚的年龄来缓解家庭的压力。相应地,某些家庭为了凑足儿子结婚所需的高额彩礼,只好迫使女儿早婚。父母利用嫁女儿所收的彩礼作为哥哥结婚的彩礼。最后,高额彩礼也会对新婚夫妇造成剥削。对于新婚夫妇而言,他们在结婚之后可能会一贫如洗,甚至还要背负因彩礼所欠的债务,为了还清债务,男方父母与新婚夫妇需共同筹集财物,这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
高额彩礼造成家庭内部的相互剥削,每个家庭成员都感到自己为了婚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就会使本来和睦的家庭关系出现裂痕。尤其是被迫晚婚的弟弟和早婚的妹妹,他们的不公平感更为强烈,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牺牲者。同时,高额彩礼也会造成男方家庭和媳妇之间的隔阂。男方花了高价彩礼娶了媳妇,总感觉婚姻像买卖一样,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很不舒坦,这为以后夫妻关系发展和家庭和睦埋下了隐患。
2.不利于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象征,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高额彩礼阻碍了婚姻自由的发展。在新添堡,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是婚姻大事还是由父母做主。尤其是关于彩礼价格完全由女方父母做主。如果女方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就会按照村庄平均标准索要彩礼,但是如果女方父母不同意,就会以高于当地彩礼平均标准的价格索要彩礼。即使是平均标准的彩礼已经非常高昂,何况是高于当地平均标准的彩礼呢!高额的彩礼给年轻人的婚姻戴上了无形的枷锁,由于彩礼问题造成棒打鸳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3.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
彩礼本该是缔结婚姻的信物,高额彩礼却扭曲了彩礼的内涵和性质。高额彩礼被认为是一种索要财物的赤裸裸的手段,使本该纯洁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铜臭的味道。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人管娶媳妇,叫做“买女子”。这一叫法说明当地人从某种意义上视婚姻为买卖,可见高额彩礼带来了多么恶劣的社会风气。长此以往,爱情、婚姻都失去了纯洁的内涵而异化。
4.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而言,高额的彩礼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对于父母来说只有完成子女的婚姻大事,才算完成了养育子女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在没有完成子女婚姻时,不敢将积蓄进行投资。新添堡本来就积贫积弱,而沉重的彩礼负担更是成为了当地农民身上一座大山。从儿子出生那一天起,除了传宗接代的欣喜之外,他们已经开始为了儿子的彩礼拼命的攒钱,而不是将有限的资本用来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农村结婚索要彩礼的风俗有着其本土性的文化意义,表达了农民对婚姻的重视和传统意义上的“纳征”的延续,彩礼这个形式所传达的传统中国的婚姻仪式文化,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9]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彩礼的象征意义和内涵变得日趋模糊。农民更注重索要彩礼这个形式,而选择“集体性”遗忘彩礼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高额彩礼在新添堡的出现并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虽然高额彩礼具有一定的正向功能,但是其造成的社会问题更需要得到高度关注。因此不能再任其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将其引入正确发展的轨道。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治理。首先,地方政府要提高认识,将治理高额彩礼当做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工作任务去抓。要对一切从简的婚姻当做乡村文明的典范进行积极宣传并对这样的家庭在精神和物质上进行双重表彰和鼓励。同时,将治理高额彩礼的工作成效作为考察村庄治理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让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带头,从自身做起,杜绝高额彩礼,并对索要高额彩礼的家庭进行思想教育。其次,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状况,出台相应的规范,严厉打击高额彩礼,以遏制彩礼价格继续飙升的趋势。最后,地方政府要调动宗教的力量,让当地的阿訇对其教民进行教育,不要索要高额彩礼。
当然,政府的措施是短暂性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女性资源的稀缺性是导致彩礼价格飙升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才是关键。虽然短时间内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无法解决。但是只要从现在开始,政府要积极调整人口策略、社会要改变文化氛围以及农民要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一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问题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1]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30-36.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仪注疏(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
[3]纳玉兰.河湟农村高额彩礼“探析”——以青海省峡口村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5(1):67-70.
[4]姜旭朝,蒋贞灿.农村婚嫁费用、女性人力资本和农村社会保障[J].东岳论丛,2005(5):37-43.
[5]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2):24-36.
[6]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8.
[7]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J].民俗研究,2011(3).259-268.
[8]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0.
[9]王沙沙.转型时期农村彩礼的社会学分析——基于豫北地区X村的个案[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30-35.
The Logic behind the High Price of Betrothal Gifts:A Case of Xintianpu Village from Hunning County,Gansu Province
ZHANG Yan-e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y in Northwest of China,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Betrothal gifts are property from man to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rice of betrothal gifts rise quickly and show a growing trend.The author surveys and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high price of betrothal gifts of Xintianpu village from Hunning county,Gansu province in this paper.Then author analyzes reasons and effects of the phenomenon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high price of betrothal gifts;folk culture;rural issues
G122
A
1671-1084(2017)06-0107-06
DOI 10.16221/j.cnki.issn1671-1084.2017.06.025
2017-06-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MZ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15LZUJBWZD007)
张艳娥,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回族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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