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谈萧红对鲁迅的继承

孙琦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中国文学研究]

影响的焦虑
——谈萧红对鲁迅的继承

孙琦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本文运用“影响的焦虑”这一概念，通过鲁迅与萧红的交往、阿Q与马伯乐形象的对比，分析萧红对鲁迅的继承，并通过《马伯乐》与《呼兰河传》讨论萧红企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所作出的尝试。

影响的焦虑；国民性批判；鲁迅；萧红

一、“强者诗人”——鲁迅

1935年是萧红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年。当年10月，她在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从此作为作家的萧红走向真正成熟。1934年，还在青岛的萧红将小说《麦场》（后改名为《生死场》）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回复。1934年10月，萧红收到了鲁迅的回复，从此开始了密切的书信往来。鲁迅对《麦场》赞赏有加，并将其收入了奴隶丛刊。鲁迅还在生活上给予萧红极大的关怀，萧红在上海后期几乎每日都去鲁迅先生家拜访。萧红认为，“鲁迅是祖父般的人”。

当然，鲁迅对萧红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萧红自年幼时便开始接触鲁迅作品，更身体力行地实验了“娜拉”出走后如何。《生死场》之后萧红逐渐开始了对自我创作风格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中国，萧红与萧军、胡风等左翼人士交往密切，她早期创作的作品如《小黑狗》《哑老人》甚至《生死场》等，都可以看出左翼文学的痕迹。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宣扬的“抗战文艺”的呼声高涨，萧红却在此时急流勇退。萧红曾在胡风主持的《七月》编委会上坦言“作家不属于任何阶级，作家属于全人类”，以一种先锋的姿态与左翼文学划清界限，想要摆脱这个时代带给她的“影响的焦虑”。

弗洛伊德这样描述“家庭罗曼史”：随着个体的成长，从父母的权威中获得解放，成为其成长过程带来的最为必然却也最为痛苦的结果之一。[1]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借用“家庭罗曼史”这样一个概念，阐述“强者诗人”与“后来诗人”中父子相争的关系。布鲁姆认为，在后来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后来诗人在踏入和诗歌王国的当下就开始忍受 “第一压抑感”。他要接受前驱诗人的同化，始终活在前驱诗人的阴影下。[2]3所以“后来诗人”必须挣扎，竭力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以期在诗歌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从萧红的创作之路来看，她躲避着战乱，挣脱一次次情感的纠葛，努力地寻找一张书桌，只为安心写作。萧红极其渴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甚至是这个时代的强者诗人。这首先解释了萧红为何要挣脱左翼阵营探索自己的写作风格。除了这个时代给她带来的影响，对于萧红来说，鲁迅的存在无疑是“父”般的存在，鲁迅本身也是这个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这样“父”与“强者诗人”的双重身份，形成了萧红对鲁迅“影响焦虑”的情节，并在日后愈发地凸显出来。虽然师承鲁迅精神，但萧红显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女鲁迅”。1937年，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并于1940出版；1942年，《马伯乐》上部及续篇出版。从这两部长篇小说来看，萧红在后期的创作上已经把重点由阶级对立转向国民性的批判。《马伯乐》描写了市民马伯乐在战争期间种种懦弱、逃避、虚无的病态心理；《呼兰河传》看似是一部以童年视角描写家乡风土的自传体小说，实则蕴含了深层次的讽刺与批判性质。这样的转变无疑是对鲁迅的继承与自我探索的结果。

二、“精神胜利法”与“精神失败法”

布鲁姆认为，新诗人想要取代强者诗人，就需要进行有效的“修正”，使得自己的地位具有合理性。为此，他为“新诗人”取代“旧诗人”设计了6种修正手法，即六种“修正比”。[2]5这里可以用布鲁图提出的“苔瑟拉（Tessera）”这一修正比来解读《马伯乐》中的主人公马伯乐与《阿Q正传》中的阿Q，分析萧红如何摆脱鲁迅“影响的焦虑”。

“苔瑟拉”即“续完和对偶”，是一种表示认可身份的凭物。这是一种以逆向对照的方式对前驱的续完，诗人以这种方式阅读前驱的诗，从而保留原诗的词语，使他们别具他义，仿佛前驱走得还不够远。[2]15萧红对于自己写的文章底气十足，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的像巴尔扎克和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萧红这种对于“前驱诗人”的不屑与否定显然是基于一位“新诗人”渴望超越的豪言。同样的，对于鲁迅，萧红更是“出言不逊”：“萧红说别人说她不会写小说，她气不忿，以后偏要写，并且要写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阿Q正传》是鲁迅的作品中篇幅较长的一篇，阿Q面对暴力，采取的是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还要自我安慰“是被儿子打了”，转身再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获得变态式的心理满足，匪夷所思地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阿Q的形象直接映射了国民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胜利心态”。面对讥笑嘲讽，阿Q口中的“老子以前阔着呢”就如同面对洋人的船坚利炮时破败不堪的中国无用的自我安慰，深刻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马伯乐》即是萧红所说的要“超过”鲁迅的一个长篇。《马伯乐》讲述马伯乐厌倦家庭生活，从青岛到上海开书店。后来战争爆发，马伯乐开始逃难，先是只身一人，后来带上妻儿一同辗转各城逃难，直到结尾（《马伯乐》全文未完结）他似乎一直处在这种状态。马伯乐家里有钱，生活比较西化，全家都信基督教，但是马伯乐家却始终呈现一种不中不洋，十分混乱的生活状态。马伯乐父亲穿长袍念《圣经》，十分吝啬，有病不去治疗，而是祷告上帝，期待自愈；家中三个小孩没有孩子的天真可爱，反而有着成人的野蛮和卑微；马伯乐本人，满色苍白，身体虚弱，对于生活怎样都不满，即使没有战争也时刻想着“逃”，这是一种逃避生活，逃避自我的虚无状态。马伯乐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但在战乱时代就如同蝼蚁般四处流窜，对于战争的爆发甚至抱有变态般的兴奋与期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更充足的“逃”的理由。面对着日寇即将侵占的灾难，马伯乐想着却是“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可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不同于阿Q时刻的开心自足，马伯乐时常感到悲观，常常自问“活着有什么意思”。

从上述人物形象对比可以发现，萧红并不是简单地模仿鲁迅去塑造一个抗战版“阿Q”，两个形象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指导他们的“生活哲学”。如果说阿Q一直遵循着“精神胜利法”，那么马伯乐的生活哲学则是“精神失败法”加上少许“精神胜利法”。马伯乐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带着崇洋媚外的意味，批判中国人的吝啬和低俗，殊不知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与阿Q的根本不同在于，马伯乐很悲观，是一个相当敏感和算计的人，“他的两个眼睛常闪着悲哀”，万事都要考虑好退路和后果。马伯乐受过“新式教育”，懂得小心谨慎的延续着自己“宝贵”的生命，却丧失了“人”的价值。时刻准备“逃”的马伯乐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不同于阿Q肉体的死亡，马伯乐的“死”在于精神上。萧红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深刻地讽刺了国民心态的虚无与麻木。布鲁姆认为“如果不把前驱词语看做新人完成或扩充的词语进行补救的话，前驱的词语就会被磨平掉”。[2]34《马伯乐》是与《生死场》《呼兰河传》风格迥异的作品，萧红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致地刻画了马伯乐的言行及心理活动，将讽刺与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带有女性独有的洞察力。这样一个懦弱、麻痹的男主人公是萧红所不齿的。在战争中男性本应是勇敢高尚，心怀国家命运的战士。这部并非抗战主旋律的小说实则从另外一个层面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萧红的《马伯乐》更全面更深刻的修正着“国民”这个“词语”，践行着对于鲁迅“国民批判性”的续完。

三、《呼兰河传》——“萧红式”讽刺与批判

研究萧红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她不幸的身世与其作品联系起来，忽略了萧红迫切建立个人风格、成为“强者诗人”的野心，包括鲁迅在内的评论家都认为萧红“叙事和写景胜过人物的描写”[3]。然而萧红不仅无意修正鲁迅及其同时代的男性批评家公认的她的作品上的问题，而且一意孤行，在《呼兰河传》中恣肆叙事和写景，全然摈弃了小说人物、环境、景物的描写惯例。[4]萧红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和民俗风情真实再现了一幅东北乡村图景，没有主要的叙事线索，人物轮番出场，没有强调谁是主角。对于这样一部不是如此“小说”的小说，萧红再次任性的践行着“小说没有每一种写法”。研究者往往从《呼兰河传》解读出许多“寂寞”的意味，茅盾为《呼兰河传》写序时不惜用了27个“寂寞”。其实，这样的视角带着世俗社会对于萧红身世的同情，更多的是出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及女性作家的一种悲悯。这样的解读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本本身，使得接受者在阅读《呼兰河传》时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将萧红临终前写于香港的《呼兰河传》解读为一种孤独的回望与怀乡，而忽略了《呼兰河传》中特有的讽刺意味与批判精神。萧红在描写人物时，往往将其放置在特殊场景之中，人物如戏剧人物般登场，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不同于鲁迅尖锐冷峻的讽刺，萧红的戏剧性讽刺更加善意，使得行文多了几分幽默，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这或许是来自女性的感性与柔情，或许是对自己那回不去的家乡的一丝温暖的回望。这些因素都多少成为遮蔽《呼兰河传》讽刺性意蕴的因素。

首先看小城居民。小城来了走街串巷卖麻花的小贩，于是有了小镇里的众生百态。小贩每走过一家就会有人出来看看，摸摸麻花，然而却不买，有人买一定要把 “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挑出个最大的，生怕没有占到便宜。由此在引出几个孩子为麻花而引发的闹剧。

“她们的母亲拿起铁叉子来，向着她的孩子就奔过去了，不料院子里有一个小泥坑，是猪打腻的地方。她恰巧就跌倒泥坑那了。把叉子跌出去五米多远。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诚心愉快的。”[5]330

读者与“看客”都被这样的“家庭喜剧”逗笑。东北偏远地区妇人的泼辣与大大咧咧一览无余，老人孩子的愚昧可笑，商贩的“无信经营”使得这幕闹剧“精彩纷呈”，呼兰小城变成了舞台，这样的闹剧常常上演。

再来看小城风貌。呼兰县城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子也是一处“舞台”。夏季雨多，时常淹没泥潭，使得这样的大泥潭实在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来往的车马经常跌入这个泥坑。

“被抬出去的赶着车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更好了吗？没有一个”。[5]345

这种不求上进与安于现状的国民心态于是就被展现出来了。宁可花力气去抬马车，也不愿意将大坑填上。填坑需要人力物力，谁又愿意主动承担呢？所以宁可一次次掉进泥坑，也不愿意自救，就如同这生活在极地的老百姓封闭自足，拒绝启蒙般麻木。萧红对于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与积弊发出了画外音般的指责，呈现出来却显得滑稽可笑，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级的幽默与讽刺。

相对于善意的讽刺，萧红在《呼兰河传》所表现出的批判性则辛辣尖锐，比起鲁迅有过之而不及。而萧红的高明在于儿童视角的运用，其效果如同稚嫩的孩童拉着大人的衣角说出些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极大地增强了批判的尖锐度。如在描写小团圆媳妇被烫的一幕时，萧红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啰嗦”反复细致地描写其被烫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乡里乡亲的反应。

“这时，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留下眼泪来。小团圆媳妇还活着的时候，她像要逃命似的。前一刻她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

现在她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要求了。可是一些人，偏要去救她。

把她从大缸里抬出来，给她浇一点冷水这小团圆媳妇一昏过去，可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可怜得不得了，就是前一刻她还主张着“用热水浇哇！用热水浇哇”的人，现在也心痛起来。怎能够不心痛呢，活蹦乱跳的孩子，一会工夫就死了。“[5]362

这段描写之所以深入人心，并非是萧红对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有多么同情，对迫害她的人多么痛恨，从而抒发出口号式的情感。这段描写借着未经世事的“幼年萧红”的眼睛透视整件事情，而“幼年萧红”对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好奇多于同情，对周围人的反应也是不带成人情感色彩的直接描写，从而呈现出一种“童言无忌”似的近乎公平的客观事实。所以她所仰视的成人世界才会真实得令人发指。成年人带着残忍的欲望与嗜血的本性看着一个孩子遭受非人般的折磨，却偏偏要声情并茂的“心慈”、“救她”、“心痛”。这种做作的伪善此时显得更加残忍，也直接加速小团圆媳妇走向下一轮“死亡”的进程，以满足这些“看客们”变态的欲望。这种批判掷地有声，举重若轻。

四、结语

萧红文中讽刺和批判是鲁迅文章一以贯之的，但是萧红对于“讽刺”和“批判”做出了自己风格的续完与补充。如同鲁迅“童真”的眼中看到了“百草园”，萧红“童真”的眼睛也看到了她的“后花园”。更重要的是，她还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残忍与愚昧，并用稚嫩的童声加以呈现。萧红的这种对“国民性”的探索在“左翼文学”旗帜高扬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萧红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深入挖掘、继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实现了对鲁迅精神的续完与修正，实现着“强者诗人”对“新诗人”精神上的影响与指引。就萧红短暂的生命而言，萧红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影响的焦虑”，并通过作品不断扩大着自身的影响力。以上不妨将其视作萧红企图成为“强者诗人”的一条路径。

[1]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弗洛伊德文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4.

[2]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鲁迅.生死场［[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1140.

[4]艾晓明.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15.

[5]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6]彭放.萧红研究七十年[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7]姜志军.鲁迅与萧红研究资料[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8]陈漱渝.说不尽的阿Q[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

On Anxiety of Influenceon the Inheritance from Xiao Hong to Lu Xun

SUN Q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of"affectanxiety",thispaperanalyzesthe inheritance by the contrastbetween Lu Xun and Xiao Hong in the comparison ofAh Q andmaspero imageanalysisand discussesXiao Hong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is"anxiety of influence"through the"maspero"and"Hulan River".

anxiety of influence;criticism ofnationalcharacter;Lu Xun;Xiao Hong

I206.7

A

1671-1084（2017）02-0099-04

DOI 10.16221/j.cnki.issn1671-1084.2017.01.023

2016-11-07

孙琦，黑龙江大学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