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政府对德军事补偿谈判述论

忻 怿，曹国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承担在全球制衡苏联的战略义务，为此在西欧维持庞大驻军，尽管此举有利于欧洲安保及美国权势扩张，但美国也因此产生经济负担，集中体现为驻外美军花销所进一步促发的美元外流及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促使美国国内要求缩减驻欧美军并由欧洲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做出补偿，进而形成军事补偿问题。肯尼迪(John F. Kennedy)政府时期美欧开始军事补偿谈判，相关军事补偿协议要求联邦德国收购美国军品、驻德军事设施及债券。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政府继续解决美德军事补偿问题。

1966年初，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 W. Erhard)表示，出于财政困难，德国无力继续兑现军事补偿协议，约翰逊政府为此寻求谈判解决驻德美军军事补偿问题。约翰逊坚持政治第一原则，坚持美德同盟不应因一时经济因素而伤筋动骨。但同时，在坚守美德同盟基础上，约翰逊政府亦尽力促使联邦德国为驻德美军花销担负更多责任。最终，美国以轮换部队方法撤出部分驻德美军，同时促使德国①在金融方面让步。这既是约翰逊政府缓解美元贬值及国际收支平衡压力、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美国维持中欧军力部署以制衡苏联的冷战高潮背景下，美国处理美欧矛盾的重要努力。

美德军事补偿问题反映的北约防务分担矛盾是国际关系史关注的重要事项，学界既有研究关涉谈判缘起、双方矛盾以及谈判结果对美元体系影响等方面，但对约翰逊政府处理军事补偿谈判问题的施策特点、内部分歧之论析有待提升②。为此，基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相关卷册以及 “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DO)、“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等平台披露的资料，再辅以解读美国国会史料，本文着重探究约翰逊政府对德军事补偿谈判的内部论争、应对策略及其后续遗产，以此深化考察北约内部军事补偿问题的冷战史影响，及其对理解当下美欧关系及美欧矛盾的现实启示。

一、美国对德军事补偿谈判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西欧国家则通过贸易获取美元后相继向美国兑换黄金。1957年末时美国还保有229亿美元价值的黄金，一年后便流失海外近30亿美元价值的黄金[1]。除去经济竞争力相对下滑、对外贸易导致美元外流，大量海外驻军开支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国际收支情况，尤其以规模最大的驻德美军开支影响最深。据西德央行披露，1950年至1959年，西德共从盟国获得外汇39.26亿美元，其中87%来自美国，其中相当多来自驻德美军③。欧洲新增美元外汇不断在美国兑换成黄金进而返回本国，导致美国黄金储备减少，美元愈发陷入“特里芬困境”④(Triffin Dilemma)。美国战略界认为，西欧盟国手中掌握的美元储备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具备战略意义的政治问题⑤。为此，195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第5916号文件(NSC 5916)，强调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仅危及美国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时将冲击整个西方世界对苏冷战的效能与地位。有鉴于此，白宫谋求签署美德军事补偿协议，舒缓驻德美军花销过大所加重的美元危机与黄金外流，并以此为范例，缓解驻欧美军军费对美元货币体系构成的压力。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晚期曾以强硬态度要求西德兑付军事补偿款项。1960年，美国财政部部长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与副国务卿狄龙(Clarence Dillon)到访波恩，以撤出驻德美军相威胁，要求西德每年支付6.5亿美元供驻军开支。鉴于美国大选临近，西德对上述要求不以为然，但新任肯尼迪政府继续在军事补偿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异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放弃西德采取直接付款的方式处理军事补偿问题，转而采行对德出售相关军事设施及军品方式舒缓双边军事补偿矛盾，此举获得西德理解。

扩大对德军售一方面可促进美德军事合作，进一步将西德国防军同美式武器捆绑，另一方面有助减缓美国收支困境。1961年10月底，肯尼迪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同西德国防部部长施特劳斯(Franz J. Strauss)就军事补偿问题达成协定⑥。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德共签订两份两年期军事补偿协定，有效期自1961年至1965年，共计28.25亿美元[2]。协议到期后约翰逊政府又同西德续约，计划1967年前由西德继续从美国采购价值13.5亿美元的军品与物资。

肯尼迪政府开创以军售形式缓解驻军开支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美德军事补偿问题的策略制定，但这一情况1966年后发生变化，即西德未完全落实新一期补偿协定。根据协定，西德需在1965年至1966年向美国下达13.5亿美元军事订单，并于1966至1967财年支付款项，但直至1966年9月初，西德仅提供6.65亿美元订单，付款仅2.61亿美元⑦。尽管西德声称将在协议到期前完成订购，但从当时其预算来看，这一承诺只能是空头支票⑧。对此，艾哈德致信约翰逊委婉表示西德或无法完成相关支付⑨。此举促使美国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出现6亿美元缺额，鉴于驻军成本再度提高，据美国国务院估算，此后驻德美军每年产生的开支将由1966年的7.5亿美元攀升到8.5亿乃至9亿美元⑩。

除去西德，北约内部显现的防务矛盾也导致美国就军事补偿问题愈发被动。1966年2月底，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宣布法国退出北约框架下军事一体化组织，自1967年不再分担北约军费，驻法美军被迫撤出[3]。是年8月19日，英国政府表示，如果英德再无法就驻军开支矛盾达成协议，英国将被迫撤走莱茵驻军(BAOR)。由于长期驻德的美军第7集团军产生严重负担，美国朝野要求撤军的呼声高涨，英法上述决策支撑了美国国内的撤军呼吁。而在冷战东线，规模不断扩大的越南战争更使美国处境艰难，1966年越战开支达68亿美元，此后逐步扩大到百亿美元量级，沉重财政负担消解着美国的单边霸权[4]。

国会压力也不容忽视。1966年8月底的参议院例会上，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连同他人共同提出削减驻欧美军议案。曼斯菲尔德直言，二十年来，为履行北约承诺，美国将大量军力派往西欧，得益于此，北约盟国得到极大提升，在欧大规模军事存在却使美国产生严重财政负担与货币难题，建议在不损害北约防务和团结的情况下，大量撤出驻欧美军。曼斯菲尔德还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素(Richard Russell)、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商议，争取二人理解，故此，议案跳过两大委员会审议，直接进入参议院表决议程。该议案共获得33名议员支持，尽管由于第89届国会即将结束，议案未进行表决，但仍给约翰逊政府造成较大压力。

二、 双边政府初步接触

约翰逊政府明晰，妥善处理美德军事补偿问题已成当务之急，否则将冲击跨大西洋联盟，动摇美国对欧安保承诺乃至大国信誉。1966年8月23日，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迪(John Leddy)向国务卿腊斯克(Rusk Dean)建议，应联合英国共同协商棘手的补偿协议和驻德武装问题，腊斯克也如此建议约翰逊，三边会谈方案因而确定下来。约翰逊致电英国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鉴于英美共同面临收支及驻军难题，希望共同与西德谈判，英方予以肯定答复。9月下旬，西德总理艾哈德同意补偿协议到期后开启三方会谈。为此，艾哈德计划9月访问华盛顿，同约翰逊政府交换意见。

艾哈德访美前夕，对如何处置西德未履行军事采购协议事宜，美国朝野呈现不同意见。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鲍尔(George Ball)建议要求西德1967年6月30日前履行全部付款并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让步，可将1966年12月31日这一本来的最后期限延长6至12个月。约翰逊政府决定，西德需尽快下达全额军事订单，并将履行相关义务的最后期限延长6个月，即至1967年6月30日。

1966年9月26日，艾哈德会见约翰逊。艾哈德坦言，军事采购承诺建立在过去经济高增长之上，但西德经济目前趋于平缓，政府预算有限。约翰逊表示理解相关情况，但对西德无法履行军事采购承诺十分失望。约翰逊强调，美国同样处于困难境地，如果别无他法，撤军或许是一种选择。艾哈德表示，撤军显然不是西德希望看到的，称将尽力尝试增加预算，实现采购承诺。两位领导人另外一致同意召开美英德三边会谈。10月7日，约翰逊任命大通银行主席、总统经济事务顾问麦克洛伊(John McCloy)为谈判代表，指示其尽力减轻美军驻德部队负担并在美英德之间实现驻军开支的相对公平分担。

10月20日，三边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波恩举行，麦克洛伊同德国代表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和英国代表汤姆森(George Thomson)会面。麦克洛伊向各方阐述美国立场，并提议对现有北约驻德武装的技战术水平及财政状况、国际收支和苏联威胁等问题进行重估。英德代表同意相关想法，并设立三个小组展开具体研讨。但谈判伊始，西德突发变故，艾哈德政府内阁中隶属于自由民主党的几位部长因不满政府财政政策而辞职，基督教民主联盟也不再支持艾哈德，因此其被迫下台。西德政治突发变故导致谈判暂时中止，新一届西德政府产生之前，军事补偿问题谈判显然难以产生实质性进展。

三、 谈判策略调整与双边折冲

1966年12月初，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基辛格(Kurt G. Kissinger)就任总理，三边谈判得以恢复。西德新政府任命达克维茨(Georg Duckwith)作为代表重新参加谈判。基辛格政府显然难以接受强硬的军事采购协议，约翰逊政府因而须确定与西德新政府会谈的策略。约翰逊此时面临难题，即如何缓解迫在眉睫的收支负担、应对国内压力，以及是否削减驻德美军，如果削减，规模多少。为此，白宫重点考虑削减驻德盟军将产生的影响，包括中西欧安全保障这一根本问题；跨大西洋联盟是否会因撤军出现危机；对美德关系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以及此时撤军对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之冲击。

上述问题在约翰逊政府内部激起辩论。经过研究，1967年2月23日，白宫行政班子为总统提出“轮换基地”方法，助力削减驻德美军、缓解开支压力，核心在于所谓“双重基地”(dual basing)方案：伴随美军战略运输能力提升，可在本土基地与欧洲基地之间定期轮换部队，强化相关武装力量在跨大西洋的两个军事基地之间的快速反应能力，解决驻军开销难题；据测算，可将三分之一陆军战斗单位及四分之一空军战斗单位撤离欧洲，且须保证紧急情况下，相关陆军可在三十日内、空军可在数日内返回欧洲投入作战。

财政纪律严格、强调控制军费的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可撤出两个陆军师中的四个旅以及六个空军联队所裁减的324架战机，为此可每年削减2亿美元开支。腊斯克不认同麦克纳马拉，只认可撤出两个陆军旅和162架战机，强调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将会对美国对欧防卫能力造成冲击，且受美国撤军影响，北约盟友或相应减少驻军。麦克纳马拉反驳认为，大规模冲突爆发前总有一定时间预警，美军具备充足时间返回欧陆。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认可上述观点，认为美军现有运输能力无法在战时紧急战略空运，没有任何理由撤出欧洲，不应如此大规模撤军。负责对德谈判的麦克洛伊向约翰逊总统提交备忘录，反对麦克纳马拉的撤军主张，认为此举严重影响美欧同盟，破坏跨大西洋集体安全，他另外表示，若美国能保证军队战时迅速返回欧洲且只撤出适量部队，便既可展示美军战略投送能力，也可使盟国接受部分美军撤离。经济账方面，美国财政部提出，轮换部队方式有助于减少经济负担，同时需在新一轮谈判中扩大同西德的金融合作，保证其不将持有的美元兑换为黄金。

至3月1日，约翰逊总统在给麦克洛伊的指示中提出三项原则：第一，北约盟国需根据严密的防务考虑决定驻德武装员额；第二，西德应自主决定其向美英采购军事物资的数量，进而切实提升自卫能力；第三，影响盟军驻德员额的支付问题，应在盟国间通过支付领域合作或其他一致同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同时，约翰逊指示麦克洛伊在撤军数量方面同西德有效沟通，总统强调，我们准备割断德国(向我们)采购军事物资同做出抵消(外汇收入)安排之间的联系，并准备采纳其他建议来解决这一问题，具备这种新气氛，谈判会顺利进行。为此，美国计划促使西德购买5亿美元中期国债，以此尽力抵消美军驻德部队造成的美元外流，同理，美方希冀西德也购买英国国债，促使英国在莱茵地区长期部署重装甲师御苏[5]。

约翰逊政府对德谈判的策略转变影响了会谈进程，促使会谈得以较顺利进行，即美方放弃肯尼迪政府以来要求西德军事采购为主的谈判策略，将美德合作扩大到金融领域，并以轮换基地方式撤出部分美军。此种策略调整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西德政府更迭，过渡时期产生的西德新政府显然比较脆弱，无法接受美国强硬的谈判条件，一旦西德效仿法国强调防务自主甚至于从法国求取安全保障，这反而是白宫最不愿看到的地缘政治后果。

从现实角度来看，约翰逊尤其重视避免撤军引发后续政治冲击，其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很可能成为导致美国深陷越战甚至引发北约解体的领导人，因此反复强调不应因经济问题而轻易损害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即“让第一位的事处于第一位”。为此，约翰逊拒绝继续以全面撤军威胁西德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的谈判策略，并放弃阻碍谈判的军事采购策略，寻求在国际收支领域与盟国深度合作。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麦克洛伊的立场与总统相似，均着眼于避免过度撤军对美欧关系以及规划中的对苏“缓和”(detente)战略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缓和”态势开始显露，但美国仍需做好对苏防务，完全采用轮换基地方法撤离美军无疑会削弱盟军的战略反应能力。对西欧而言，艾哈德政府突然倒台为西德对外政策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戴高乐主义对西欧欲求战略自主的人士产生吸引。故而，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信守对欧安全承诺、缩减驻德美军以及舒缓美德矛盾之间做出艰难平衡，进而改变谈判策略。在这一进程中，约翰逊还须审慎考虑自身决策对美国大国信誉造成的影响，以防自身的撤军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期，国会压力也促使约翰逊政府不得不仔细考虑撤军问题。1967年初，曼斯菲尔德再次就撤军问题提出议案，这次其获得42名议员支持。面对上述综合情况，约翰逊政府加速调整谈判策略，对德适度让步从而寻求突破。

四、 西德库尔特·基辛格政府时期的美德军事补偿谈判及其成果

西德新政府上台后的首次三边谈判始于1967年2月27日，美国在补偿政策上的让步使谈判进入下一阶段。3月3日，麦克洛伊向英德代表阐述约翰逊政府的新立场，强调西方必须恢复合作、维护同盟，西德代表认可经济问题不应影响安全保障这一底线。此外，西德内阁将于3月15日讨论三边会谈事项，面对英国提出希冀西德先就军事采购问题做出承诺之请求，西德予以拒绝。对此，西德内阁3月中旬的会议结果成为左右三边会谈的关键。

3月4日，麦克洛伊求见西德总理基辛格，阐释了约翰逊政府不再强求通过扩大对德军售来缓解收支平衡问题的战略善意，积极说服基辛格。3月15日，西德内阁会议期间，国防部部长施特劳斯反对对美让步，基辛格尽力压制反对派，最终在补偿问题上适度对美英让步，接受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投入2亿马克购买英国军品这一条件。此外，西德计划同期耗资1.5至2亿马克采购英国民品，以使英军继续留驻莱茵地区。3月20日至21日，三边会谈进一步就撤军人数与补偿问题取得进展。麦克洛伊正式提出以“双重基地”方式撤离美军第24步兵师中的两个旅以及三个空军联队的部分撤军计划，西德对此未予以立即回应。基辛格4月4日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轮换部队方案的担心：西德同意美方意见，北约驻德武装不应受制于暂时财政困难而轻易削减，应由共同安全防卫需求做长远打算，但对美方有关部分美军撤离不影响北约对苏防务之判断持怀疑态度。

为此，美德联合小组对部队轮换计划进行审查，西德国防部部长达克维茨认为美军撤出的战机数量过大，要求撤离战机数量不得多于72架。经过折衷，美军战机撤离数量确定为96架，西德承诺尽力扩大采购英国军品和民品，英军则撤离一个约5000人的陆军旅。此外，美英暂时撤离西德的陆空军均会定期回驻西德基地，并参加联合演习，维持对苏防御战力，且时刻保持高度战备，确保十天内返回西德参加战事；对美补偿方面，西德同意1968财年购买5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帮助美国抵消驻德美军所耗军费，助力减少美元外流现象，同时西德央行承诺不将持有的美元运往美国财政部兑换成黄金。至此，会谈各方矛盾基本解决，4月28日晚，美英德签订《关于三边会谈的最后报告》，谈判正式结束。以《最后报告》为基础，1967年4月及1968年6月有关方面达成两份军事补偿协定，确定了60年代晚期暂时处理美英驻德武装部分撤离与支付补偿问题的框架，为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最终处理军事补偿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舒缓北约内部矛盾、协调美欧立场以共同应对60年代末开启的西方对苏“缓和”战略铺垫了前期准备。

五、 结论与启示

美德军事补偿问题是贯穿20世纪60年代北约内部治理以及美国对欧防务战略调整的关键事项，凸显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防务分担等问题所产生出的深刻抵牾与调解努力。艾森豪威尔政府曾以强硬态度要求联邦德国支付驻军开支，同期亦以撤军相威胁，要求法国顺应相关要求，但效果均不理想，反而增强了西欧的独立自主意识。为此，肯尼迪政府要求联邦德国以军事采购方式购买美军物资，进而缓解驻欧美军负担、舒缓国际收支困境。约翰逊政府进一步扩大美德金融合作，除去继续推动西德采购军品，另将补偿方式扩充为引导西德购买美国国债，并要求西德央行保证不将所持美元兑换成黄金。华府同时通过“双重基地”方案撤出部分驻德美军，削减驻欧武装力量总开支，暂时缓解了驻欧美军造成的收支与财政负担。美方此外通过三边会谈引导西德亦照此舒缓英国的国际收支困境，维持了英军在莱茵地区的驻军，并通过强化战略投送能力弥补部分美军撤军导致的驻欧军力削弱状况，为即将到来的对苏第二次战略“缓和”搭建了依旧有效的中西欧安全防卫态势，总体巩固了北约内部团结，暂时缓解了同盟内部负担分配，避免了西德产生被“抛弃”的“同盟困境”，是美国调控同盟体系内部矛盾的有益经验。

就此，美国通过继续赋予西欧安全保障这一重要的“安全”公共产品，促进了部分美元成功回流本土，在地缘和空间上强化了安保换取美元币值稳定的跨大西洋特殊纽带性联系，并在时序上暂时延缓了“特里芬困境”的发展与恶化。相关过程总体体现出美国就军事补偿问题的不断妥协与让步，这是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萎缩、欧共体国家集体崛起、德法独立自主意识不断滋长这一国际权势格局突出变化的根本反映。

美国战后缔造并统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种华盛顿提供公共产品、合作框架、各项“服务”以及开明但以美利坚为中心的新型规则体系，但当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减少或变得有偿时，被美国支配的怒气便会滋长；正因美国既是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提供者，又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传统现实主义大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不断增加时，其主导下的秩序便存在动摇乃至消解的可能[6]。鉴于此，冷战时期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等双边行为体之间都曾出现类似60年代后期美国同西欧盟国因军事补偿、驻军开支问题产生出的权责不清与“搭便车”困境，凸显作为“自由主义利维坦”的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衰微时期维持承诺履行与自我利益实现之间的长期纠葛和持久冲撞。

事后来看，约翰逊政府对德军事补偿问题谈判总体效果是暂时和有限的。经济层面，约翰逊政府力图在天生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填补巨额国际收支漏洞，但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特里芬困境”。腊斯克与麦克纳马拉为此曾建议约翰逊果断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制，但总统并未接受。直至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后，美国才从这一风雨飘摇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但也激发出持续至今的美元超发与美债暴增问题。府会关系层面，行政部门力推的相关谈判虽部分缓解了美元外流并部分撤军，但国会并不满意，民主党国会领袖曼斯菲尔德仍继续推动进一步从欧洲乃至东亚撤军，扰乱着行政部门的全球战略，成为70年代府会矛盾的重要组成。

德美关系层面，美国接二连三的近乎“索要”式的经济补偿要求，伤害了德美关系，激发起西德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西德政治精英对此评价道，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但也仅仅是部分地一致而已；双方的利益差别很大，这是无法否认的，也无法通过妥协来加以消除[7]。同时，西德高层认为，防务分担勾引起德国被占领的历史记忆，在政治上令人反感。后来的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对此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法、英、意、比等国驻军亦有类似开支困境，但美国并未要求所在国“平衡外汇”，要求西德军事补偿无疑是在变相向德国索取占领费，增加了德国的对美捐税[8]。本质上，美德军事补偿协定完全是用西德的税收弥补美国的财政漏洞，间接帮助维系着本已衰败的美元币值[9]。为此，西德政治精英内部已经萌发的战略自主理念进一步增强，这为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施行“新东方政策”并积极缓和德苏关系以及西德的战略自主趋向奠定了基础。美国费尽周折达成的“双重基地”计划则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影响而告吹。

美德因军事补偿问题产生的博弈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尼克松政府前期延续肯尼迪政府以来的军事补偿谈判思路，在军事采购和金融领域扩大美德合作，取得一定成效。至1976年，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完全瓦解，美德军事补偿协议存续的货缘环境完全改变，美国进而主要在北约框架下继续寻求盟国直接分担防务开支，并大规模削减无偿军援而改为有偿军售，美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同盟关系也逐步调整为强调双边协商及多边合作的新模式，美国同期在全球维域内鉴于美苏“缓和”积极事态而得以部分撤军、战略收缩[10]。但美国同其盟国围绕防务开支问题的矛盾仍是在冷战晚期及后冷战时代长期困扰西方国家内部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引爆点，美国处理相关问题的历史经验值得后发大国积极汲取，进而在自身地区安全体系构建过程中趋利避害。

注释：

①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称德国均指联邦德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即俗称的“西德”。

②齐默尔曼(Hubert Zimmermann)所著的《占领代价、驻军代价与抵消付款——有关冷战负担的冲突》(Occupation Costs, Stationing Costs, Offset Payments - The Conflict over the Burdens of the Cold War)考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德军事补偿谈判的演绎进程，对双方矛盾及谈判内容予以透视；斯隆(Stanley R. Sloan)通过《管理北约盟友：国会与责任分担》(“Managing the NATO Alliance: Congress and Burden Sharing”,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Spring, 1985, Vol. 4, No. 3, Spring 1985)一文，从国会专业视角分析了北约国家内部的防务分担问题。国内研究成果中，韩宝禄日所著《北约防务责任分担及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外交学院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较系统地梳理了盟国之间就北约防务问题的分歧，涉及相关时期的美德军事补偿谈判问题；孟晓雪所著《约翰逊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初探》(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旨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德政策调整，但对军事补偿问题的关注不够；王雯菲《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德补偿谈判的策略——基于第12号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的分析》(《德国研究》，2020年第2期)一文专门阐述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德军事补偿谈判的最终解决，对约翰逊政府任内相关努力有所涉及；崔丕《美国美元防卫政策的演变》(载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与俞建飞《美元防卫政策研究(1961-1968)》(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成果从美国政府维护美元体系稳定性等经济冷战角度涉及到美国同其盟国关于军事补偿问题的谈判策略。

③参见Zimmermann H, “Occupation Costs, Stationing Costs, Offset Payments - The Conflict over the Burdens of the Cold War,” in Detlef Junke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36.

④1960年，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但各国为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矛盾在国际经济学界称为“特里芬难题”，其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及其垮台的必然性。

⑤Memo from Dillon to the president, May25 1962,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reasury, Box 289, Kennedy Library, 转引自，温强：《浅析肯尼迪政府时期美法在支付领域的矛盾》，《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

⑥FRUS: 1961-1963,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10[G]. Editorial Note:133.

⑦FRUS: 1964-1968, Germany and Berlin, Vol.15[G]. September 19, 196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to President Johnson:413.

⑨FRUS: 1964-1968, Germany and Berlin, Vol.15[G]. July 5, 1966, Letter From Chancellor Erhard to President Johnson: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