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平凹《暂坐》看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困境

侯业智，鲜思文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19世纪60年代，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此时的生态学只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生态学”的研究范围逐渐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扩展，成为一门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针对社会上出现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现象，我国学界对“精神生态”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但此时的“精神生态”研究并未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21世纪初鲁枢元先生对“精神生态”的学科界定做出贡献，他在其著作《生态文艺学》中采用三分法将生态学划分为三类即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以及精神生态学。鲁枢元先生秉持“人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1]的观点，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2]。在鲁枢元先生看来，现代人的精神病症主要表现为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以及心灵的拜物化这几个方面，其中“存在的疏离化”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疏离[3]。

鲁枢元先生对于“精神生态”的构想与阐释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畅广元认为全球时代的文化危机就是人类生存境界的危机，提倡人必须要进行自我革新，由本能境界的生存走向生态境界的生存[4]。以陈家琪为代表的学者将“精神生态”看作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状态，重视语言符号系统在精神生态环境中的作用[5]。而学者王岳川将“精神生态”理解为精神界的生态系统，认为是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精神生态的失衡，提倡在借鉴西方文化思想以及汲取东方文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创新来解决生态失衡的问题[6]。学者们的不同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精神生态”的内涵。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整体性精神关怀向度”[7]的作家，其文学创作不仅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时代变革下个体的生存境况还关注个体精神生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浮躁》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州河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浮躁的世相与心相。《废都》与《白夜》讲述着以庄之蝶和夜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新旧交替下灵魂的无着与困顿，“借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失衡鸣响着传统的碎裂之因”[8]。《高老庄》以高子路返乡寻求精神自救到再次逃离故乡的历程详细述说着处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人格精神是怎么萎缩的，性是怎么萎缩的”[9]。《怀念狼》通过讲述人与狼之间既敌对又共生的故事，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批判，折射出贾平凹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忧虑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想。《秦腔》通过描写清风街土地的荒废以及传统文化的没落，表达对时代剧变下人们精神无处扎根的哀思。《带灯》则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人的精神生态三个层面对社会进行反思。

纵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他始终在叙事变化中勾勒着时代剧变下人们精神嬗变的脉络。其笔下的无论是乡土题材小说还是城市题材小说，都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与挤压以及人们身心观念的变化，蕴藏着浓烈的生态人文情怀。小说《暂坐》延续了之前的创作思路，贾平凹再次选取西安这座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现代化城市为小说的创作背景，以海若众姐妹的都市生活为中心展开书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反思，再次叩问“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历经了怎样的创痛？”[10]根据鲁枢元先生对于“精神生态学”的界定和阐释，从“精神生态学”的视角解读《暂坐》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以“西京十玉”①为代表的都市人所面临的精神生态危机。

一、人与自然的疏离：失意地栖居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设置单独的章节论述自然的价值，将自然价值细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审美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等十种类型[11]。他认为人类的生态福祉不仅根植于自然，就连人类复杂的心智也是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而演化而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各种便利的基础设施都在展示着人类所创造的工业神话。人们在享受工业化所带来的便利时同样也受到威胁，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盛行使得人们盲目地开采自然资源、盲目地从事生产活动，导致全球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除此以外，随着社会对竞争的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利益竞争而逐渐恶化，社会生态平衡也面临着严重威胁，而“世界是‘自然—社会—精神’统一的有机整体”[12]，自然生态以及社会生态的失衡势必也会导致人们精神生态的异化。

园林作为家园和山林的有机整合是最能直观地展露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所。在古代，园林艺术最讲究意境，按照精妙的构思、巧妙的布局则将山石草木、亭台楼榭、湖水清泉建造于有限的空间之中，使得有限的空间内藏着无限丰富的园林景色，让人们居家时就能获得审美体验，享受到“在野”的乐趣，在移步换景之间便能体悟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真理。在现代，城市园林的出现则满足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但是小说《暂坐》里的人物都生活在由钢筋水泥浇筑的空间中与自然相疏离，而以陆以可为代表的都市女性则更是对城市绿化带里常见的柿树、槐树一无所知。在力图打造森林城市的“西京城”里，以章怀为代表的商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则从陕南、陕北等地方的乡下收购大量的古树并将其移栽到城市，这种以破坏乡村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城市美化在现代社会中屡见不鲜，也违背了人与自然美好共处的宗旨。贾平凹在小说中花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暂坐茶庄的壁画，画里僧人力士与山林动物相处和谐。而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都喜欢用自然景观来装饰自己的私人空间，例如悬挂自然画、造生态鱼缸等，这种“筑居”的行为其实将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与大地的生命支撑系统相联系起来，满足了都市人心理上回归自然的需要。“筑居，是身体在自然中辛劳创造；栖居，是精神在天地间的诗意蕴藉”[13]，但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便利而将室内布置交给了装修公司，体验不到“筑居”的诗意。

自然是人类的精神根基，人越是远离自然，就越是会变得焦虑不安。在现代社会中，工业生产和商业利益逐渐扭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旨趣。“雾霾”是工业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饱含生态人文情怀的贾平凹将这一现实问题写进小说之中，使得《暂坐》里的“雾霾”不仅仅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现象，更是一种符号、一种意象，象征着小说人物精神生态的失衡。小说从开篇便交代了整个“西京城”的环境状况：“好像已经初春，雾霾却还是笼罩了整个城市。”[14]直至小说结束雾霾也“浸泡了这个城，淹没了这个城”[15]，不仅如此，小说中所提到的诸多空间几乎都有雾霾的存在。而生活在“西京城”中的海若众姐妹则就像被困在这雾霾囚笼中的蜂，烦躁、憋闷、焦虑等情绪充盈全身，“无处逃遁，只有受，只有挨，慌乱在里边，恐惧在里边，挣扎在里边”[16]。放生本是一件充满悲悯之心的善事，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善意。贾平凹在《暂坐》中单独设置了众姐妹在曲湖放生这一戏剧性场面：海若和众姐妹在曲湖将小唐买的大龟放生时，不仅天空下起了雨点，大龟还冒出水面点头。正在众姐妹都自我感动以为是做了一件大善事时却得知这大龟是管理处的人白天卖给游客放生，夜里捞钓再卖的。在精神生态学领域，“人心”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由于外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与刺激，人们的内在心性逐渐发生了病变，而以“西京十玉”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诗意的栖居”也逐渐为“失意地栖居”所替代。

梁漱溟在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说“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不可一息或离，人涵育在自然中，浑一不分”[17]。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现代人整日生活在人工装饰的世界中，与自然相疏离，舒适便捷的城市生活并不能掩盖掉人们心中的烦躁与苦闷。正像詹姆斯·莱德菲尔德所说的那样“我们沉湎于构造一种世俗的、物质的安全感，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精神上的安全感”[18]。“诗意地栖居”强调的就是在实践中和精神上保护自然，而缺少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或者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谋求都市的发展，这些行为势必会反噬到人类自身身上,让我们失去大地的支撑，失去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家园。

二、人与人的疏离：爱的本能的缺失

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各种新奇体验的同时，也考验着人们的能力，刺激着人们的欲望。齐美尔曾从规模、分工以及货币经济三个社会学角度来论述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而金钱能让人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使人逐渐冷漠[19]。在这个只讲求效益与竞争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充满理性计算，人的独特性逐渐萎缩，人的精神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小说《暂坐》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随处可见，无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或是家人之间都存在着疏离。作品中的女性内心是孤独寂寞的，她们都有着自己的苦楚而不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流，或是想要交流却找不到真正值得信赖的人。

以暂坐茶庄老板海若为中心聚集起了西京城各行各业的美女老板，她们都是经济独立、生活富足、姿色优美的单身事业型女性，爱情婚姻虽然不顺利但是友情成为她们报团取暖、排忧解难的港湾。她们众姐妹互帮互助，自从夏自花患上白血病以后，海若众姐妹不仅到处为夏自花寻找与之血小板相匹配的人，还主动承担起轮流照顾夏自花以及其母亲和孩子的责任，夏自花去世以后，海若众姐妹又主动操持起夏自花的丧事，并为夏母和孩子的未来做打算。海若为人大方、办事利落是众姐妹中的大姐大，每当众姐妹遇到生活上或是工作上的难题时也都会来暂坐茶庄找海若帮忙。海若在司一楠曾经的家具厂出事以后，第一时间与亡者家属调解，并将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司一楠，帮助司一楠拥有西京城全市最大的红木家具厂。陆以可想将自己的广告公司的生意扩大也希望海若帮忙引荐市委秘书长。

贾平凹以夏自花为线索，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对海若众姐妹之间的真挚友情给予了称赞，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真挚友情又被再次拆解和否定。向其语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姐妹的隐私，应丽后和严念初因为借款合同而互生嫌隙，而在众姐妹得知市委书记倒台，副市长被双规，海若被市纪委带走调查以后便渐渐地不再来暂坐茶庄，这个曾经被她们称为“圣地”的地方。曾经海若众姐妹之间亲密无间，在权利、经济利益以及名声面前她们又会不自觉地带上伪善的面具，以虚伪的面貌示人，姐妹之间相互算计，姐妹情深在利益面前变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堪一击。虽然高压的都市生活将许多陌生人聚集到一起相互取暖，但是个人在享受自由生活的同时，内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孤独。在海若感到内心焦躁不安，想要找人倾诉时，却发现姐妹们中无人接听电话，就连曾经的蓝颜知己羿光的言语间也尽是敷衍，海若的内心充满了孤独与寂寞。人是社会性的，任何人都有归属与爱的需求，都渴望与朋友、爱人以及亲人之间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得到他人的认可与爱护。亲密关系的获得能让人提升自我认同感，可以轻松有效地应对社会中的诸多疑难，但是亲密关系的失去同样会让人在精神上产生焦虑、孤独等情绪。海若众姐妹之间由于缺失了信心、诚心的庇护而赤裸裸地暴露在压力、寂寞、空虚的面前。

在文学史上，无论是远古的神话故事还是当代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爱是文学作品中常被歌颂的主题，无论是朋友之爱亦或是亲人之爱。而在现实生活中，爱更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能够帮助人们走出精神的困境。但是在小说《暂坐》中父母之爱是缺失的。陆以可原本是武汉人，由于青年时期的叛逆一心想要摆脱父亲，便辍学到社会上做生意，一个人在众多城市间漂泊不定，毫无归属感，定居“西京城”只是因为见到了父亲的“再生人”，在生意遇到阻碍想离开“西京城”时，却因再次见到父亲的“再生人”而犹豫。“故乡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或亲密，是一个始终被感情奉为神圣的地方”[20]，小说将父亲与故乡相联系起来，父亲代表着情感上的归属，此处的“再生人”其实就是一种隐喻，暗含着陆以可精神上的孤独与寂寞，陆以可不断地寻找父亲，其实真正寻找的是自己精神上的故乡。母爱的缺失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海若离婚后独自一人抚养儿子海童，但是海童从小叛逆“不用功学习，又常常作恶”[21]，海若望子成龙心切便将海童送去国外留学。但是天各一方的母子俩时常因金钱发生争执，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的海若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却显得束手无策，就连儿子私交女朋友、偷跑回国这一类的事情作为母亲的海若也是从旁人口中得知的。家人本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存在，但是在《暂坐》中我们看见家人之间的关系是生疏而凉薄的，海若忙于工作却忽视了对海童的教育与陪伴，而海童也由于母爱的缺失而变得固执叛逆，也缺少了对母亲应有的尊重与体谅。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社会对竞争的鼓励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竞争使人精于衡量，技术则放大了人们的孤独感。科学技术的实用性质让人在处理生活中的琐事时变得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冷漠。而现今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是在家人团聚亦或是朋友约会时，我们总能见到自己或者他人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原本面对面的交流方式逐渐衍变为人与手机按键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正如贾平凹在《暂坐》中写道“任何人有了手机，手机就是了上帝，是神，被控制着也甘愿被控制着”[22]。

三、人与自我的疏离：信仰的缺失

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对于自我理性的认识，哲学家们对于人与自我关系的探究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一直延续至今。鲁枢元认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则表现在信仰的丧失、理想的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23]信仰的缺失会导致精神的真空化，人在现实生活中听不见他人内心发出的声音，也听不见自己内心所发出的声音，不仅使生活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还会“引起自我肯定的坍塌”[24]。海若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深刻地体现了人自身的矛盾性。海若在暂坐佛堂读书时按照“人在真理路上的七个阶段”[25]对自我进行了剖析，不知自己是处于“堕落的自我”阶段还是“责难的自我”阶段，此时的海若深刻地知道自己身体里存在着太多龌龊与不良的东西，认识到自己的物质欲望所带来的痛苦与不安。戏剧性地是在海若与自我进行对话时又很快被常客马老板所中断，并将羿光送给自己的书法作品卖给了马老板，深知欲望能带来煎熬的海若在第一时间还是放弃情谊选择了金钱利益。由于外在物质的引诱，海若在自己的精神泥沼里挣扎不安，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

佛家所提出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态智慧，其中的“诸法无我”是佛家引导众生了悟人生、澄澈自我及认识世界的重要理论[26]。佛家认为妄执“我”的存在，人心就会受到欲望的侵害，人就会经历轮回的痛苦而无法解脱，因此主张“诸法无我”，强调只有破除对自身的执着，摆脱妄执的自我才能解脱痛苦。海若众姐妹是事业有成的现代女性，整日穿梭于各种大型商场、饭店之间，每天讨论的话题也是美容、购物消费、人脉资源，较普通人而言她们有着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是她们身上还是存在着“太多的精神追求和太多的生活辎重实在难以调和”[27]的困扰。众姐妹从一开始就在期待着西藏活佛的到来，她们修缮佛堂，盼望着能皈依活佛，期待着能够从活佛那里得到指点和庇护，可是每当问起活佛到来之日时，收到的消息总是快了，而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众姐妹想要皈依活佛实际上是带着一种避祸求福的实用心理。应丽后在得知放出去的贷款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便想着去茶庄佛堂给佛焚香磕头，求佛祖保佑。海若得知员工小唐被纪委带走以后，心理久久不能平静，不仅给佛上香还将柜子里的关公像重新安位供奉，相信诸神能够给她加持，给她能量。较城中村的许多人而言，海若众姐妹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是她们依旧执着于对金钱名利的占有与追求。活佛就是她们的信仰，是她们给自己的心理慰藉，她们以为活佛到来时生活中的疑难都可以迎刃而解，也能将她们从贪婪、焦虑、烦乱等心理困扰中解脱出来，可直到小说结束，众姐妹翘首期盼的活佛也未曾来到“西京城”，她们所信仰的东西也只是虚无的存在。

在信仰缺失的状态下，人的道德底线也会被打破。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雾霾这么严重啊，而污染精神的是仇恨、偏执、贪婪、嫉妒，以及对权利、财富、地位、声名的获取与追求”[28]。年轻漂亮的严念初嫁给了年过半百的教授，在女儿一岁半时两人却离了婚，留下教授一人独自照顾孩子，然而这个女孩儿并不是教授亲生的。严念初为了自己的声誉与利益，不惜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欺骗他人。作为作品中唯一的男主人公羿光兼具着作家和书法家的身份，他的书法作品因能够疏通商界和政界而价值“千金”。可即使是如此富裕的羿光也一直欠钱不还，还和借钱买字的买家讨价还价并直言“那你吃肉我喝个汤么”[29]。自古以来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里以羿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却丢失了文人应有风骨。辛起原是陕西南部的乡下人，十六岁时便来西京城打工挣钱，日子本就过得紧巴的她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惜将钱全花在穿戴上，婚后的她更是不满足，不惜为了金钱放弃自己对婚姻的忠诚偷偷地与一个七十多岁的香港老板相好，甚至试图采取极端的方式获取利益。从俭朴的乡村来到繁华都市的辛起已经被这个追求精致的现实世界迷乱了心智，对外在物质的追逐使她丧失了爱的能力，既不能正确地爱自己，也无法正确地爱他人。

在一个极度充满物欲、焦虑的现实世界里，人们被暴露在金钱、利益、名利面前，沉迷于官能的刺激与享乐中，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真空化成为现代人最严重的精神困境。人的物质欲望越来越强烈，人生存在的意义就会越来越空洞，而迷失信仰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对生活不再持有热爱，而婚姻的失败、社会道德的缺失让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也面临崩溃。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个人想要找寻到内心的光明，追求心灵的安静与美好，就得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回归到人类的内部自然。

四、结语

“佛家主张因缘和合，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生成的，暂时相对的，导致众生与世界的无常。”[30]小说结尾处，海若被带走，众姐妹不再往来，曾经觥筹交错的画面如今都涣化为泡影。四十多年的都市生活使得贾平凹拥有了更加宏阔的文学视野，年近古稀的他对人生存在的意义也有了更多的哲理性思考。贾平凹在《暂坐》中通过“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31]，写出了现代都市人精神生活的众生相，警示我们在遭遇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疏离后“生命中一切积极的、向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机、动力几乎全部被瓦解，剩下的只有无法排遣的软弱、孤独、空虚、绝望……”[32]小说的标题取名为“暂坐”，既象征着人生是由不同阶段组合而成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修行，同时也象征着现代人需要慢下来才能回归人类内部的自然，才能突破疏离、脱离困境、重拾信仰，寻找到人生的意义。

注释：

①是对小说中以海若为中心所聚集起的夏自花、陆亦可、严念初、希立水、向其语、应丽后、司一楠、虞本温、徐栖以及冯迎众姐妹的别称，因每人有一块玉而称为“西京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