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司农少卿宋遵贵与隋东都洛阳经籍散亡汇考

朱姝民，刘全波

(1.天水市博物馆，甘肃 天水 741000；2.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后继之以南征北战，终于在589年灭陈，统一中国。开皇时代，隋文帝勤于政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改革官制，选拔人才，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隋文帝死后，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隋炀帝一生抱负满怀，北却突厥，西巡张掖，东征高丽，开凿大运河，但由于隋炀帝不惜民力，终于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地官员也纷纷加入到反隋的运动中来。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杀于江都。隋朝历二世而亡，对于隋朝的灭亡，唐朝史官在修撰《隋书》时，多有议论。《隋书·隋文帝纪》载：“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1]虽然上文历数隋朝之过，并言隋文帝“素无术学”，但历代王朝在建国之后，都很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搜集整理，并形成了通过整理图书典籍来昭示文治之盛的传统，隋朝亦不能例外，开国之后的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其实还是做了不少工作，隋炀帝气魄极大，在图书典籍上的贡献，甚至是前无古人，但是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之中，隋炀帝所集聚的图书典籍迅速散亡，成为中国图书典籍发展史上的一大厄。

一、隋代图书典籍的整理与收藏

(一)隋文帝时代的图书整理与收藏

开皇初年，隋文帝即有校订官藏图书典籍的敕令，但因主持者萧该与何妥不能达成统一意见，遂谴而罢之。《隋书·萧该传》载：“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2]《隋书·何妥传》载：“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3]

《隋书·刘焯传》载：“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4]《隋书·刘炫传》载：“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5]刘焯、刘炫皆是学问渊博的儒者，他们参与到开皇初年的图书整理之中，可见朝廷之得人。

到了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以典籍散佚，上表请开献书之路，隋文帝纳之，求图书于天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遂编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隋志未言撰者，两唐志则著录为牛弘所撰。《隋书·经籍志序》载：“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6]及至开皇九年(589年)平陈，收其图书，藏于秘府，典籍渐备。《隋书·经籍志序》载：“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7]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朝又开始了新的校书活动。《新唐书·王珪传》载：“隋开皇十三年，召入秘书内省，雠定群书。”[8]《新唐书·房玄龄传》亦载：“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9]而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主持的图书典籍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隋书·许善心传》载：“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10]两唐志所著录的《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当为此次校书的成果，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此次修书前后大概历时三年。此外，两唐志将此目录的作者题为王劭，而非许善心，来新夏先生在《古典目录学》中做出了解释，即许善心虽为校书主持者，但并未亲手编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七林》上，主要负责编写《隋开皇二十年书目》的当为王劭[11]。《隋书·经籍志序》载：“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12]所谓的召天下工书之士抄书之事，当亦是指开皇十七年许善心主持的这次校书。

此外，隋文帝好佛法，佛经亦在秘阁典藏之列。《隋书·经籍四》载：“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13]

(二)隋炀帝时代的图书整理与收藏

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19]可见，隋炀帝在整理图书典籍的同时，还不断的敕令其手下的文士编纂新书，竟有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之多。

隋炀帝时期，南北方文人聚集长安，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并且隋炀帝对秘书省进行了数次改革以提升秘书省职能，使之更好的管理国家藏书与主持典籍修撰。《隋书·百官下》载：“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经待问，唯诏所使。文林郎二十人，从八品。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来直司学士。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20]吴炯炯先生《隋代秘书省职司考论》言：“秘书机构是我国古代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中央行政机构，也是保存及整理国家藏书的主要场所。到隋代，其下辖太史、著作两曹，为中央五省之一，在机构建制、权责范围、员额编制等方面都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高度。”[21]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志的《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之间，有《香厨四部目录》四卷，结合隋炀帝将新书藏于观文殿“宝厨”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测“香厨”亦为东都藏书之所，且隋志所载《香厨目录》的位置在《正御书目录》之前，其编撰时间当早于《正御书目录》，可见在正御本入藏洛阳之前，东都已收集了大量藏书，需要专门编纂四部目录以记之。

隋炀帝好书，不光是在内容上进行校订删补，在抄录、装帧及典藏上，也十分讲究，从笔墨字迹，到卷轴材质，再到存放环境，规格极高。《隋书·经籍志序》载：“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22]《大业杂记》又载：“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后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纹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氈，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牕，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榱，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舆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舆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舆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23]

此外，隋炀帝亦好佛法，在整理西京旧藏的同时，也着手于东都整理佛经，并别撰目录。《隋书·经籍一》载：“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24]《隋书·经籍四》载：“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25]隋炀帝此次整理佛经，得成书七千余卷，撰为目录。隋志中著录有《法书目录》六卷，且位于《正御书目录》之后，疑为此次沙门智果所修目录。

二、宋遵贵与隋东都洛阳的经籍散亡

《隋书·经籍志序》载：“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26]一直以来，司农少卿宋遵贵运送洛阳藏书至长安，中道触柱，舟覆书没一事，都被看作中国图书典籍史上的一大厄，但由于文献的不足征，学界真正细致考察还原此事者甚少，而我们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找到了几条与宋遵贵生平事迹密切相关的资料，对重新认识此事当有些许帮助。

隋末群雄并起，翟让、李密的瓦岗军也是其中一支。大业十三年(617年)，渐成气候的瓦岗军，在李密的建言下，有了更大的野心与谋划。《新唐书·李密传》载：“复说让曰：‘今群豪竞兴，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宁常剽夺草间求活哉？若直取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百万之众一朝可附，霸王之业成矣。”让曰：“仆起畎陇，志不及此，须君得仓，更议之。’”[27]李密劝翟让取兴洛仓，开仓赈民，翟让令李密取之，于是大业十三年二月，“密以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拔兴洛仓，据之，获县长柴孝和。开仓赈食，众繦属至数十万”[28]。

《资治通鉴考异》载：“二月丙辰，密遣其将夜袭仓城，二府兵击退之。己未，又悉众来攻，而府兵败，遂入据仓；然二府将士犹各固小仓城，二十余日不下。既而外救不至，食又尽，城乃陷没，死者太半。于是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等举县降贼。密开仓招纳降者，日数百千人。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归附，自是贼徒滋蔓矣。”[29]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李密之所以能“获县长柴孝和”，是因为“食尽，城没，死者大半，外救不至”，柴孝和等人无法，只得举县来降。兴洛仓被破，下一个目标便是东都洛阳，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即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等人征讨李密。

《新唐书·李密传》载：“隋越王侗遣将刘长恭、房崱讨密，又令裴仁基统兵出成皋西。密乃为十队，跨洛水，抗东、西二军。令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骑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击长恭等，破之。东都震恐，众保太微城，台寺俱满。”[30]《资治通鉴考异》载：“(二月)壬子，使刘长恭、房崱等统兵东讨，大败，戊午，还都，王慰抚，不责也。于是发教募士庶商旅奴等，分置营壁，各立将帅统领而固守，其诸里居民皆移入三城之内，于省寺府舍安置焉。又使宋遵贵将兵镇陕县太原仓。”[31]此处，《资治通鉴考异》中出现了宋遵贵的名字，在群雄逐鹿的时代里面，宋遵贵负责率兵镇守陕县太原仓。

《元和姓纂》载：“京兆：后汉侍中宋弘之后，今无闻。晋宋甄、宋琨。唐都官郎中宋质，给事中，生撙，虢州人。殿中御史宋务先，洛阳人。司农少卿宋遵贵，中书舍人宋则，并京兆人。工部郎中宋元昉，江夏安陆人，生之顺，户部员外。殿中侍御史、贝州刺史宋庆礼，邯郸人。殿中御史虔微，邯郸人。”[32]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宋遵贵为京兆人士。“使宋遵贵将兵镇陕县太原仓”的人，当为“越王杨侗”。“陕县太原仓”即隋所置常平仓，唐以后改称太原仓，是隋朝六大粮仓之一。常平仓位于洛阳后方，相对洛阳其他粮仓而言距洛阳稍远。在兴洛仓失守洛阳告危，“移民于三城之内、安众于省寺府舍”的情况下，常平仓可为洛阳提供相对稳定的粮食来源，镇守常平仓的任务虽然危险系数较低，但也比较重要，而受命镇守常平仓的正是出身京兆宋氏的宋遵贵。

翟让等人推举李密为魏公，设坛祭祀，改元永平，直指东都。于是大业十三年九月，隋炀帝诏王世充为将军，驰援洛阳。王世充屯兵洛口以拒李密，然四月间“大小百余战，无大胜负”[33]。正当洛阳局势不甚明朗，各路豪强无暇西顾之时，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七月于太原起兵，十一月便攻入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其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新唐书·高祖本纪》载：“癸亥，遥尊隋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皇帝。大赦，改元义宁。甲子，高祖入京师，至朝堂，望阙而拜。隋帝授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下教曰令，视事于虔化门。”[34]

李渊攻入长安，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挟天子以令天下，四方望风而附。《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创业三》载：“十二月……乙未，平凉太守张隆以其众来降；丁酉，扶风太守窦璡、阿池太守萧瑀并以郡来降；癸卯，右翊卫长史宋遵贵以陕县太原仓来降。”[35]大业十三年二月，宋遵贵受越王杨侗之命，领兵镇守陕县太原仓，同年十二月，便以陕县太原仓降于李渊。关于宋遵贵弃隋降唐的原因，一方面是越王杨侗仅有十四岁，才略尚不足以御下，况且随着各路豪强的崛起，隋王朝气数将尽已成定局。另一方面，宋遵贵镇守的太原仓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又距洛阳较远，加之宋遵贵本就是京兆人士，望风归降李渊亦情有可原，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亦可称明智之举。

宋遵贵降唐时，所任官职为“右翊卫长史”。《隋书·百官下》载：“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36]“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并有长史，司马，录事。”[37]“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司马，都督……为正七品。[38]隋文帝时，置左右卫，掌宫廷防卫，有长史之官，为正七品。而炀帝即位后，对所行官制又有调整。《隋书·百官下》载：“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39]“诸卫皆置长史，从五品。又有录事参军，司仓、兵、骑、铠等员。翊卫又加有亲侍。”[40]可知“右翊卫长史”为隋炀帝时期官职，且随着十二卫制度的建立，地位也有所提高，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

《历代名画记》载：“圣唐武德五年，克平僣逆，擒二伪主，两都秘藏之迹，维扬扈从之珍，归我国家焉，乃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忽遭漂没，所存十亡一二。”[43]《封氏闻见记》卷2《典籍》载：“大唐武徳五年，克平隋郑公，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湮没，十存一二。”[44]《隋书·经籍志序》《元和姓纂》《历代名画记》《封氏闻见记》四书，均成书于唐代，关于宋遵贵官职的记载，均为司农少卿无疑，而从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则出现了太府卿的变化。

《新唐书·艺文志》载：“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45]《四如集》卷3《通志序》载：“唐平隋王世充，得隋旧书八千余巻，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以致京师，经底柱舟覆，尽亡其书。”[46]《文献通考》卷174《经籍考·总叙》载：“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47]细读上述文字，可见《四如集》《文献通考》之因袭《新唐书·艺文志》无疑。总之，《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多言宋遵贵是“司农少卿”，《新唐书·艺文志》等文献则言宋遵贵是“太府卿”，后世的记载其实多是因袭自二书，目前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存疑为好。但是，很显然的是，《隋书》或许更可信一点，更符合当时的状况，当然，宋遵贵后来从“司农少卿”升任“太府卿”，也是有可能的。

“司农”之官掌仓储委积，本与图书无干，而选择作为司农少卿的宋遵贵作为运送洛阳图书至长安的负责人，当是考虑到其为运粮之官，对运输路线相对熟悉，加之宋遵贵本身为京兆人士，又有在洛阳任官的经历，对长安、洛阳两地都相对了解，可以很好地安排运送路线。其实，选择宋遵贵作为运送图书的官员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最终结果却还是以触柱舟覆的意外收场。

事实上，历朝历代在利用河道运送图书时，常有类似的意外发生。北齐神武帝高欢，在利用河道将洛阳石经运送至邺都时，值岸崩，遂没于水。《隋书·经籍一》载：“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48]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利用运河将洛阳部分图书字画运至扬州，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全唐文》卷432《张怀瓘·二王书录》载：“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行从，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49]总之，在交通不甚发达的中国古代，陆运损耗甚多，费用高昂，水运较为方便快捷，但从结果来看，风险亦大，自秦至清，两千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图书字画落水而亡。

三、结语

隋炀帝东都洛阳之官藏图书，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超前代，但可惜的是，这些图书典籍却未能成为后世之福祉，其前期整理、校订之宏大，与后期毁坏、丢失之严重，可谓旗鼓相当，这其中既有战乱的原因，也有意外之变的生发，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历代名画记》载：“炀帝东幸扬州，书将随驾，中道船覆，大半沦弃，炀帝崩，并归宇文化及，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取，留东都者，为王世充所取。”[50]诚然，如上文所言，隋炀帝载书运往江都之时，中道船没，即大半沦弃，而后宇文化及弑逆，所余典籍必然也随之归于宇文化及之手，并跟随宇文化及颠沛流离，宇文化及先败李密于童山，后败元宝藏于魏州，无奈入聊城，而王薄引窦建德入城，宇文化及兵败被擒，其众亦为所虏，这批图书典籍、字画文物必然也随之亡失。至于留于东都者，随着王世充的废杨侗自立，尽归王世充所有。至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克平王世充，仅得隋炀帝旧书八千余卷。当初隋炀帝整理、编纂的图书典籍之富之多，与此八千卷之寡之少，形成鲜明对比，更为可惜的是，武德五年，司农少卿宋遵贵奉命运送洛阳藏书回长安，当船到达三门峡附近时，中道触柱，舟覆书没，隋东都洛阳之图书典籍，几无所存。而纵观历史，从大业元年隋炀帝命柳顾言整理西京旧藏，到唐武德五年宋遵贵河运图书舟覆书没，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已，二十年间图书典籍大聚集又大流散，着实令人唏嘘叹惋。此外，《太平广记》卷280《炀帝》载：“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51]《太平广记》虽是小说家言，但是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隋炀帝吝啬异常的样子，由此，又可见洛阳藏书的流传必定不广，一旦舟覆尽亡，对图书典籍来说，绝对是难以弥补的灾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