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特稿编辑的思维转变与能力重构

时间：2024-08-31

王潇

(榆林学院文学院，陕西榆林 719000)

一直以来，新闻特稿因其选题多元、深度调查、表现细腻以及文本的强作者性，充当着突出展示各种社会矛盾的首选作品。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加速，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多元利益格局下的不同诉求彼此冲撞，在公共舆论场寻找认同。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造就的新媒体产业不断拷问着传统的新闻生产传播模式，身处舆论交汇主战场的传媒业进入了其新一轮的急遽变革时期。

2014年上海报业集团旗下项目《澎湃》上线，开设深度调查部。同一年，《新京报》深度报道部成立人物对话工作室，“剥洋葱 people”上线。此后几年，搜狐“极昼工作室”、腾讯“谷雨计划”“故事硬核”“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网易“人间”等新媒体特稿平台陆续诞生。《时尚先生Esquire》《智族GQ》等时尚杂志也逐步加大特稿的投入比例，线上传播，提高媒体美誉度。在主动调整革新业务，推进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强调记录“真实”的非虚构创作概念在新媒体平台大火，深刻影响了新闻特稿业的创作主题及叙事方式。

然而，与传统媒体时代《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扎实而深刻的特稿相比，目前国内诞生于各个新媒体平台的特稿虽然数量多、传播度广，但是整个行业泥沙俱下，水平良莠不齐。特稿创作是一项极其精细的专业工作，对于记者本身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采访调查能力以及文字素养等要求极高，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采访写作训练来不断打磨精进。在引导记者成长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正是特稿编辑。从确定选题到现场调查采访，再到最后修改成稿，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编辑的深度介入，协助完成。可以说，一篇特稿的成功与否，编辑对记者的指导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特稿行业的传承机制都是记者在创作一线深耕三五年，在完成数篇优秀特稿的基础上，转型为稿件编辑，以“旧人带新人”的方式，传授经验，指导新记者。然而，新媒体发展带来的行业革命使得大量资深记者转型，进入金融、公关等行业，优秀特稿编辑越发凤毛麟角。

本质上来说，互联网时代媒介行业的竞争是在新闻价值的基础上是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在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竞争的过程中，在对既往作内容和价值判断产生疑惑的同时，依然坚守的特稿编辑亟需转变其生产观念来适应市场，同时审视发展热潮中凸显的优势和弊病出发，积极探索其自身破除与重建的新方向。

一、选题思维：“受众意识”主导下的热点跟进

我国的特稿创作脱胎于深度报道，以2003年《南方周末》刊登了《举重冠军之死》为起点，其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公共属性和媒体属性，注定了在创作时需要优先考虑公共价值。而近年来以微博为代表的“泛媒体”崛起所带来的新闻即时化、碎片化，也使得在公共价值之外，受众更关注“大事件”中的个体抉择和生命体验。由此也为以严肃、深刻、思考为特征的新闻特稿带来了新的突围机会。转型的过程中，特稿编辑首当其冲需要转变的是其选题思维，适当调整以往对厚重选题的偏爱，在守好“内容为王”这一根本的同时，重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以吸引受众关注。

2019年，在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跳楼自杀一周年，其研究生导师王攀公开赔偿道歉之际，搜狐旗下的特稿创作团队“极昼工作室”和腾讯“谷雨实验室”里的“故事硬核”意识到了选题背后所蕴含的公共价值，紧紧围绕这一互联网热门话题进行了追踪报道，在公共舆论场内掀起了一场关于导师与学生关系边界的讨论。“故事硬核”刊出了《被遮蔽与被损害的》《导师王攀：我的道德情操超越时代50年》两篇文章，在尝试追踪还原悲剧发生根源的同时，直接对话了此前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当事人王攀。“极昼实验室”则连续刊出了《陶崇园姐姐：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被起诉后，王攀的这一年》《陶崇园，我的特例》等三篇文章，积极对话家属、律师和当事人。

此外，《时尚先生》《智族GQ》等特稿生产机构也将更多特稿操作覆盖到了网络热门话题之上。例如，《时尚先生》2022年2月刊发的描写战斗在疫情封控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的特稿《400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智族GQ》关注网络直播带货主播的《幸存者李佳琦：一个人变成算法，又想回到人》等特稿，屡次获得腾讯主办的“谷雨奖”以及“今日头条”主办的“金字节奖”，万字以上的新闻特稿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一经刊出，点击量突破百万，再一次证明了，调整方向之后长报道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人物》杂志特稿记者张月在“谷雨沙龙”组织的创作交流会上也曾谈到，自己在微博上关注到沙特记者卡舒吉死亡事件后，迅速跟进热点，整理采写的“轻特稿”在首发当日的阅读量就达到了三十万[1]。

二、报道策划：开放“多源”的供稿机制

部分学界的观点认为，在新闻选题逐渐偏软的大环境下，如果特稿新闻市场放弃其原有的价值坚守，会使得本就已经习惯了碎片化报道，对长报道失去耐心的受众，更加缺乏优质深度特稿的供给，长此以往则有可能因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瓦釜效应”最终呈现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媒介生态，从而伤及媒介所承担的舆论监督的职责。这种忧虑不无合理之处，然而也部分忽视了特稿编辑在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生产策划模式与创作契机。

对于特稿编辑而言，寻找选题的过程，就是确定合适人选的过程。新闻业务牵涉到的知识面极为庞杂，不同选题对于记者的能力要求也各有差异。长久以来的特稿创作模式，往往是要求记者长达数月进入某一个陌生领域，追踪调查。

在新媒体环境下，特稿发布转为互联网平台为主，为了适应快节奏的新闻生产机制，及时供给相关优质稿件，就要求编辑能够迅速把握热点，拓宽报道角度，尽可能的寻找与主题适合的写作者，从多角度拓宽新闻生产的主体，从而保证稳定持续的输出优秀特稿作品，为培养受众的阅读依赖，逐步探索建立线上“付费阅读”模式打下基础。

在这一开放选题操作理念的指导下，特稿生产的主题多元性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例如，由前媒体人、特稿记者雷磊在“网易”旗下创办的“网易人间非虚构工作室”，以特稿创作为支撑，五年的时间内，“人间编辑部”组织策划了“人间骗局”“寻业中国”等数篇专题，持续刊发，以一百多篇系列特稿的方式，记录了真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骗局与陷阱，以及各行各业工作者的困惑、惆怅与坚守。

而保证这一策划能长期稳定运营的前提，正是他们积极利用互联网铺开的更为广泛的征稿系统。“人间编辑部”会在关军、王天挺等诸多前资深媒体人把关的基础上，邀请各个领域的写作者进行特稿创作，供稿团队中就包括被称为“矿工诗人”的陈年喜、刑满释放人员虫安、前资深记者袁凌等，写作者围绕自己所熟悉的矿山开采、监狱生活、乡村留守儿童等领域进行创作，较之于安排专门的记者撰写这一主题，既节约了时间成本，提高了创作效率，又可以将作品的主题拓展到传统媒体不易抵达的层面。此外还有大量教师、商人、自由撰稿人也不定期供稿，灵活的供稿机制，保证了特稿作品的稳定供给，也使得创作主题多元包容，以最大的“公约数”吸引了广泛的受众关注。因此，建立开放“多源”的供稿机制，从而拓宽新闻生产的主体，成为了转型工作中，特稿编辑需积极建构的职业能力。

三、技能革新：深度介入与鼓励创新

“七分采，三分写”，采访的好坏，直接决定稿件能否在同题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超越。编辑作为稿件的“总设计师”，传统工作流程中，帮助记者明确在采访中应着力突破的方向，挖掘选题的深度是其基础必要职能。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特稿创作呈现向非虚构写作借鉴的趋势，加之选题理念的开放，增加了书写主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又对编辑角色带来了新的挑战。

自1960年代开始，以诺曼·梅勒、盖伊·特立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新新闻主义”先驱就坚持强调，宏大主题的消解与细节的深度刻画，是新闻特稿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完成了“梁庄三部曲”写作的我国非虚构作家梁鸿也认为，作者这要深度介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之中，依靠细节捕捉来构建“相对客观”的真实。“如列维·斯特劳斯那一代人类学家一样，你必须‘旅行’‘参与’和‘共在’，必须在彼地占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宽度，这样，你才能对你所书写的生活或事件内部更为隐秘的逻辑和纹理有真正的触摸和理解。”[2]

基于这一创作理念，特稿记者的采访写作过程更加类似于社会学领域的“田野调查”，在资料大量占有和深度介入的基础上，完成创作主题的构建，而这一任务，必然需要依靠经验丰富的编辑指导才能完成，两者共同由曾经的“调查者”变为了“参与者”。前《智族GQ》资深特稿记者曾鸣在2021年创办了线上特稿生产机构“正面连接”，他在访谈中曾提到自己每天都会花两三个小时和在外采访的特稿记者沟通，“问他们采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对我们之前的预期和主题有什么修订，接下来应该如何去突破，具体的困难应该怎么样去克服”[3]。

与此类似，2019年3月《智族GQ》刊登了靳锦的《一家只卖滞销书的书店》，介绍了在北大附近经营了14年的豆瓣书店。在与记者刘敏的沟通中，编辑靳锦得知，主人公卿松在进货选书时候的权力逻辑与如今的商业消费逻辑完全不一样，有更多的个体尊严与自主性，在用专业知识引导读者进行筛选。他谈到，“许多报道都写独立书店失败的原因，但很少有报道写独立书店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理由；不对这个人有悲悯、不可怜他，这是卿松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求仁得仁。”最终特稿讲述了一个看似“无能的人”身上的体面与尊严的故事。

同时，这种“深度的介入”并不意味着，编辑彻底剥夺了记者本身的创作自由度。相反，特稿本身相对宽松的创作母题赋予了其多元的写作手法，为了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特稿更加有可读性，抓住读者，特稿创作者们一直孜孜不倦的在叙述视角、文本建构、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创作实验，这其中，编辑对记者的能力的判断、鼓励乃至“放纵”，至关重要。

2016年《时尚先生Esquire》发表了记者杜强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稿件全网阅读量突破三千万。该特稿采取了一种二元交织的叙述视角，文本上的创新为读者塑造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稿件创作时，听过采访录音的编辑李海鹏觉得被访对象所使用的东北方言，天然的感染力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杜强抛开惯用的“全知全能”视角，在保留第一人称叙事的基础上，以全新视角进行实验创作。2019年记者魏玲撰写的特稿《我的太太得了产后抑郁》中，为了模糊具体作者带来的隔离感，让读者与作品更亲近，编辑王天挺建议将所有的第一人称改为了以“你”字开头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转变使得男性的疑惑和困境在开头就呈现了出来，使读者更有代入感。

诸如此类的实例，在近年的特稿实验中并不罕见，合格的编辑，需要扮演的不仅仅是“引导”“掌控”的角色，迫切需要建构的，还包括适应新媒体传播节奏的开放心态与理念，从而帮助记者完成了稿件的升华。

四、产品导向：事实核查与多媒体分发机制

记者和编辑深度介入，“参与”和“共在”，在个体的经验中捕捉一种更为普遍恒久的真实，是特稿作者在创作中所努力要达成的目标。但也伴生了另一问题，即追求细节的刻画以及新闻场景的“最大限度还原”，不断遭受来自于其新闻客观性与真实性欠缺的指控。加之新媒体环境下作者构成愈发复杂，在选题操作的开放性以及“开源”的供稿机制下，以受众为导向，用“产品”思维来组织运营特稿的编辑，对稿件事实进行核查，成为了特稿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近年来，因为缺乏必要的核查引来所引发的争论并不少见，2018年《人物》杂志的《奥数天才坠落之后》，以及《智族GQ》的《杨超越变形记：这不是我的世界》两篇特稿，都在出刊后引起巨大争议，稿件当事人付云皓以及杨超越都认为文章中的部分核心事实严重失实，发文公开声讨，在舆论场掀起数次论战，损耗了媒体的公信力。

从过往的实践情况来看，2017年在李海鹏带领下与韩寒“亭东影业”合作成立的“ONE特稿实验室”，虽然现在已经解散，但是其曾为国内首个借鉴西方媒体特稿生产模式，设立与编辑配合的事实核查员这一角色的机构。而目前如搜狐“极昼”、界面“正午”、网易“人间”等特稿生产机构，并未建立专门的事实核查制度，主要的责任还在编辑的身上。因此，关于新闻事实真实性的把关与核查这一职业能力，应该成为当前特稿生产过程中，编辑所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

此外，事实核查过关，稿件成稿之后，特稿编辑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多种分发渠道，尝试将同一作品进行多种形式的生产拓展，文字、短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形式分发，从而打开潜藏的受众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特稿编辑要承担起产品形式设计的职责，目前可见的案例有“正面连接”特稿团队进行的“文字+播客”模式。2021年11月，“正面连接”刊发了记录非知名女子偶像团体的文字特稿《最后的3unshine，和不闪光的我们》，紧接着又邀请文章中的主人公Abby和她们的粉丝与作者吴呈杰对谈，形成一期播客内容，继续挖掘选题价值，吸引受众持续关注。这一模式在他们团队此后关于抑郁症的选题操作中也有应用。此外，腾讯“谷雨实验室”所进行的将特稿以数据新闻方式呈现的尝试，也是值得关注的创新。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特稿编辑应尽可能的满足受众对新闻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在特稿的呈现方式上摆脱固有的单一文字思维，尝试运用多媒体的手段使特稿以更加丰富多样的模式贴近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