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新格局下陕西地方经济发展路径

李 霞

(榆林学院 财务处，陕西 榆林 719000)

区域分工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他认为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交换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即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大卫·李嘉图认为，只要一个地区生产某种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生产并相互交换，再从中获利[1]。前苏联学者提出的“生产者布局理论”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应由政府主导，利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使生产资料在不同地区间合理分布，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总而言之，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通过地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来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由于地域间的各类资源禀赋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所以通过合理分工、彼此合作、相互交换的行为，可以使得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消除壁垒障碍、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效益。

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及西部大开发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不断探索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从毛泽东同志的内地与沿海发展要并举的战略开始，到新时代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随着国情和经济社会的变化而逐渐成熟。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和空间布局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结合，我国的理论界也对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孙久文认为我国当前产业布局缺乏差异化制约和引导，政策缺乏“个性”，必须要建立差异化产业政策；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要完善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发展新格局[2]。王业强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应当从科技创新角度去思考；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新型区域科技创新空间格局[3]。高国力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和新场景等新的经济形态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4]。范恒山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力度、最为生动的内容；他同时指出，当前区域发展还面临着区域分化状态明显、区域发展实力悬殊、存在落差等问题[5]。

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200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为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吹响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也为陕西的追赶超越和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陕西省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

(一)地理特点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部，与甘、宁、蒙、晋、豫、鄂、川、渝8省、市或自治区接壤，是国内邻接省区数量最多的省份，也是连接我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区域的重要枢纽，航空、铁路、公路均较为发达，但与北京、上海、广东等东北部及沿海省市相比，交通发达程度还不够高。

(二)生态环境

陕西省内同时拥有高原、平原和山区等地貌类型，其辖属的10个市级行政区域可以明显地区分为陕北、陕南和关中地区。北部黄土高原区占比约40%，中部关中平原区约占24%，南部秦巴山区约占36%。全省以秦岭为界，南北河流分属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有渭河、泾河、延河、洛河、无定河和汉江、丹江、嘉陵江等，并有多个湖库；主要山脉有太白山、化龙山、首阳山、终南山、华山、巴山、子午岭等。据《2020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披露，2020年陕西省生态状况指数(EI)为69.79，生态质量为“良”。

(三)自然资源

陕西省内自然资源丰富且多样性突出，除了山、水资源外，生物资源也非常富足。秦岭巴山被称为“生物基因库”。省内植物和动物种类繁多，其中珍稀植物30种，珍稀动物69种，在国内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地位。矿产资源储量可观，既有优质的煤、盐、石油、天然气、水泥灰岩、粘土等，又有丰富的地下热水、矿泉水等。目前省内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总价值约42万亿元多，约占全国的1/3。省内土地资源山地多而川原少，土地类型主要包括山地、丘陵、原、川地、沙地和沼泽等。

(四)人文特色

陕西省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厚。其既有人类诞生初期的蓝田猿人、半坡遗址，也是人文初祖炎帝和皇帝的诞生地，而且自古是多代帝王建都之地，古代城阙和宫殿遗址、古寺庙、古陵墓、古建筑等数不胜数。近现代的陕西更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有多处著名的革命旧址。省内文化特色明显，关中皮影、汉调二簧、安塞腰鼓、陕北民歌、说书、秧歌和榆林小曲等都影响深远。陕西也是我国重要的科教高地，拥有高等院校97所，是我国三大教育、科研中心之一。

(五)产业发展

陕西省产业发展受其神奇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陕北主要依靠化工能源为重点的第二产业，陕南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基地，关中则以制造业、旅游业和现代物流业为主。省内所辖市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县域财政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陕西实施“关中率先、陕北跨越、陕南突破”的发展战略，逐步推动三大板块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陕西省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省内、外的地域特色和自然禀赋都很明显，但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周边及国内其他省市相比仍处于中等，而且省内各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

表1 31省份2021年度GDP排行榜

据表1，2021年度陕西省的GDP以29801亿元位居31省中的第14位，低于周边的河南、四川、湖北三省，而且GDP增速仅为6.5%，低于周边的四川、湖北、重庆、山西、甘肃和宁夏6省，也低于全国8.1%的平均水平，其中一产增速6.3%，二产增速5.6%，三产增速7.3%。陕西省近两年GDP的平均增速为4.3%，低于周边的四川、山西、重庆、甘肃和宁夏5省。2021年度陕西省人均GDP为7.54万元，位居31省中的第12位，低于周边的重庆、湖北、内蒙古三省。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尚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表2 陕西省10市区2021年度经济数据排行榜

据表2和图1、图2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省内三大区域间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度西安市GDP以10688亿元高居榜首，占到全省的1/3；榆林市是5 435亿元，占到全省的近1/5；其他市县均在3 000亿元以下，铜川市仅为439亿元。西安和榆林两地的GDP就占到全省的54%。2021年度的GDP名义增速中，商洛以9.5%的增速位居全省之首，是西安的4.1%的2倍多。榆林的人均GDP高达15万元，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市区，是商洛的3.6倍，省内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则更加明显。总体来看，陕西省内各地区GDP同比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8个市的增速高于全省6.5%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前景较为乐观。5个市的第二产业占比高于一、三产业，其中榆林、延安和宝鸡第二产业占比超过50%，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西安、铜川、商洛、安康和渭南的三产占比较高，服务业和商业发展较快。

图1 陕西省10市区2021年度GDP排行榜

图2 陕西省10市区2021年度GDP占比图

此外，据《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度全省数字经济总量达到7 200亿元，占生产总值的30%，综合指数排名居全国第14位，与本省经济位次相当，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仅处于国内第四梯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足。省内数字经济西安“独秀一枝”排在最高位，宝鸡、咸阳、铜川和榆林分列前五位，商洛、安康和杨凌排在最后，核心产业发展极不平衡。

从上述各图表及数据可以看出，陕西省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基本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与周边省区相比，也没有发挥出特别突出的优势，同时省内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非常大，制约着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进一步挖掘发展潜力，扩大发展空间。

四、陕西区域协调经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作用

市场机制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最大化地降低区域循环累积效应，从省厅到市县局都需要积极争取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并努力提高对其所辖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倾斜。陕西省、市、县、镇各级政府均应该与相关机构加强协商交流，尽量争取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并根据本区域优势特点和优惠政策多渠道吸引社会投资，加快建设交通体系、完善基础公共实施，尽量消除城乡“二元”社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不断增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强大合力。

(二)积极发展优势产业链条

构建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对外输出基础产业是区域经济得到良好发展的关键所在。陕西省要不断挖掘各地的优势资源，并加大对其利用程度，积极构建优势和特色产业链条。比如，大力扶植秦巴山区的药材种植和经济林木，积极引导和探索陕北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创新关中地区的高、精、尖技术和新兴产业等等。同时，要积极加快构建各地的产业联动机制，借助不同区域的特色文化产业和标志性品牌优势，合力打造能源金三角、生态金三角、文旅金三角，最终形成以县域为中心的能够带动周边及整体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体系。

(三)深度强化区域互助关系

要积极培育区域协同发展经济的主体意识。立足陕西省的区位因素和区域特点寻求互补发展模式、加强对区域协同发展经济的产权政策研究。一方面，要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不断提升陕西省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枢纽优势；努力加快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枢纽、“一带一路”信息交流枢纽等功能建设和拓展，增强陕西省的要素集聚和资源汇聚功能，并全面增强丝路金融港、空港新城和高铁新城等门户区的辐射影响，不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方面，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飞地经济”，打造“飞地园区”，补齐流动短板。要紧盯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强省，加强与知名企业的合作互补，全力以赴壮大本省能源、轨道、数控等制造领域和冶金、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的特色优势；大力发展光电芯片、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市场服务多元化，不断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增强资源要素配置实力。

(四)努力推进市县协调发展

陕西省内各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都有差异性，发展阶段也不完全同步，所以在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中要以“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抓手，多条腿走路，多种产业发展，有侧重且兼顾协调，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区域互助、有序竞争、共享共赢的绿色发展：一是要坚持差异定位、特色致胜原则，按照关中协同创新、陕北转型升级、陕南绿色循环的发展思路，促进省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分工，使全省“一盘棋”，三大区域形成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增强省内发展能力；二是要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原则，寻求县乡融合、协调互助、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各区域要素间的高质量流动，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壁垒，构建资源共享及互补机制，缩小城乡社会差异；三是要坚持以强带弱、联动互补的原则，强化区域产业顶层设计，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自贸试验区等活力区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和优势叠加的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经济聚集效应和互补效应，不断提高省内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而辐射带动全省各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五)融合推动数字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我国目前的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陕西省要紧抓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契机，依托其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的研发实力，深入实施《陕西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着力打造集成电路、光子、智能装备、软件及信息化服务等优势产业集群，结合改造本省的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能源化工、食品医药及纺织服装等实体经济领域，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互动线上线下空间，持续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六)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经济调整

近年来，新冠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抗疫已成为社会常态。国民外出受限，实体经济吃力，数字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陕西省首先要优化产业结构，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适当调整，重点支持第三产业基础实施，尤其要为扩张新型产业投资创业提供保障和动力；其次，要出台对非国企企业的扶持政策，采取便民利民、务实有效的措施，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和民生工程，引导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的企业发展，激励中小企业创新和转型；第三要着力打造“陕西品牌”，深化企业在标准化、质量和计量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和管理，建立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行业集中、产业链明显的企业发展区，提高中小企业发展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在新时代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大好时机下，陕西省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要不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通过争取国家支持、加强自身努力和深化区域合作等途径，充分突出地方特色、挖掘发展潜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外协调，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追赶超越，从而促进全国市场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