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类学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的困境及对策

汤琳琳 ， 陈美娜，冯 帆

(1.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大大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之间的交流都日益频繁，文化与语言碰撞与冲突也在不断加剧。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 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教育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离不开外语教育的实施。外语教育天然承担着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任，也是教育国际化的助推器。因此外语教育既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也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其培养目标不仅仅是使学生们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和交际工具，更多的是要培养他们“多维立体的思维方式和宽容、开放的情感态度，从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1]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较快，但也凸显了诸多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就是一个短板。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一直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是长期以来发展步履维艰，存在着学生起点低、基础差、学习时限段、学习动机弱、学习焦虑、三语习得难度大等问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外语教育既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也妨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应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现状，分析其所处的困境及其原因，探讨提高少数民族外语教育质量的对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利于培育正确的语言观和文化观，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济和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问题的提出

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的内部因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等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内部各因素的研究。其中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关的学习焦虑、学习动机、语言态度、文化认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毕姝、张苏杨、曾丽、郑红红、闫维康、杨玉等。第二，影响外语教育的外部因素研究，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国家语言规划、语言冲突与语言生态等对于外语教育的影响。这一类研究尽管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也取得了极大地进步，如沈琦、张治国、马一荣、陈亚杰、张志伟、张蔚磊等。现有的国内研究大多是针对中国大学生整个群体而言，也就是说以汉族学生为主，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民族教育的困境应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思考，在个人的教育体验上折射出社会体制的意图，将他者的经验转化为科学反思的对象，进而返还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2]因此对于少数民族的外语教育不能就教育而谈教育，它既具有外语教育的普遍特点，也具有外语教育的民族性特点，应将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对其面临的困境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才能打破传统语言学和教育学的藩篱，更为深刻地剖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并提出更为有效的对策。换句话说，外语教育工作者应该提出以下问题：少数民族大学外语教育处于何种困境之下？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2 教育人类学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的困境

建国以来，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民族教育事业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困境重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2.1传统与现代的撕裂

滕星认为“民族教育面临着现代与传统撕裂的局面”。[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已经稳固不变，并在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占主体地位。以海洋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为特征的欧美文化伴随着英语这一载体在全球范围传播，也随着外语教育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们相遇。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信息不通畅、现代化程度较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带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烙印。“一方面，伴随着少数民族教育体系的规模扩充与质量提升，教育的世界性视角得以有效扩展，外语教育已被迅速普及并得以稳步发展；另一方面，基于教育的民族性，外语教育又与既有的民族文化基因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4]。

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村落来到现代社会，从偏远地区来到多元文化交流频繁的大学校园与城市，意味着他们必须形成新的习性，培养新的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习惯。学生自身必须适应新的变化，如必须讲普通话、大学英语课堂全英文授课、必须和汉族学生一起参加四、六级考试、必须阅读由二语或三语书写的文献、必须撰写汉语或英语的论文等。这些改变建立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不断学习外界的知识基础之上，并不断地与原有的传统语言和文化进行调适。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要吸收大量的陌生的知识，有些知识甚至与他们固有的知识体系相矛盾，还要不断调适自我的文化心态和语言心态，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且漫长的。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撕裂贯穿始终，少数民族大学生们也因此产生了外语学习动机弱、学习焦虑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与现代割裂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外语教育时，不得不面临现代与传统撕裂的困境。

2.2 经济对教育的侵蚀

教育既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被视为贫苦生活境遇的改变手段[5]。任何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语教育尤其如此。语言在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跨文化交际的工具与桥梁，也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它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价值，可供利用与开发，同时需要加以保护和建设[6]。”全球化的推动下，语言由工具变为资源，占有语言的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越强。

少数民族大学生通常都是以本民族语言作为第一语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然后在学校习得外语作为第三语言。三种语言的差异明显、文化跨度广、习得难度大。少数民族大学生面对三语习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本”在外语学习中，结果却事倍功半。与此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很多毕业返回民族地区工作，民族地区多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不高，外语使用范围较窄，功能单一，导致外语学习的工具性动机较弱。与此同时，受限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语言的资源效应并未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得不投入过多的“资本”“投资”在外语学习中，却没有取得“效益”。外语学习并不能直接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大学生本身，都不愿意在外语教育上过多“投资”，导致外语教育效率低下，费时低效。

2.3 同一对差异的消解

如何处理同一与差异的矛盾也是外语教育面临的问题。外语教育有助于不同文化、族群和地域的交流，学生们可以获得交流和理解的渠道与途径。但是现代化来势汹汹，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愈加趋同，从而消解了差异[7]。在现代化的强势驱动下，少数民族文化并没有在现代化的文化互动中占有主导地位，相反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外语教育过程中，本民族文化不能与外语文化进行平等的互动、交流与博弈，甚至出现“失语”的现象[8]。现代化带来的同一性使得外语教育中少数民族文化在处于中断和“失语”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现代性带来的同一性在外语教育中表现为统一化和标准化。我国的外语教育是在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南的指导之下开展的，尽管国家在出台相关的教育政策时，已经提出各地区、各院校应该在统一的大纲和指南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是不同于基础阶段的民族教育享有相应的教育扶持政策，高等教育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未占主体，即便是民族院校面对的也是多个民族，所有的教育计划和教育设置都是针对大部分群体的，并未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的特点进行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计划的制定。人数比例不占优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常常在高等教育中处于边缘地带，其差异性的要求常常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统一化的教学和测试。因此同一对差异的消解困境具体表现为本民族文化的失语、个体需求被忽略。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不愿意接受大学校园的统一外语教育，他们认为这样并不能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会削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认同，最终形成了外语教育的“反作用力”。

3 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困境的对策

3.1 培养穿梭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双向沟通型人才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应始终围绕培育什么样的人才这一目标，培养出的人才应该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大学生应拥有与外部现代化世界沟通的素养，同时也拥有回归传统的品格。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应该超越现代性与传统撕裂的困境。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不应只建立在传递现代性知识的基础上，还应该定位于地方文化的需求。教育者应在外语教育的空间内纳入不同的知识类型、不同的民族文化，以此丰富外语教育的内容。这样既可以坚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有助于他们运用他者的眼光看待和了解外部的现代化世界，以此改变原有外语教知识单向传递的固有模式，从而培养穿梭于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双向沟通型人才。

3.2 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提升外语教育的人文服务功能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语言不只是交际工具，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的数量与丰富性直接影响着国家、民族、地区和个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谁拥有的语言资源多，谁就拥有迅速获得信息的能力、有效与他者沟通的能力、向外界传播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外语教育应该建立在正确的语言观基础之上。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应仅仅因为目前外语在民族地区的使用氛围窄、功能单一就否定外语教育的价值。随着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外语的工具性功能也会由所增强，语言的资源功能也会日益显现。此外，在关注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功能，即语言技能的培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升外语教育督导人文服务的功能，即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复杂语境中的协调和认知能力、拥有人文情怀、人文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够客观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到在文化多样性中求同存异。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应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将外语学习看成是获得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提升外语教育的人文服务功能。

3.3 建构“彼此平等，互有差异”的外语教育体系

平等意味着“各民族的大学生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都有进入外部世界、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权利[9]。”少数民族外语教育体系的“彼此平等”一方面应该体现在各个民族的大学生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获取多样且丰富的语言资源；另一方面也体现外语教育体系中少数民族文化和异文化都应包含其中。大学生们在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语境下，体会他者文化，并与自身文化进行比较，对多元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体会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和异文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互有差异”是指“通过教育促进人类文化间的差异，承认文化差异的价值，促进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主张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融合共处”[10]。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人们容易对异国文化形成主观的思维定势，这样的刻板印象不利于人们对异文化形成正确的理解和评价，继而产生文化误解和交际冲突。外语教育要帮助学习者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冲突中寻求交流，在竞争中寻求和谐。“彼此平等、互有差异”的外语教育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同一下保持差异，差异中寻求同一。

4 结语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最终的归宿是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经济与教育、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求整合的道路。外语教育的过程既是重新审视和理解本民族文化与异文化的过程，也是重新编织个体、群体与国家三者关系的过程。现代化社会中，外语教育的发展既是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现代化的驱动力。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教育的困境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是由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元主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不能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教育只放在封闭的学校环境中加以解决，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它的意义，推动它的发展，解决现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