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

华红梅

（泰州市电视台，江苏 泰州 225300）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实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策划，对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国家文化的整合与融合、经济的促进发展、政治的稳定巩固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语言政策与出版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不仅是人们平日里最常用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传播文化、交流沟通思想的最佳途径。报刊书籍是人们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重要途径。编辑、复制作品，并且向公众发行，继而进行科学文化的传播，促进人们的思想交流沟通，这些出版的过程，每一个部分都需符合国家语言政策的要求，且语言政策本身也离不开出版业的宣传。因此，语言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且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1 “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对语言文字出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生了许多变革与变化。在语言政策方面，政府延续了过去在不同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为了强调民族语言平等，政府在1949年之后制订了合理的民族语言政策，即为当时的“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该语言政策对很多方面产生了成效与影响，因而它的意义也尤为突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并发展了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因此中国的文化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与和平。

所谓“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即语言政策具有主体性与多样性，它是两种性质的原则的统一。主体性，就是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多样性则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宪法规定。“主体多样性”语言政策也可以说是“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也体现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母语为汉语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同时汉语普通话是全国的通用语言，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通用的语言。而它的多样性，在方言使用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55 年，汉民族的共同语被统一定成“普通话”，也成了全中国各民族人民沟通交流的交际语。“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帮助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推进了文字改革。

进入“新时期”之后，主体性语言政策，由推广普通话，到鼓励各名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再到保护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样的变化对少数民族出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伴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整体部署，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更好的扶持与发展。“东风工程”“农家书屋”等等，这些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政策陆续出台，同时还投入了各种先进的排版技术及软件。据详细的统计，2004 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数目创历史新高，仅仅一年出版物数量高达5457种，这是整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图书出版成果的总和的两倍之多。在此期间，我国还颁布了新的《出版管理条例》。“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和“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被选为重大选题，出版相关选题必须提交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相关内容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核之后才能出版。在条例中，还规定了任何出版物不能含有各种不良内容，思想和主题也不能不利于民族团结[1]。同时，政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并且实行了出版物优惠政策，这样更加加快了少数民族出版业的开拓发展与前进路程。2006 年开始，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开始逐渐步入稳定的发展期。

2 “汉语规范化”语言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

汉语规范化涉及了许多方面，包括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文字的书面语各类规范，“普通话”规范的确定，体现了汉语规范化语言政策的落实在口语、语音方面取得的成效，也进一步巩固了“汉语规范化”的语言政策。在出版编辑的过程中，简化字、异体字、汉语拼音、标点符号、词汇等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严谨对待，必须遵照汉语规范的语言政策[2]。

2.1 词汇规范与出版

词汇规范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理解了词汇的意义与用途，在平时的交流书写中更加规范地使用汉语。在普通话词汇规范方面，商务印书馆最先出版发行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词源》等规范汉语的经典工具书，这些词汇工具书极大地帮助了词汇规范语言政策的实行，也帮助该政策获得更佳的效果。另外，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出版业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引领着开拓创新、积极向上的出版风气，促进、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由此，商务印书馆也逐渐成长为现当代中国出版的杰出代表，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创造了辉煌的出版业绩。随后出版发行的工具书与教科书，也起到了文化沟通交流的作用，推动了语言与文化政策的实践与发展。

对于规范语言文字，规范现代汉语，规范词汇，字典、词典、辞典等等的编纂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汉语规范类出版图书的数量也逐渐增长，特别是关于词汇规范的工具书，成为了一种出版主流。词汇规范类图书，更加强化了汉语规范的意识，也加快了出版业前进的步伐。

2.2 出版物中的标点符号规范

在汉语规范中，文字规范化是重点。而在文字规范之中，标点符号的规范又是重中之重，也是落实得较为困难的一项。中国较早朝代的古典文献中并没有标点符号，到了汉代，“句读”开始兴起并被人使用；清朝时新式标点符号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落实汉语规范的语言政策，出版总局制定了《标点符号用法》，规定了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这不仅是标点符号的规范，也是对出版业的监督与规范，出版过程变得更加严谨缜密。

针对一些出版物中出现乱使用标点符号以及根据个人胡乱臆想随意增添减少标点符号，甚至自创标点符号的现象，国家出版总局多次修订《标点符号用法》，推行强调标点符号的用法，鼓励人们在相关著作中指出标点符号错误使用问题，提醒人们重视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不断更新改善规范政策，监督出版业的语言规范问题。同时，出版业自身也推行了规范使用标点符号，提高了出版物的校对质量，出版内容中标点误用的现象日益减少。由此可见，在“汉语规范化”语言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版业与政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2.3 语言规范政策影响出版业的积极因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规范过程中，有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仅参与了语言政策的确立执行，也对当时的出版业产生了一定影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领导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语言规划，直接参与了语言政策的制定，推进了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语言政策的落实，积极投身于汉语规范语言政策的许多基础工作，与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对当时的语言规范政策十分有益。50 年代中期，国务院为了加快现代汉语规范的进度，组织了汉语辞书的编纂，吕叔湘与丁声树主持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对语言政策起到了标志性的推动发展作用，也影响了当时的出版业。70年代，吕叔湘受中华书局的委托，对该书局1955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全面检查校对，工作结束后，他写了一篇《[资治通鉴]标点斠例》来概括总结，帮助了标点符号的规范政策工作，也对其他出版社在重视标点符号问题方面起了一个楷模作用。

2.4 网络语言规范对出版业的影响

随着网络的普及，大量的网络语言也随之涌现，这种在互联网迅速发展时期兴起的特殊社会语言，具有特别鲜明的个性。网络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使得现代汉语词汇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让人们的表达方式变得更加灵活。网络语言为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汉语词汇变得更加丰富，给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活力以及更多的乐趣。然而，网络语言的弊端不可忽视。力求标新立异的网络语言，不但太过追求个性，而且部分还存在着粗俗化的问题。为了有效推进“汉语规范化”政策的进程，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上海于2000年开始带头实施国家所规定的“国家公文和教科书不得使用不规范的网络语言”的语言规范政策。网络语言的规范政策，不仅引起了出版业的高度重视，并且对出版业产生了许多正面影响。网络语言的规范政策，提高了编辑出版人员对语言政策的认识与理解，使得编辑出版工作变得更加地仔细严谨，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

网络语言规范政策不仅推动了纸质出版物的发展，同时对数字出版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网络语言规范政策的有效落实，人们开始注意使用规范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的规范，使得网络上的文章更多地期刊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期刊，推动了数字出版的发展。同时，网络语的规范也保证了编制的质量。因此，网络语言政策帮助实现了数字出版的高效率化，给予了数字出版更多的优势，提高了数字出版的质量，加快了数字出版发展的脚步。在出版发行的过程中，出版社应支持“汉语规范化”语言政策，坚持使用并推广规范的汉语汉字，正确地遵循语言政策，不使用不规范的网络语言。同时，吸收网络语言中的精华，适当地、合适地融入现代语言中，让口头语，书面语更加丰富，促进语言政策的发展与现代的出版业的进步。

3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政策，在语言的规范化、主体多样政策等方面，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语言政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出版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加大对于语言政策的研究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中国的思想文化交流，让中国的语言发展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