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理论进展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

邢 芳 ，李伟军 ，叶羽西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哈尔滨商业大学 金融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金融集聚理论进展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

邢 芳1，李伟军1，叶羽西2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哈尔滨商业大学 金融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金融集聚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高级化的重要标志，是形成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学者们从多方面对金融集聚的内涵、成因、测度和增长效应等进行了研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集聚的社会效应、金融集聚的合理性和“互联网+”背景下金融集聚形态演进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金融集聚；理论进展；测度方法；增长效应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业集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金融中心作为金融集聚的高级表现形式，已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如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香港中环、上海陆家嘴等。金融集聚、金融中心和经济发展间形成了互为因果、密切耦合的共生关系。其中，金融集聚通过发挥信息外部性，大大降低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金融摩擦，优化金融要素配置功能，加速创新、产业升级和新商业模式的形成，是供给侧改革顺利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多个地区已在大力推行金融集聚战略。自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前海、浙江拱墅区等发达地区，到河南郑东新区、西安金融商务区、武汉光谷金融港、东北“哈大齐工业走廊”等中西部地区，呈现从东到西、从沿海发达省份到内陆省份的演化态势，中国版金融中心正由点到面兴起。值得思考的是，哪些因素影响着金融集聚的形成？如何衡量一个地区金融集聚程度？金融集聚又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哪些作用？等等。基于此，本文在对已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系统介绍金融集聚的内涵、成因和测度方法，以及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等，并进一步讨论金融集聚的社会效应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金融集聚的内涵与成因

早于1915年，Powell在《货币市场的演进》中，对伦敦地区银行业集聚和金融机构演进现象给予了解释，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生物学语言对金融集聚现象进行了最早关注。

(一)金融集聚的内涵

一是金融要素集聚的生态。金融集聚是金融市场中在行业、空间地理和社会层面具有关联性的机构及其相关企业，通过对金融资源和地域条件在时空动态层面进行配置、协调、组合所形成的一种规模、密集度处于金融企业与金融组合之间的中间网络组织。一方面金融集聚可被纳为产业聚集；另一方面亦可看作不同区域间金融资源集聚流动现象。[1]

二是金融要素集聚的优势。金融集聚能优化区域金融的创新、风险缓释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区域金融企业回报率，同时提供强劲的区域金融发展动力。[2]王力等认为，金融集聚不仅能通过增加合作机会和联系渠道，有效降低信息搜索成本，而且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有利于促进产品差异化，避免金融产品重复性，提高市场份额、扩大市场范围。[3]

三是金融中心的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由于规模经济不断吸引新的金融资源聚集于该区域，使得该区域金融空间集聚规模不断扩大。[4]在规模经济下，由于融资机会增加、周转资金余额提高、投资便利、银行及高度专业化金融中介集聚加速等有利条件，最终形成金融企业高度集聚的金融中心。[5]正如Porter在《论国家的竞争优势》中所说，产业集聚是一组空间地理位置趋近、同为某一特定产业或相关产业，由共同性和互补性等联接在一起的生产、制造性企业。现实中，金融集聚表现为某特定地域内金融企业、金融中介、金融监管部门和跨国金融机构集群，并基于市场联系、非市场联系而形成竞争与合作相融合的产业生态群落。这种产业群聚集推动金融资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仅在空间、规模、结构、功能和等级层面有序演变，也促进金融资源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及产业环境的交融与互促；不仅是一个逐渐演化的动态过程，也代表着一种存在的状态和结果。

(二)金融集聚的成因

金融集聚的形成，不仅受产业集聚规律影响，同时还受到信息和政府因素影响，这是由其特殊性所决定。

规模经济因素。金融集聚本质上是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Kindleberger于1974年提出金融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当某一区域集中了较多金融部门后，会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优势，进而对外部金融机构产生更大吸引力。[4]Park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角度对Kindleberger的观点予以引申，认为随着区域内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增多、规模日渐壮大，更加有利于金融机构间共享交通、人力资本等，推动金融机构间合作交流，从而在规模经济效应下降低机构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路径。[6]

信息因素。基于“市场摩擦论”、“信息腹地论”和“金融资源流动论”等角度研究表明，金融集聚与信息腹地的关系愈加密切。[7-8]李伟军等发现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呈现非相关性和非均衡性，信息服务业占比与城市金融集聚水平往往成正比，进一步验证了金融集聚中信息因素的重要性。[9]在信息不对称及其机会成本作用下，会推动金融机构主动搜索并靠近信息源，以寻找潜在非标准化信息(默示信息)，最终在信息中心地区形成更高层次的金融集聚。[10]

政府因素。金融中心得以形成的关键动力可以概括为政府、区位和技术进步。[11-12]在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过程中，北京因独具政策信息资源而更有可能成长为金融中心。[13]政府层级越高的地区一般拥有更高集聚水平的金融、信息和科研。[14]李伟军经实证研究发现，行政层级是解释中国金融业迁移、集聚的重要原因。[15]

二、金融集聚测度方法

金融集聚度代表着某个特定区域(省、市、县)金融要素的集中程度，主要用主成分法、区位熵法、空间基尼系数法和赫芬达尔指数法等方法进行评估。

主成分法。主成分法是一种常用的基于客观赋权多元统计方法，其原理是在尽可能保证减少信息损失的前提下，通过线性变换和降维处理以舍弃次要信息，最后通过以线性无关的主成分取代原有指标，避免人为筛选指标的主观因素影响。雷海波等以主成分法中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测评天津金融集聚度。[16]

区位熵法。熵，即比率的比率，P. Haggett最早提出并将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区位熵，亦可称为专业化指数、专门化率，是某特定地区内要素分布、某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等衡量指标，也是产业结构分析中评价主导产业的重要指标。实际研究中，多用某产业企业数、总产值、增加值、销售收入和从业人员等指标分别计算。区位熵越高意味着拥有越强产业比较优势。陈秀丽用区位熵法测度了四川省和重庆市1998～2012年金融集聚变化情况。[17]豆晓利用区位熵指数比较分析了郑州、武汉、合肥、太原、南昌等地金融产业集聚度，并指出郑州具备金融集聚增长潜力。[18]

空间基尼系数法。赫希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基尼系数，该指标用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随后，Krugman等为了测定行业空间分布均衡程度，又基于Ellision、Glaeser工业地理集聚指数构造出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该产业在这一地区空间集聚程度越高。[19]陈晓峰使用空间基尼系数法、区位熵法分别测度了长三角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20]白彩全等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和赫芬达尔指数等三个指标综合测定了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金融集聚度。[21]

赫芬达尔指数(HI指数)。赫芬达尔指数最早由O.C.Herfirida于1950年提出，具体来讲，该指数计算某特定产业中所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秦泰等基于HI指数与空间基尼系数对上海、山东等地金融集聚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22]

实际研究中上述方法各有优缺点。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集聚本质上反映金融行业的要素集聚水平，这不仅包括金融机构数、从业人员数等基础指标，还包括存贷款余额、证券交易量、保险业务量、金融业增加值等货币化指标，要求我们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时应尽可能全面、完整、客观，避免片面性。

三、金融集聚增长效应

大量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即增长效应。

自Goldsmith提出“金融发展论”以来，包括McKinnon“金融抑制论”、Shaw“金融深化论”等诸多实证均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同时，有关产业集聚推动经济增长的事实也得到大量文献支持。Martin等指出，产业空间集聚能够有效减少创新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低成本又进一步吸引新企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良性循环。[23]Brulhart进一步基于全球105个国家1960～2000年数据和欧盟16个国家1975～2000年数据分析证实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间的密切联系，而Mitra等甚至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间关系扩展到失业率层面。[24-25]相比其他地区，金融集聚地区内往往拥有更加充沛的技术信息、技术诀窍和技术人才，创新资源更为丰富，具有更快技术创新速度，最终获得更高增长收益。同时，企业家在选择区位条件时也更倾向于迁往银行业相对发达的地区。[26]

一些学者从城市层面检验了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陈文锋等运用区位熵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基于上海市1990～2006年数据，证明了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27]曾献东等进一步发现，上海市金融集聚不仅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甚至通过扩散效应影响江浙地区经济增长。[28]李红等利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发现金融集聚推动着地区人力资本、公司机构、资金及其他稀缺要素资源的日益集中，在未引起拥挤效应情况下，金融人力资本、金融集聚规模和金融产出密度是解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其中发达地区城市经济明显受到邻近城市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推动作用。[29]

另一些学者从省级层面检验了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周凯等利用动态面板数据，证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受到银行业集聚的积极影响，而保险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0]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金融结构特征仍表现为银行主导型，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影响并不明显。另外，一些学者进一步从非线性角度进行了检验。陈得文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1998～2012年中国区域层面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发现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处于集聚效应较强的高机制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处于集聚效应较弱的低机制阶段。[31]同样，纪玉俊等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1992～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在不同阶段，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再下降的影响趋势。[32]

另外，孙晶等研究得出，金融集聚对中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银行业贡献度明显优于证券业和保险业。[33]这一结论与前面省级层面研究相一致。杨义武等发现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影响。[34]。

四、未来研究展望

不难发现，目前学者们对金融集聚的成因、测度及增长效应方面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诸如金融集聚的社会效应、金融集聚合理性、“互联网+”背景下金融集聚形态演进等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

一是加强对金融集聚的社会效应研究。金融集聚作用不仅局限于金融产业自身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事实上，针对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有许多研究开始关注金融集聚与城市化间的关系。[35-36]这预示着，金融集聚增长效应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未来还会进一步延展至城市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等更加宽广的层面，为上述领域发展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及资本积累。

二是加强对金融集聚的边界及其合理性研究。一方面，金融集聚反映出金融业发展水平，进而发挥出经济增长效应；但另一方面，金融集聚也代表着经济虚拟化程度，容易因金融过度自由化而引发金融脆弱性。因此，金融集聚的边界及其合理性值得关注。但目前，鲜有研究涉及这一命题。我们认为，管理层对金融集聚的政策引导需要充分考虑城市规模、城市经济总量、产业定位等情况，进而寻求达到与上述因素相匹配的金融集聚程度。这也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行金融集聚战略时需考虑的问题。

三是加强对金融集聚互联网化的研究。“十三五”期间，“互联网+”将会进一步引发众多行业变革，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集聚往往着眼于金融业物理空间分布，而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衡量去空间化、隐形化的金融集聚，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新课题。面对这一新发展趋势，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互联网金融化趋势对金融集聚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如何科学测定“互联网+”情景下金融集聚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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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汪继友)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XING Fang1, LI Wei-jun1, YE Yu-xi2

(1.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2.School of finance,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Heilongjiang, China)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n unavoidable way to form a financial center. Scholars studiedon the connotation, causes, measures and growth effects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ocial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 rationality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Internet plus” and other issue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oretical progress; measurement method; growth effect

2015-09-19

安徽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2014121)

邢 芳(1991-)，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伟军(1976-)，男，河南郑州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皖江城市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

F830

A

1671-9247(2016)02-0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