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研究

李 涛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研究

李 涛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A. S. 拜厄特在她的四部曲中设计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虐恋”情节，揭露了西方男权社会环境对女性的残害——通过暴力建构女性身份，以满足男权本位的需求。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不仅体现了西方女性的生存困境，还体现了女性对男性霸权压迫的觉醒与反抗。

拜厄特；四部曲；虐恋；女性意识

“虐恋”，英文为sadomasochism(常作SM)，意为施虐-受虐狂，sadomasochism是由用萨德的名字所创造的施虐狂(sadism)和用马索克的名字所创造的受虐狂(masochism)两个概念连在一起构成的。“虐恋”的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不仅简洁，还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1]1

“虐恋”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总要追溯到萨德，在几种西方语言中都有“sadism”这个含义为“性虐”的词根，它来源于十八世纪法国萨德侯爵的贵族姓氏。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1740-1814)是十八到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被称为“色情小说的鼻祖”，但他的作品并不是以描绘肉欲的宣泄为目的，萨德在对罪恶与暴力色情的描写背后的支撑点是对不顾一切地追求人性自由的极致表达，一些含有“虐恋”情节的小说也多多少少带有同样的特性。

英国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在她的四部曲(又称弗雷达莉卡四部曲，包括《花园处女》、《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中设计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虐恋”情节，这些“虐恋”情节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弗雷达莉卡的婚姻生活中，小说通过“虐恋”情节展开了对在追求人性自由过程中所产生“痛苦”的根源的探寻。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不仅揭露了社会上的男性霸权意识形态，还展示了女性对男性霸权压迫的觉醒与反抗。此外，由于四部曲采用了小说创作技巧的革新手段——童话作品的“拼贴”，拼贴于四部曲中的童话作品的“虐恋”情节与四部曲的“虐恋”情节交相呼应，四部曲借此表达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女人似乎根本无法摆脱精神上“受虐”状态，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一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揭露了男权社会环境对女性的残害——通过暴力建构女性身份，以满足男权本位的需求。在拜厄特四部曲中女主人公弗雷达莉卡的丈夫尼基尔对她的虐恋行为就是权力体制运作的极端体现，事实上，尼基尔在潜意识中实施着对女性的“内部殖民”。

尼基尔以“爱”的名义控制弗雷达莉卡，欲剥夺她作为女人的独立自主性。在他们结婚后，尼基尔经常是一个人在荷兰打理海外的家族企业，把弗雷达莉卡扔在他几乎与世隔绝的乡村庄园中，曾是剑桥才女的弗雷达莉卡实在无法适应没有智力挑战的乡村生活，她根本无法与周围的人沟通、有如生活在异己之地，这让她痛苦不堪，她为此甚至能感到“她的手上、她的牙齿中、她的脊柱中的神经末梢的疼痛。”[2]38可当弗雷达莉卡请求尼基尔同意她到伦敦找份工作或攻读博士学位时，她得到了不无讽刺的答复，“你可以见你的朋友，你所有的朋友都是男人，我注意到了。”[2]38不难看出，尼基尔已把弗雷达莉卡看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不惜使用囚禁的方式来保证他私有财产的安全。弗雷达莉卡指责尼基尔只考虑自己而全然不顾及她的感受，尼基尔说，“剑桥惯坏了女孩子，剑桥是一张温床，它让女孩子太有思想。”[2]38在尼基尔看来，女孩子是不应该受太多教育的，那样的女孩子会威胁到他的支配权。尼基尔维护他对女性支配权的最有效的能力就是他的语言，在用语言进行攻击与中伤后，他总是用甜言蜜语来抚慰妻子受伤的心，“我生气只不过是因为我爱你，让你留在庄园里是因为我爱你。”[2]38尼基尔掌握了绝大多数男人没有掌握的语言能力，对他来说，“语言在这个世界的用途就是让事物存在于它们应该存在的地方。”[2]39于是，在用羞辱性语言对弗雷达莉卡进行打击和花言巧语进行哄骗后，尼基尔把几近昏厥的她抱回卧室，让“弗雷达莉卡的身体温暖而愉悦。”[2]40后来，尼基尔昏睡过去了，他仍用粗壮的胳膊把弗雷达莉卡搂在身旁，他以“爱”的名义禁锢着弗雷达莉卡的身体，也阻断了她在文学道路上的职业梦想。

尼基尔通过“虐恋”规训女人，把支配女人的欲望“性感化”。在尼基尔发现语言上的暴力不奏效后，就把对弗雷达莉卡的攻击升级为身体上的暴力。尼基尔想切断弗雷达莉卡与外界的联系继续保持他的支配权，他警告弗雷达莉卡，“你已经不生活在你原来生活的地方了，你生活在这里，在这里我不喜欢你收到多愁善感的诗人的来信，在这里已结婚生子的女人仍旧与从前的男友保持联系是不被允许的。”[2]79可他并没有如愿，自从她意外地与一位旧时友人重逢并收到他的来信后，得知了她地址的其他朋友也开始不断写信给她，他们大都是弗雷达莉卡在剑桥时的朋友，只是想向结婚后就不知下落的弗雷达莉卡表达问候，可占有欲极强的尼基尔对这样的问候也无法接受。从前他在家度假的时间很短，可这次他一反常态，决定推迟回荷兰工作，并以陪伴家人为理由监视弗雷达莉卡的行踪。一天，弗雷达莉卡发现尼基尔一个人躲在卧室里读她朋友们的来信，这让她怒不可遏，一番争吵后，狂怒中的尼基尔对弗雷达莉卡的身体施以暴力，她忍着疼痛还击他，可却遭到了尼基尔更大的打击，尼基尔在突击队中学过空手道，他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了她的命。就这样，在暴打了弗雷达莉卡后，尼基尔又把他抱回房间，在遍体鳞伤的弗雷达莉卡的身上表达了对她的爱恋。福柯曾指出变态的性恋“是一个工具效验：正是通过对处于外围的性状态进行分离、强化和巩固，权力与性及权力与快感的联系才得以生枝、繁衍。”[3]尼基尔乐于享受的正是规训女人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快感，哪怕为此不得不使用暴力。

尼基尔是想通过虐恋行为维持家庭中的“性政治”，或解释为“内部殖民”。无论尼基尔还是他的家人都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源自对弗雷达莉卡的爱，但与之相伴的还有训诫的枷锁和惩戒的“拳头”。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坚信“性政治”常常“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4]尼基尔与弗雷达莉卡的婚姻生活就是此种“性政治”的典型例证，尼基尔认为对女人的控制权天经地义、不容侵犯，他对弗雷达莉卡的爱恋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虐恋”情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体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还体现了女性对男性霸权压迫的觉醒与反抗。四部曲在男性与女性追求自由的碰撞中，从一个侧面透视出20世纪60年代因为家庭羁绊无法施展自身才华的西方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面对男性霸权的忍无可忍的心理状态。

弗雷达莉卡意识到尼基尔是在用“虐恋”强化他的统治地位。弗雷达莉卡已对尼基尔所谓的“爱”感到绝望，关于这一点叙述者有这样的描述：看着尼基尔睡梦中的脸庞，弗雷达莉卡记起了威廉·布莱克的有关满足了的欲望的表达，接下来，想着自己的不幸经历，她又背诵了一段约翰·唐恩有关一个用脸颊说话的死去的女人的诗句，在尼基尔变态的爱中，弗雷达莉卡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死去。尼基尔为维护强权在弗雷达莉卡身上留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的痕迹和无法抚平的心理创伤，觉醒后的她极其渴望摆脱男人对女人设立的规范。主修英文专业的弗雷达莉卡曾是剑桥国王学院最出众的女生，做过《时尚》(Vogue)杂志的专栏作家，可在哈利福德郡乡村隐居几年后，弗雷达莉卡已经几乎变成了村姑，“她昔日的躁动与活力已消退，同时一起消退的还有她的女性魅力。”[2]19当再也无法忍受乡村的乏味生活的弗雷达莉卡下定决心到家以外的世界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时，尼基尔居然向弗雷达莉卡抛出了斧头，把她砍成重伤，以此阻止弗雷达莉卡的出走。这一桩桩、一幕幕都验证了弗雷达莉卡对尼基尔的评价，“你根本不在乎我，你在乎的只是你的房子和你自己。”[2]38弗雷达莉卡已经意识到尼基尔把自己设定为存在的意义的核心，而女性在尼基尔看来是根深蒂固的“他者”的身份，在他的意识中，男人和女人不能拥有相同的“心灵地貌”，女人只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在弗雷达莉卡看清尼基尔的真面目后，他的“虐恋”行为中虚伪的“爱”的面纱已悄然滑落。

四部曲中的“虐恋”效应加强了觉醒后的弱女子向男性霸权发起挑战决心和勇气。尼基尔不仅以“爱”的名义禁锢、控制、凌辱弗雷达莉卡，遏制她职业发展的渴望，而且，他本人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让弗雷达莉卡不得不承受更大的精神上的折磨。尼基尔喜欢色情、刺激的生活，弗雷达莉卡发现他收集了一大箱子美女图片，其中有印有女人图像的杂志，也有单张的图片，在那些淫秽照片上，也能看出尼基尔的虐恋倾向，那些浑身赤裸的美女大都被五花大绑，呈现受虐的状态。此外，尼基尔还有嫖宿娼妓的恶习，还让弗雷达莉卡染上了不干净的疾病。尼基尔以暴力手段占有、控制她的身体，不允许她成为有职业的独立女性，自己却以生意需要为名在外花天酒地，他对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表达过歉意，因为他认为这是男人应享有的特权。弗雷达莉卡已对尼基尔绝望了，她下决心伺机偷偷离开了囚禁她的牢笼。弗雷达莉卡勇敢地承担起独自抚养孩子责任，她在伦敦吃了很多苦头，由于一开始没有收入来源，她和儿子不得不借宿在朋友家里，后来，在做了艺校老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工作后，才勉强有能力和别人一起合租一套半地下的公寓。即使再艰难，弗雷达莉卡也还一直坚持写作，并成功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弗雷达莉卡在为重新建构女性身份进行着艰苦的努力。

尼基尔把“虐恋”展现得淋漓尽致。四部曲通过“虐恋”情节揭露了人的深层本质——对权力的渴望，“异性恋的虐恋活动默认了男性的专制特权，男权制与异性恋试图将权力关系固定下来，使一方永远统治，另一方永远服从。”[1]241但四部曲中尼基尔的“虐恋”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弗雷达莉卡清醒地意识到尼基尔的“虐恋”心理，是在两性生活中对权力关系的复制。尼基尔在对弗雷达莉卡的“虐恋”中享受着对权力的想象，尼基尔“虐恋”行为所残害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体，而且还包括她作为独立女性的意志，因此，弗雷达莉卡对“虐恋”的反抗的实质自然是对贬低女人身份的行为的反抗。

三

在四部曲的“虐恋”情节中，作者用童话隐喻的形式展现了女性抗争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的努力，有着耐人寻味的审美指向和文化意蕴。拜厄特对童话故事在小说中的拼贴情有独钟。童话以自然的表达方式使小说要传达的思想更易于被接受，童话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瑞士民俗学家卢塞在评论童话的功能时就曾这样说，“童话能解答在人类生存中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5]童话版“吹口哨的女人”因同传统文化的疏离而孤立无援，被置身于缺乏归属感、被异化的困境，同四部曲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们所代表的是对社会偏见的强烈声讨。此外，本已不幸的童话中的“受虐者”——“吹口哨的女人”与现实中的“受虐者”——弗雷达莉卡相比还是幸运的，四部曲由此间接地呈现出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令人痛心的窘境。

童话中“吹口哨的女人”与现实中弗雷达莉卡的故事相互呼应，两个版本中的“受虐者”同病相怜。拜厄特四部曲的第四部小说《吹口哨的女人》是以有关“吹口哨的女人”的童话故事开始的，作为与主文本形成互文关系的子文本，童话版的“吹口哨的女人”的故事非常耐人寻味。在童话故事中，北部高寒地带有一群“吹口哨的女人”，她们长着鸟的喙、爪和灰色的翅膀，但还保持着人的身形，腰身纤细，她们来自一个山谷中叫维莱尔顿的一个国度。维莱尔顿的国王是懂法术的男巫，他还教会他的王国中的男性公民“变形术”，男性因此可以随意把自己变成狼或熊等凶猛的野兽并到山谷外的冰天雪地中游走，去探察冰情，戍边卫国，然而维莱尔顿王国中女人们的任务是纺纱、耕种和教养孩子，尽管她们非常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速度、寒冷和黑暗的力量，但她们却只能终生呆在山谷中。一个少年向她们传授了一些变形术，她们就给自己做了羽毛披风，在夜间借着风势飞出山谷，黎明前再飞回来。后来，她们的秘密被发现后被处以火刑，面对严酷的惩罚她们开始集体反抗，她们吹响了令维莱尔顿的男人们惧怕的口哨声，才在被烧死之前逃离了维莱尔顿，从此她们被称作“吹口哨的女人”，成为邪恶与丑陋的化身。童话版的《吹口哨的女人》震撼人心，原因在于蕴于其中的、极具感染力的愤怒情绪，不难看出，“吹口哨的女人”就是弗雷达莉卡身心苦痛的代言人，她们同样经历了遭受“虐恋”的命运。“吹口哨的女人”是童话世界中的受虐者，她们被迫变成了一半是鸟，一半是人的“吹口哨的女人”，她们的口哨声中吹出的是对不受束缚地发挥个人才智的欲望的呼号，这是女人更重视的在精神上不遭受“虐恋”的欲望。

曾遭受“虐恋”的“吹口哨的女人”与弗雷达莉卡有非常相似的心路历程，体现出社会对有个性主张的女人的憎恨与排斥所带给女人的痛苦。童话中的“受虐者”——“吹口哨的女人”与现实中的“受虐者”——弗雷达莉卡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吹口哨的女人”的处境被理想化了，她们可以飞往无人之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弗雷达莉卡却永远无法成为与社会不关联的女性。

因为无法脱离现实世界，与“吹口哨的女人”相比，弗雷达莉卡的境遇要更为悲惨得多。首先，弗雷达莉卡在离婚过程中深受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的打击。帮弗雷达莉卡打离婚官司的律师阿诺德·拜戈比本人就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他坚决不同意把“不能外出工作”列为起诉离婚的理由，而且在他看来，弗雷达莉卡在离婚诉讼中只提出要孩子的监护权而不要赡养费是可笑的。律师的态度代表一种当时公众认同的观念，就是女人的天职是在家里带孩子，而不接受男人供养的女人就是离经叛道的；不仅如此，庭审时的经历让弗雷达莉卡更感不堪，法庭上根本无人向在肉体和精神受到过双重虐待的弗雷达莉卡表示同情，她俨然从受害者变成了过错方。“虽然是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六十年代，然而法院还是由那些带着十八世纪的假发和十九世纪的道德面具的老男人们掌控着，她被打成了浆、捣作了泥、遭羞辱、受打击。”[2]468再有，在离婚后的生活中，弗雷达莉卡同样能感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威力。有些女性都挖苦弗雷达莉卡，“丢失灵魂的人应把灵魂找回来”。[2]253这说明了两方面的社会现实，其一，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女性不能有自食其力的独立精神，否则就是“丢失灵魂”的人，体现了男权意识形态限定女人权利的社会现实。“通过习俗的象征机制，也就是通过习俗系统的排除作用，一些附带的东西变成了规定——限制性书写，限制的重点没有放在男性上，而是通过意指重点限定了女性的权利。”[6]其二，说明一部分女性已被男权意识形态同化，接受了受奴役的地位，甘愿为男性所支配，同时甚至还成了男权制的帮凶。此外，弗雷达莉卡的工作经历让她认识到女人是永远无法摆脱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弗雷达莉卡在BBC电视台主持有关“自由女性”的访谈节目，但访谈节目的导演却是男性，他把采访背景设定为厨房，一切都表明“自由女性”内涵的解释权归男性，他们虽然把“自由”的名头冠以女性，但他们仍旧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思想权甚至是审美权。

拼贴于四部曲的童话故事《吹口哨的女人》起到了“不琢而巧”的效果，辅助呈现了四部曲独特的女性意识。现实中的“受虐者”——弗雷达莉卡无法像童话中的“受虐者”——“吹口哨的女人”一样成为不受社会规范制约的“解辖域化”女性，因此，弗雷达莉卡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女人只能无条件接受男人的病态人性，女人永远无法逃脱受制于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的命运。女性的“反叛是一种无用的姿态，只能在脱离实际的美学形式中被享用，永远不能被阐释为文化行为。”[7]弗雷达莉卡的故事可以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当时，女性的反抗无异于“与虎谋皮”式的努力。因此，当读者还在为童话版和现实版的“受虐者”的遭遇唏嘘不已之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弗雷达莉卡最终放弃了与男性霸权的抗争，她选择生下新男友卢克的孩子，从一个“自由女性”回归为被社会接受的“正常女人”，她不再想以女人的身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因为她已认识到如果那样，即使是她取得了成功，她只不过会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吹口哨的女人”——“司晨”的“母鸡”。究其原因，恐怕露丝·伊利格瑞的解释最为贴切，“最能体现和表达人类高尚价值的‘超我’的内涵是绝无例外地由男性独自制定的。”[8]也就是说，女性无法替自己制定规则，她们的反抗永远是徒劳的。

弗雷达莉卡与“虐恋”抗争的过程事实上成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西方知识女性从勇于挑战命运到接受无情现实的过程，于是不久后父权制的祭坛上又会有一位回归的“天使”。

四

在“虐恋”行为中，权力关系被“游戏化”，但被“游戏化”的权力关系是不会脱离社会舞台的，因此拜厄特四部曲中“虐恋”行为渗透着政治行动主义，呈现出男性借助男权文化支配女人的欲望。“虐恋”中的施虐者不但残害了女性的肉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以扼杀女性在社会上发挥个人才智为目的，旨在把女人的身份永远降格为男人的附庸。“虐恋”行为是人类多元情欲中的一元，“虐恋”中的身体是承载社会意义的载体，四部曲中的“受虐者”——女主人公弗雷达莉卡和以拼贴形式出现的童话故事中的“吹口哨的女人”都是表达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觉醒与抗争的意象符号，浸透着控诉男性霸权文化的欲望。但只可惜弗雷达莉卡的反抗不得不以妥协告终，因为她所面对是无法撼动的社会现实，就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所慨叹的，“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旧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4]拜厄特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作品中却一直浸透着发人深省的女性主义思想。“拜厄特的女权主义并不表现于任何教条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女权主义理论，它们表现了身为女人却无法发挥自身所拥有才能的痛苦以及女性以各自不同方式所作的抗争。”[9]可以说，四部曲通过“虐恋”情节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的生存境况做了更进了一步的剖析，弗雷达莉卡不得已的妥协的痛苦经历正是对女性无法摆脱“受虐”状态的事实的更强有力揭露。

[1]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2]Byatt, A. S.AWhistlingWoman[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3.

[3]米歇尔·福柯.性史[M]. 张延辉，林莉，范千红，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49.

[4]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 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5]Luthi,Max.TheEuropeanFolktale:FormandNature[M]. Tr., Jon Erick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84.

[6]Kristeva, Julia.PowersofHorror:AnEssayonAbjection[M].Tr., Leon S. Ro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73.

[7]Butlar, Judith.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M].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2：99.

[8]Irigaray, Luce.SpeculumoftheOtherWoman[M].Tr., Gillian C. Gill.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80.

[9]金冰.天使在人间—— A.S.拜厄特对砸艾米莉·丁尼生的重构[J].国外文学，2010(3):72-80.

(责任编辑 文双全)

Research on theSadomasochismComplex in the Quartet by Byatt

LI T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Byatt designs in her quartet the shocking sadomasochism complex and exposes the persecution from the western patriarchal society environment on females that is connec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emale identity by violence to meet the needs of patriarchal orientation. And this complex not only describes the female living predica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but also their awakening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oppression from patriarchal hegemony.

Antonia Susan Byatt(1936- ); quartet; sadomasochism; female consciousness

2015-07-10

北京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项目：经典英美文学作品赏析(KC2015TS02)

李 涛(1971-)，女，辽宁鞍山人，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I561.074

A

1671-9247(2016)02-0020-04